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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血》问世后,有位战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把我写得太恶劣了,我真有那么可恶吗?”听他声音充满委屈,还有点悲愤,我笑了说:“你不如他可恶;但你也不如他可爱。”他又说:“那你写的究竟是不是我呀?”这下我张口结舌了。他如今已是位颇有名气的青年音乐指挥家了,却把小说与生活的关系看得如此直接。还有一位非常硬朗地活着的战友,我在小说中让她死了,自然更让我提心吊胆,怕她一旦向我发难:“就算我俩过去不和,你也不必咒我死啊!”那我更说不清了。虽然我用最高贵的一笔——死——来完成一个至美的人格,但我恐怕还是得不到‘彻底的原谅。我不如趁现在费些口舌,讲讲我对“死”的吝啬。我从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xdx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尽管我这般累赘地表白自己用心善良,人家信不信却由不得我。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将奉献给读者,同时奉献给战友们。假如他们读毕此书,就将我派定为书中女主人公,那么我同样有口难言。陶小童与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在还原生活方面,它与《绿血》已拉开了不短的距离。我不否认小说中大量的生活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生活场景的描写会勾起战友们清晰的回忆。但我并不仅仅采集生活,再忠实地将它们制成标本。这些生活在我笔下变得有些奇形怪状,令人发笑又令人不快。十多年前,我们存在于这些生活之中,毫不怀疑它的合情合理,而多年过去,当我的目光几经折射去回望时,当年合情合理的生活就显出了荒诞的意味。于是,我便对同龄人整个青春的作为感到不可思议。
十年,我们赤诚而蒙昧。反常的社会生活必产生反常的心态,种种不可思议的行动便是反常心态的外化。因此“悄悄话”一眼望去,满目荒唐。为强调一种荒唐效果,使人们透过荒唐去重新审定整个民族的素质,我在《悄悄话》的创作中背叛了我曾经的手法。在人物设计中,我也企图挣脱人物命运的困扰,尽管它长久以来作为小说主动脉存在着。我给每个人物设计了怪癖。他们的怪癖可以说是社会荒谬因素的浓缩。或者说,这种怪癖不是通常理解的怪癖,它成了一个个似是而非的人物符号。《绿血》之后,我试着不通过性格刻画来写人,写个性而不是性格。也许这种“人物符号”求得了一点神似。它谈不上丰满、真实、多侧面,但我认为比起《绿血》,它向人的本质迈进了一步。
在“悄悄话”写作前,我把握十足,感到这部小说我一定会写得出色,但掩卷之后,尤其几个月后重翻一遍时,便十分恼恨自己,无一处不是言不达意,较深的思考到纸上竟如此肤浅,几乎没一个段落让我得意。但鉴于我目前的才力,也只好充满遗憾地送它上路。
记得我发过誓,这部小说若写不好,就永不再写,看来我对我拥有的生活、细节过分依赖,也对自己的聪明寄希望过大,结果自己辜负了自己。三十岁的今天,我把“悄悄话”自胸怀捧出,若有所得又若有所失。荒唐年代的荒唐事,我也庄严地参加进去过,荒唐与庄严就是我们青春的组成部分。但我不小看我的青春,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也算作信仰了。凡是信仰过的,都应当尊重。我尊重它,写下它,便对自己的青春有了交代。
作者一九八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