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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头一回吻我,是吻在我嘴与耳朵之前那段“开阔地”上面。我的面孔有更合适的地方承受吻,可他偏偏在这儿、这个毫无诗意的部位来了一下。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吻,我激动得不得了,全力以赴地感受着,像受了致命一击。说实话,那滋味妙极了。我没想到那么微小的一下接触,会给我带来头晕目眩的快乐。
他呢,他在吻了我一下后愣住了。忽然从口袋掏出一块抹布一样脏而皱的手帕,在我被吻过的位置用力一擦,接着又轻轻擦了几下。就像他一时兴起,在画布上抹了一块不相宜的色彩,又觉不妥,匆匆将它刮掉。
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擦掉那个吻。可惜他擦不掉,到现在它还清清楚楚留在原处:就在我嘴与耳朵之间,这段“开阔地”。
我从此怕见班长。我觉得我脸上带着那个吻会被她一眼识破。可她始终没识破我,仍把我当最贴心的好朋友。那时她跟高力越来越热乎,高力每星期起码为她写一打情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指出他的诗是抄雪莱的。孙煤情绪不仅没受打击,反而更对他崇拜:“他能看懂外诗呢!”我连他们的约会暗号都知道,高力一摸军装的第二颗钮扣,孙煤准跟了他去。我有幸回回参加他们的约会,不过我知道有时他们很不需要我,我就礼貌地避到一边去。我避开后他们干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就是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吻的那晚,我差点把一切都告诉徐北方。那家伙爱孙煤竟爱到两眼一抹黑的地步!他对孙煤和高力的关系很苦恼,自尊心又不允许他表现出来,因此他看上去茫然无措。偶尔表示疑惑,孙煤死不认账,他就作罢了。
那时女兵们对孙煤议论很激烈。她们说班长这回可撞对了地方,一头撞进副司令的小洋楼里。徐北方能和高力比吗?高力的衬衫永远是雪白的,皮鞋一贯是贼亮的,并且,他抽烟绝不把手指头熏黄。总之,他所具有的一切次要美德,都被女性普遍称道。而我跟一般人不同,那仪表堂堂的形象总让我感到有点假模假式。
那天晚上我想把真情讲出来,也是出于对徐北方的担忧。有人断言高力被惹急眼,非给徐北方好瞧的。那公子脾气大、热情高,真干起来,徐北方肯定吃亏。高力调宣传队之前在炮团当五炮手,又到军区体工队掷过铁饼。我想叫他提防着点高力。
当然,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或说是告密的主要目的。我那目的如今想来够卑鄙的。孙煤所有真心话都对我讲过,我只需完全客观地、轻描淡写地把它转诉一遍就成,‘那痴小子准会气疯。徐北方是个挺要面子的人物,一旦发觉自己卷进这么个无聊的三角关系,并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他是会报复的。
他的报复对我有利。我对他的钟情便是他报复的武器。他会毅然抛下她而选择我——这就是他报复的形式。那样一来我就会得逞,靠女伴的信任得逞。我乘这男子感情上有了空档时投了机;我用那姑娘的信任换取这男子的信任,我于是成了感情上买空卖空的掮客……
只差一点,真诚可问天的我就成了那样的下作坯。
我在关键的时刻封了口。以至眼下我对班长不怎么愧怍。我始终没出卖她。
人啊,知道了别人的隐秘是多么痛苦的事。一旦人家信赖了你,把自己的隐秘交给了你,你就有义务盛装和密封这些隐秘。你对人的隐秘掌握得越多,你的责任便越重大。万一这些隐秘在你心里发酵——就在他吻我的那一刻——密封它是太难太难了。这需要动员道德、意志等等人所具有的一切高尚力量。我也未必能永远高尚。
我当时毕竟没有出卖班长。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不像话,那是她的事。我的确没多嘴。可她也太损了,竟给了我个大嘴巴。我看得出,她非扇我那一下才好受。
我望着她奔跑的背影想着。她在这个山区小火车站月台上疯跑,简直不要命了。
车站已响起长长的哨音,表示列车将准时开出。它在这小站上只停了两分钟。他们猛追,也只追上了个车屁股。现在我躺的这副担架被撂在铁轨上,除了我不喘,他们全盯着缓缓启动的车大喘特喘,一个个都喘得像八十岁老头。孙煤还在月台上跑。她试图告诉信号员,让他阻止列车。
可列车已慢慢向前滑动。哎呀呀,他们一个个喘得真可怜。
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色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感,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硬、呆板、自以为是地挺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慰问演出,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出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
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