第八章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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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操练了几个射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逼,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射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煳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奸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肉!……”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奸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肉,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奸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