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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回想起来,徐北方和我疏远,是从我参加那次“先进分子”大会之后。那时他已拿到美术学院的录取通知,正在说服刘队长放了他,他来找我,希望“先进分子”能帮他一把,去机关上层活动活动。
我说不清当时我对他说了什么,大致意思是劝他不必那样看重上大学。有一点我明确告诉了他:像他这样死乞白赖地要去上大学实在够呛!反正我决不会那样。
我说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刘队长手里现成就有一个名额。他找我谈,严肃地宣布,这个名额给我。
“让我上大学?”
“我反复考虑,决定给你。”
“为什么是我去呢?”
“因为就应该你去。”
“要是我不去呢?”
“为什么?”
“也许我真的不去。”
“去吧。不容易啊。人人都想去,但我只能给你。”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宝贵的名额。”
但我把这惟一的宝贵名额让出去了。让给了那个炊事兵,他曾在包子里放过煤油,后来又把做豆腐的石膏当淀粉烧到菜里。我一出让名额,刘队长马上就想到了他。可他没考取,这不怪我。伊农对这个白白糟踏掉的名额痛心得捶胸顿足。有人说,谁要送伊农去上大学,那就干了件功德无量的事,从此这院里会减少一半噪音。
徐北方开始做上大学的一切准备。他拿着团支书画的幻灯片对刘队长说:这样画马马虎虎能对付了。可看过那幻灯片的人都说,团支书画得真像蔡玲那块印着“韶山”的手绢。不管刘队长同不同意,徐北方反正开始打点行李了。他把许多不能带走的东西都扔到院子里烧,好像要跟这世界永诀。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我要走了。”
我不吭声。
“你没听见吗?我要走了,真的。”
我仍旧看着他。他烧了许多陈物,是不是意味着把往日所有的事一笔勾销?
“你干吗一本正经绷着脸?我说什么你没听见吗?”
“你说你要走了。”
“是啊,咱们的事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还爱我吗?”
我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然后左右望望。
他便不说什么了。他把大摞日记本扯开,一页页投进火里。有时停下来,感兴趣地将某页研究一会。这些日记全没用了。他曾用那种复杂的法子记它,把英文、中文、拼音字母和数目字并用,为的是谁也甭想看懂。结果连他自己也看不懂了。各种莫名其妙的名称搞得他晕头转向。他有次对着日记本大发脾气,因为他不明白里面怎么会出现“茄子”这词,“难道我他妈记的是伙食账吗?”后来使劲回忆,才想起这是给某人编的代号。
他烧得纸灰飞了满院。我便领着八个新兵来扫。她们跟我在后面闷闷不乐地扫,像我当年一样被动、心不正焉地东一下、西一下地扫着。我严肃起来,对她们讲:“不要小看扫地这样的小事……”
徐北方拨弄着火堆,虽然逆着夕阳余辉,我仍看出他脸上出现了不怀好意的微笑。当天晚上他想约我出去谈谈,但我拒绝了。
现在想起来很纳闷,我怎么会拒绝呢?
记得他当时很失望,看了我很久。
“我想不通,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
我说:“我真的有事。”
“我知道,你有许多重大的正经事!”然后他就急匆匆转身走了。最后一刹那,我看见他突然笑了一下,笑得怪可怕,有点像那种精神失常的人。
我就是那样对待他的。但我不能骗自己,我多么爱他!我那样彻底地令他失望,真不知为了什么!他走了。我冷峻而轻蔑地对待了他惟一的一次真爱情。我当初把自己搞成那副不可亲近的样子,把他吓跑了。我在毁了他感情的同时,也毁了我自己惟一的一次真爱情。
我就是那样下狠心割舍掉一切心爱的东西。上大学,是多么诱人的事。刘队长一对我说起,我顿时感到脑子里一片五光十色。我也许比任何人都渴望去那儿。静静的校园,肃穆的图书馆,我比任何人都适于去那里。我会是个好学生,我的素质和基础决定我将有优良的成绩。我会比任何人都更合理地使用那里的一切,珍视那里的一切。所以,它对我的诱惑比任何人都大,我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从小我就像背口诀一样对人们说:上了小学上中学,中学毕业上大学。大学,是我印象里最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去处。不上大学的人都是笨蛋,糊涂虫,没出息的东西,阿爷就这样告诉我的。可我不再对阿爷的信条感兴趣,也未必正确。他死了。上大学这事,使我发现自己并不像外表上那样过硬;它戳到了我的最痛处也是最舒服处。我发现心里萌发一种遥远的渴望,在我灵魂那片旧的土壤上。
上大学,我为自己进步搭起的脚手架就全拆了。我刚适应部队,想起这个艰难困苦的适应过程,我就一阵颤栗。对我来说,“改造”似乎是个有形的东西,要想适应它的形状,必须先粉碎自己。粉碎是疼痛的,流血的。血若是自流,会更痛。所以我要珍惜。珍惜我经过艰苦磨炼、多次反复才获得的顽强自我。珍惜我新的形象。还珍惜什么呢……一切。我含糊而肯定地回答自己。比起大学,部队对我倒更必需,这是我当时的结论。
可我的高姿态却并没有让谁走运。那个炊事兵一听说惟一的名额落到他头上,简直像大难临头。他对考试做的惟一准备就是换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虽然那些考题都容易得要死,他还是差点在考场晕过去。我的高姿态就是这结局。谁料他笨到那种可悲的地步呢?而高力却能从容自如地在那种尖端学科里混下去,尽管他对开平方都一窍不通。他神气活现的样子,似乎世界上没什么事能难住他。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宣传队,为的是要找徐北方算账,并对众人宣布,他将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流氓事件。
有人看见高力这家伙骑着摩托在街上兜风,后面带着个漂亮姑娘,但不是孙煤。高力那家伙,他的摩托车挎斗简直就是陷阱。
孙煤把她和高力的最终结局跟我谈了之后,我就想,总有一天,谁去把那家伙的摩托车砸个稀巴烂。等着瞧,这事早晚有人干。
孙煤的悲剧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这悲剧的普遍意义在于,所有的漂亮姑娘都会心甘情愿地、一令接一个坐进高力的摩托车。这悲剧在于,屈从权贵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就这样,他一句话,我们就吹了。”
孙煤讲完,一仰头,让一头浓发从军帽里倾下来。又像骄傲,又像绝望。她长时间地保持那个姿态,似乎想找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吹了,就那么回事。”
她替我做完一切治疗后,又对我说:“我现在想起来,高力为那张裸体画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是想甩掉我。他总得有个借口吧。其实他自己怎样?我不去说他了。他对我干的那些事我讲不出口,我跟谁说去!我自讨苦吃,活该!”沉默一会儿,她一双俊俏无比的大眼睛诚实地凝视我:“我跟你说,徐北方除了画我,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你信吗?”
我应该信。我爱他,因此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