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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差不多肯定,唐站长就是在火车站救我的人。唐站长一出现,我立刻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蛋:为什么要去嫉妒孙煤?那些眼泪实在淌得冤死了。徐北方跟谁好就跟谁好,我干吗要难受?他跟孙煤私下里手拉手,就惹得我那样想不开,淌了那么多眼泪,真活该。
说真的,当时唐站长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火车站富有传奇色彩的邂逅改变了我的命运。从那开始,我朝思暮想地要当兵。我认为军人是正义的使者,能对邪恶与强暴那样满不在乎的只有军人。人们都敬畏军人,不论好人坏人都怕他,而被人怕着该有多了不起。反正,从此我脑子整天转念头,想当兵。
我不知凭哪点认为唐站长很像那个军人。其实我一点也想不起那军人的模样,但我感到唐站长像。我武断地认为唐站长像我心目中的军人,同时又觉得记忆中那点依据靠不住,当时我就这样矛盾。
那天夜里,我们被兵站的车拖回洛桑。因为唐站长接到电报,下半夜有暴风雪,我们不可能继续前进。这样,演出队被一座雪山、一场风雪劈成两半,大部分人在洛桑小站住下来,等待雪住。
我们锣齐鼓不齐地为洛桑兵站演出,说实话,演得糟透了。一个舞蹈缺人,就让徐北方顶替。结果他把一颗造型逼真的海绵手榴弹扔到观众里去了。观众起先大惊,但很快照准他扔回来。动作因此乱了套,好端端个集体舞,搞得像打群架。刘队长只好在幕后喊“一二三四”,统一节拍。节拍不知怎么慢下来,音乐一个劲出怪腔。原来这个兵站自己发电,一台小马达不胜其累,所以录音机速度不对了,曲子沉重得像哀乐,舞蹈动作也成了电影慢镜头。一个舞蹈跳了半个钟头,大伙简直像爬雪山过草地一样辛苦。
在洛桑兵站住了三天,我和唐站长仍没有那种惊心动魄的相认,相反,他连正眼都不对我瞧。演出在饭堂里,演员和观众面对面。唐站长坐头一排,一到女演员跳舞他就显得坐立不安;我动作优美,感情奔放,反而搞得他头也不敢抬。但我越来越觉得他像。他天天衔着哨子指挥车队进站,骄傲地挥着小旗,每当这时我从他身边走过,就冲动得不得了,认为他忘了我是不对的。有时我真想来个干脆的:先让他把我看个仔细,然后谴责他那坏透了的记性。但我没这么干。我不是干那种勇敢事的料。我窝窝囊囊地走近他,心里像有人放“二踢脚”,没等和他照面,我就悄悄溜了;事到临头,我忽然对这事一点把握也没有。
有一天我们一帮女兵替兵站劈柴。原先柴场有专职劈柴的战士,见这么多女兵来抢斧子,顿时溃不成军地散开了。我刚劈一下就拔不出斧子,唐站长正好走过,便替我拔,一边说:“小同志精神可嘉。”我张口结舌地傻笑,事后为这副傻样我直想扇自己耳光。他走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倒在几秒中里经历了一场死去活来。
后来……就是在洛桑的最后一天,我们赶上了当地的跑马节。兵站山后是片草地,藏民们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牛铃声遥相呼应,男人女人很原始地吼着,草地上挤满花花绿绿的帐篷。真奇怪。这个寥无人烟的地方,一下子不知打哪儿冒出这么些大活人。
我想不起当时怎么产生那股奇怪的兴致,钻到一顶帐篷里去了。我一进去立刻被按住。是个老人,又固执又热情,又慈祥又凶狠的老人。老人嘴里一颗牙也没有,脸上一根眉毛也没有,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
就这样一位老人按住我,要煮茶厚待我。帐篷里充满又膻又香的热气,老人将袍子上半身脱下去。我大吃一惊:两只皱巴巴的Rx房在我眼前乱晃,我原以为这是个老爹哩!
老奶奶很想跟我交谈,但她的话我句句不懂。她失望一会儿,突然用汉语唱起“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惰大”来,边唱边得意地点头,表示终于找到一种沟通方式。她在歌里加进他们民族独特的颤音,使这歌变得好听起来。
这时帐篷里闯进一个姑娘,背上还驮着个小男孩。这男孩约十岁,一下地就满地打滚。老奶奶不唱了,脸上露出愚蠢的爱怜。
“得去叫医生!你们这里的医生呢?门巴?”
姑娘说:“我们没得门巴。”她用生硬的汉语说。我见男孩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白斑,估计他是让蛔虫闹的。
老奶奶此刻拿出一块什么肉劝极度痛苦的男孩吃。大概她认为世上一切不舒服皆因吃得不够。我奔出帐篷。等我回到帐篷时,身后跟了一大群毫无医疗知识的演出队员。
团支书胸有成竹的样子,主张灌那孩子姜汤。他们村里都用这法子治肚疼,很灵的。伊农狠狠白了他一眼,仿佛说:竟有这种无知无识的东西。
伊农向老奶奶要了根缝衣针,又在一碗水里放了盐。然后把针在火上烧了烧。他用自己的手帕蘸着盐水在男孩黑乎乎的肚皮上猛擦,顿时这块皮肤颜色浅了,但手帕却脏得一蹋糊涂。他用缝衣针代替银针,针灸止痛。谁想到,刻板的伊农在这方面却有一手。
男孩的姐姐发出一声惨号。见弟弟肚皮上竖着一根针,她一脸恐惧和不解。突然,她扑过去咬伊农的肩膀,从声带深处发出报复的低吼。我玩命去扳她的头,可扳她不动。于是大家都来扳。
伊农倒蛮镇定,随她咬。事后他说幸亏穿了棉衣,不然胳膊就被她啃下去了.那男孩果然安生多了。
许多藏民也涌进帐篷,围住伊农,显出拥戴的样子。“现现现、现在暂时止疼,”他结结巴巴地说,“虫不打下来,闹个胆道蛔虫,死活都难说。得马上找个医生来!”
我说我回兵站去找。人群里出来一条汉子,用重浊的低音说:“我骑马送你!”
汉子穿褪尽颜色的蓝制服,口袋上还插了钢笔;腰间缠着藏袍,并挎有尺把长的腰刀。最滑稽的是脚上竟穿一双内地时兴的北京松紧口鞋。
我坐前,他坐后。马跑出去时,我看见同伴们都用生离死别的目光盯着我。我忽然害怕了。进藏前听到各种不可思议的传说,其一就是这里的男人会用牛皮口袋把汉族女人装到老山沟去。我要是被装进牛皮口袋,可是自找的。
马颠得我浑身不舒服。我越想越怕,尽量把身体前倾,想躲开那汉子强悍的胸脯。那胸脯热气扑人。有股生羊肉、熟羊皮、鼻烟与汗混合的乱七八糟的气味。我就这样把小命交给了这个带有陌生气味的壮汉子。快上公路时,我稍松了口气,因为公路上常有道班巡路,或有军车过往,他要收拾我,也不会太省事。
不料他一抖缰绳,马拐了个弯,绕开公路,朝山坡跑去。这下我完了。
“哎!哎呀!”我叫道,“你要带我去哪儿?!”
“走近路!”他答道,“莫动,坐好!”他用魔鬼般有劲的胳膊钳紧我。我觉得这股劲来自一种古老的欲望。天蓝得有些失常。太阳完全融化在自己的炽热里,使人感觉不到它本身的存在、它的形状和位置。山坡上长着乱蓬蓬的草。完全是一片蛮荒时期的宁静,危机四伏的宁静。我被他钳得一动不动,脑子在想那些糟透了的对策。
大黑马上山之后,自动走“之”字形。这牲口也搞这些拐弯抹角的名堂,它也会搞鬼,它站在他一边。我想,我要带着枪多好。这时我突然恨起孙煤来,班里发一把“五四式”她整天挎个没够,除了上厕所让别人挎一会儿。我要有那把“五四式”就全解决了。在那家伙张开牛皮口袋的当口,我猝然亮出枪来,然后我便像女英雄那样冷笑:“哼哼!”坏就坏在我手无寸铁,倒是他别了把刀在腰里。我见识过那种刀的锋利,割起牛皮来比裁纸还省劲。
他们就那样把一整头牛刹时割零碎了,全数填进肚子。惟一能降住腰刀的就是枪。炸弹也行,拉下导火索,听那“嗤嗤”声该多过瘾。我生来头一次对各种凶器生出渴望。枪,是个多么可爱的东西,有枪我现在就照后头来一下。
眼看大黑马向山顶走去。山那边一定更荒凉,有个洞穴什么的。马走不动了,踏空好几下蹄子,要不是那汉子挟得我死紧,我说不定能趁机跳下去逃掉。可我不想喊,只有傻瓜才毫无作用地哇哇乱叫;我也不挣扎,因为那是白搭。那汉子恶狠狠地咒骂着马,用大巴掌拍它屁股,拍得比鞭子抽还响。翻过这山顶,这家伙就彻底得逞了。我完了。我等于自己送死。
我漠然看着自己淡蓝色的血管,它像地图上的河流标志。我的胳膊很年轻,血管也年轻,不像我的脸,步步紧追着我的年龄。我一生气或激动,鼻梁上的血管,就是扯住两只眼睛、怕它们彼此失散的那根,它就会鼓起来。它已不像胳膊上的血管这样柔软。不知从何时起,我变得不那么好惹,甚至爱生气了。
她把注射针头抽出去。这段时间里,他们把一管又一管莫名其妙的液体往我体内输送。我胳膊上大概留了无数针眼,他们像在那上面刺绣或纳鞋底。我只剩一条好胳膊了,那一条给绑了夹板。他们带来的全部夹板给我一个人用还不够,在我小腿上,就捆了两条板凳腿。我被他们捆绑得不成形状。据说我全身有五处骨折,两处外伤和内出血。我偶尔睁开眼睛,孙煤却不睬我。她戴着大口罩、白帽子,以为我就认不得她了。自从知道她和徐北方有一手,我就不怎么怕她了,尽管表面上还很顺从。由于我的坚持不懈,终于搞清了她的秘密。那是个能置人于死地的秘密,当时把我也吓个半死。我蹑手蹑足地跟踪她,本不是想刺探她什么秘密,我最讨厌小探子。我深夜跟踪完全是好心好意,想调查她的“梦游症”临床表现。我居然始终把她当作“梦游症”,我蠢就蠢在这里。事实证明我不是探子,我没有出卖孙煤,尽管她后来欺人太甚,给了我一个嘴巴,我还是守口如瓶。在她被选去演电影之后,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扇了我一巴掌。那时电影里的女主角差不多都有这个动作。
我说我爱徐北方,她就给了我那么一下,就这么回事。其实我也是心血来潮,成心要气气她。正式跟徐北方建立情侣关系,是在那一巴掌之后;也就是说,我没什么对不住她的,我是先发宣言后付诸行动。
其实我到现在也没看透自己。对徐北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他与我心目中那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毫无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