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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万万没想到救护车也会抛锚。
我曾把救护车看得很神秘。那年元旦，炊事班的小周就被这白家伙带走了。他被弄进去的时候我想，这车活像个白色的笼子。起初刘队长对大夫的诊断将信将疑，后来他疯得越发出格了，偷偷给军委写信，报告他的发明成果。军委把所有的信全转回来，大概首长们被他烦死了，让我们这边赶快处理。他在救护车里又喊大叫，哭得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伤心。车开走时我都有点想哭了。
司机修了一会儿车，说根本找不出毛病在哪儿，就是开不动。它只是成心不帮忙了，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就这样，它一动不动。这白笼子。
周围一片沉默。他们在遗憾。我不用睁眼也知道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别提多灰心了。他们兴冲冲把我抢救到现在，眼看有希望了，这下好，前功尽弃。我害得他们两天两夜没睡觉，结果却白搭。看他们那意思我是快到终点站了。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我是怎么硬撑，也不能让他们满意了；他们原指望我起码坚持到手术台上。干医务这行谁高兴伤病员在自己手里断气？我害得他们交不了差了。当然，他们也舍不得我，短短两天我们相处得不坏。我一断气，他们少了个旅伴；并且少了我，他们剩下的路程一定是百无聊赖的。
我知道，孙煤的目光此刻在我身上轻轻地掠来掠去。我现在的样子很狼狈，真不愿意她把我这副样子牢记下来。我呢，也尽量不去想她凶起来那张脸。
我第一次看见这张漂亮的面孔变得凶悍简直吓坏了。我当时在写第二期黑板报稿子，只听很响很响的一声：“哼！——”
我回过头看见完全走了样的班长孙煤，马上明白她的来意。我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条人们都关心的“不良倾向”，即男女作风问题。我尽管写得圆滑婉转，好心好意，仍把她气成这副样子。
“你少来这一套！”班长手一挥，“你自己坐得正、行得稳吗？假正经！”
我想班长言过其实了。我至少没她那些胡作非为，充其量，我只在心里浪漫，有时想点不该想的念头，或叫想入非非罢了。
“哼！我告诉你陶小童！你不要人小鬼大，平常装得跟真的一样！我哪点错待了你，你说！”
找有点丈二和尚摸不清头了。她说这话什么意思？写黑板报纯属不得已为之，可听她那口气，好像我干了什么大缺德事。
“你有脸写别人？！你自己干了什么，好好想想吧！……”说完她要走，我一把拉住她，要她讲讲清楚，不然我也冤坏了。
她“咣”的一声关上门。
“别装了！当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我忙问谁。
“谁？我问你，你的拖鞋呢？”
“不知道，丢了好几天了……”
“再问你，你的梳子呢？那把红的！”
“好像……好像是昨天丢的。”
“全答不上来。好吧，你要装傻我就不客气了！”她噔噔噔冲出门，一会儿又冲回来，“刷”的一下，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双拖鞋，往我面前一摔：“这下不装了吧？你的拖鞋怎么跑到男宿舍去了？还有这把红梳子！”只听一声脆响，我那把心爱的梳子碎成两半。
“啊？！”我完全像个呆瓜。我的拖鞋和梳子一向是规规矩矩跟着我，它们怎么可能跑到男宿舍去。
“别急，我还有证据——”
孙煤够身往我床下看，我也跟着她一块探身。“那个蓝肥皂盒是你的吗？”
我忙说：“不是！”
她用脚把它够出来，反复掂量着，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我床下勘探到一块稀有的矿石。“你知道它是谁的？”
“不知道……”
“还要装？！”她把肥皂盒也往我脚前一扔。“告诉你吧，我早就发现你跟他明来暗往！”
“我是不知道哇！”我这一声叫得真有点惨。
“有种干，就有种承认！我跟谁好敢当着全世界讲！你们这叫干什么？”她用脚轻蔑地点点肥皂盒：“搞这些花样真让我恶心！”
我糊里糊涂让她骂到现在，已经头晕眼花了。
“你说，你跟徐北方到底怎么回事？”她忽然用颤抖的嗓音问我道。
“你的意思是我跟他……”我一阵绝望。
“不是你是哪个？你的拖鞋和梳子就在他床底下，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这个肥皂盒是他的，怎么到你这儿来了？你说呀，怎么回事？！”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的拖鞋和梳子在一个男子床下，这事谁听见都要会心一笑。再看看那个蓝色肥皂盒，我突然毛骨悚然。假如这世上没有鬼，那我无疑是卷到什么大阴谋里去了。
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班长手下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她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弄得全班都在猜测，陶小童到底干了什么坏事。有一天她突然对我好起来，又哭又笑地向我检讨。谢天谢地，万事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一切都没有变化。救护车像是先我一步死了。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
“这里离火车站不远！把她抬到那儿去……”有人兴奋起来，建议道。
孙煤这时咬牙切齿地说：“走！抬！”
这回抬可不容易：他们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两个瓶子，因为没这些瓶子管子在我身上输入输出，我就得完蛋。于是我们就这样琐琐碎碎地上了路。外面空气很好，它给我一种错觉：我已摆脱了危境。夜里清凉的风使我对自己的生命突然产生了信心。我或许不会死了。所有人都把步子迈得尽量匀称，我不反对在这样美好的夜晚做一次集体散步。
我想，我这短短的一辈子没做过对不住人的事，但我对我的老阿爷可不够意思。我参军后，他从没给我写过信，尽管我给他的信很稠。我在参军这件事上把他给得罪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耍那种手段。
我从十四岁那年碰上那个军人开始，我就铁了心要当兵。我这心思跟阿爷没透露过，跟任何人都没谈过，但我是铁了心的。那年春节，我听说上海有许多部队在招文艺兵，就跑去了。自阿奶故世，父母再不请阿爷去上海吃团圆饭了。总是我两头跑跑，给双方捎点由我瞎编的问候。父亲谈到阿爷时，总是那样苦大仇深；他在单位不很吃得开是因为阿爷那段不过硬的历史。听说阿爷叫什么“伪职人员”，父亲常感到替一个继父背这类包袱很划不来。
到了上海，我就偷偷打听到考场所在。那阵势很吓人的：主考人齐刷刷是一排军人，许多女孩往他们面前一站就成了木偶。好些姑娘都比我本领大，会新疆舞的扭脖子、蒙古舞的抖肩膀。我想，这里到底是上海。和她们一比，我成了乡下人。我穿着一双打掌子的布鞋，在考官们严肃目光下，寒酸地立起足尖来。我穿这双鞋简直像来捣乱的。
我连着几天都在跑考场。最后一位大块头老军人对我颇赏识（他就是后来的刘队长）。他看我跳了一段，说不错不错；听我唱了一段，说还不跑调；但我一开口朗诵，他却说一塌糊涂。末了他爽快地拍拍我肩膀：“小鬼，差不离吧。”
“我能当兵吗？”我还想听一句更明确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