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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
是贺叔叔坐监的第三年。
所有人的解释是:他给他那个耳光,是把他与他曾经的关系清算掉,并让人们见证这个清算。洗清自己,为自己赢得一份安全。看,我和这个人彻底干净了,我爸爸的行为作出如此示范。他的确安全了两年,也使那两间屋里的妻子、女儿有了一段颇完整的太平。
两年后的一个清早,我妈妈偶尔出门,看见白乎乎一片,攻击我爸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我爸爸踉跄出去,披着棉袄站在院子中央,就如一夜间水断山崩。还没有人起床,院里三十多户人家都还不知道这一夜间谁已遭天诛地灭。
也许全都知道,因而全埋伏在一扇扇门后,让我爸爸自己先把新景色看够。
我爸爸看着自己的名字,淋漓着新鲜温热的墨汁;名字到处皆是,满眼皆是,汪汪的一片湿润的黑墨和朱墨,青赤融汇,如黎明前夕完成的屠宰。
他的名字被各种各样的手迹写着,最大尺寸如八仙桌面。他半张着嘴,像脑瘫痪者那样突然失读了。又像在辨认每个字迹后面那个人,那副面目。他慢慢向前走,又转身向另一方向走。从小就懂的成语“走投无路”,此刻的我爸爸在给我最图像式的注释。
我?是的,全看见了。
站在大开的门口看着我爸爸。他再次站定,慢慢扭转头,手插在棉袄袖筒里。完全是个累驼的老农望着一夜间被冰雹打秃的田野。他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看着那从楼顶垂降的巨幅标语,上面“****”和“灭亡”的词语。
他脸孔仍没有变化,两眼茫茫。山洪来了、淹到了自家门槛,路也没了,桥也没了。
他终于拖着两只脚,走回家,从我身边走进门。我眼看着恐怖一点一点追上他,占据他那双空白的眸子。
一夜间变质的人和事,颠倒的是和非。那时全这样。
贺叔叔也是一夜间成了另一个人:有着瞒过了所有人的阴险和罪恶;完全是陌生而狰拧的另一个人。所有人看着大字报上的罗列和揭示都会暗自说一声:竟是这么个东西!
包括被揭露者本人。贺叔叔站在大字报面前,同我爸爸一式一样的而孔,读着那些天遣的字句;那些事例编排,那些似乎出于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恍然叹道:原来我是这么个人!一个人不知自己的病状,一旦读了长久对他封藏的一系列诊断,终于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怎样的无救。
我爸爸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人:“投政治的机参加学生运动”,“对失去的布尔乔亚乐园深深怀念”,“复辟思想和情绪无不表现在作品中和一贯言行中”、并且,“意志薄弱,投机不断,背叛成性”。
我知道,让我爸爸感到认清他自己的是“背叛”二字。他打出那一耳光之后,一直在苦白己,想认清藏在自已行为中突然支配了自己的那个异己者是谁。于是“背叛成性”四个字,使他此番认识骤然升华。一个跃进,飞翔。顿时,两年的苦想有了成果。
我们都想认清自己。“认不清”却是我们本能的自我保护,保护我们的神志健全。还有自我赏识,也得到保护。本能袒护着我们,不给我们看清自己的弱处和异端。
文化大革命,是剥去这层本能,让你非认清自己不可。大字报把你种种细微异端呈出,高倍放大,放大中的失真和变形使它成了另一种品格。“认不清”的那种混沌的甜蜜,失去了。四面八方、镜中变态的你的各个局部,那些全异的折影就是公认的你。丑陋,恐怖,你原本是这副模祥。
不到十七岁。
倚门站着,看着门内影绰的父亲。刚进门他身上披的棉袄毫无知觉地滑落下来。我拾起它,亦无知觉地拍打上面的灰尘。这个声音把我爸爸惊动了,他身子一抽转向我,好大一会儿盯着我和这件旧得发白的蓝棉袄,大声吼:有什么好打的?!
如此凶蛮,无理的一吼让他再次看清他自身之内有完全异样的潜藏。他意外地看着他女儿,看眼泪在她眼中迅速涨满。被吓坏,被委屈的女孩又成了他认清他自己的一面镜子,折射了他自身又一层陌生,我不认得他了,他映在我欲裂的泪水之上,愈来愈变形。
我爸爸终于发现我歪着两只脚,同他一模一样:忍受别人,忍受自己。眼泪竟先从他那儿落下去。
他抖着声音问我:你怎么啦?
他都不知自己在哭,又转身去问我妈妈,嗓子提得更细软;我刚才没说她什么吧?
三个人中间,我妈妈对于创伤的反应是惟一不同的。
她似乎一下看清楚了曾经漫山遍野隐蔽守候的都是哪些人,或兽。虽然又受到意外一击,但她终于不必再继续假设任何敌人和暗算。一切已证明了她所预期的,一切都证实了她没把人或兽看错。现在一切明朗,她的防御和进攻都不必再摸索。她有了目标,生活亦有了口标。母亲娇小的身体上,顿时出现了一些大动作。她“哗”一下打开窗,对二楼的人家喊:喂,拖把的水都滴到楼下来了!我们成你们的下水道啦?!她开始把早餐往餐桌上摆;一大锅粥很响地给搬上桌面。生活逐步在粗糙起来,母亲早已不是小家碧玉,但还不曾如此气壮过。她嘴里大声反驳着大字报上的每一则指控,一面把一个个小菜碟子“啪!”
“啪!”“啪!”地敲在剥去了绣花桌布的赤裸桌子上。她的响动好像是在夯战壕。她不断地哼哼冷笑,说早料到人脸一张皮说变就变。
我爸爸仍看着我。如看一个病痛却无以言语的婴儿,眼泪不断从他眼里流出来。他一直问:爸爸说了你什么呀?
我没一句话.他给我妈妈拉去喝粥,坐到凳子上,仍转过来看我。看他自己。在我瞪起或垂下的眼睛里,两年来,他就这样看他自己。那记耳光揍出去,一些人快活地跑来祝贺他,拍他肩膀,说那一记揍得真帅,应该多揍揍那个扫盲生。从此我爸爸就常在我眼里看他白己。他想看见那个让我陌生得发怵的父亲究竟什么样儿。他太想从我眼里认清自己那个突如其来的行为。它被什么发射出他的身心。那发射它的秘密机关在哪里。一定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触发点,不经意触碰,蹦出那个全然不相干的举动来。
是什么触发了它,触发了他和我生命中一连串的后果,他多想从我眼里知道!
人们在大字报中列出的那些罪状,他要从他女儿的眼里得到最后验证。
我不理母亲的催促,从他们的早餐边走开、坐到高凳子上去。面朝窗。然后我开始研墨,研得桌椅直晃,我自已头也晕起来。各家起床了,在这个冷潮的早晨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极致,同时打开窗。若没有如此音量,他们自家的收音机说的什么就会听不清。人们可以在收音机快悦声响中苦闷、惧怕、吵架和自杀。
我妈妈在劝我爸爸把一碗粥喝完。说人是不可救的王八蛋。她自己大声将粥划进嘴里,在给我爸爸、我,全体的人做个“好好活下去”的示范。
我写出一群一群无意义的字。知道父亲多么脆弱,有一搭无一搭的自杀念头正在他心里起着圈圈的涟漪。
早饭后,我妈妈一二三地布置如何活下去的措施,那是规律:一准一夜间得了罪名罪状,他早些迟些要给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私堂和私狱叫做“隔离审查”
和“牛棚”。我妈妈说:先烧吧。
我把小煤炉置在后院,拎一只纸篓,里面装着我爸爸半生写的手稿。几十斤重,之后是书;那些成了敌人的作者赠送给我爸爸的书、上面有他们的签名。其实这事我妈妈早就干起来了,她一两年来一直在用信件、日记、照片生炉子,一切她认为危险的东西成了颇好的燃料。
她要我照她的样儿;坐一只小板凳,慢慢地细细地去烧。我拿一把破芭蕉扇,一页一页扯烂书投入炉膛,看它抽搐听它丝丝呻吟,黑色字迹变成了白色。我尽量不去看那些人的名字。
我爸爸突然跑过来,从篓子里拿出已被撕成燃料的《紫槐》,两只手拼接一页,却没拼上,手又去篓子里掏,掏出它的作者的照片来,那还是个穿粗布军衣的年轻人,右肩略耸,下半节手臂连同撕烂的半页封面不知去了哪里。挎在手枪上的右手。
我看见他眼睛里有那样的情感。那样的黯然神伤和思念。他蹲在篓子边,拿出一些残碎字句飞快地读着,生怕我烧得比他读得快。
我说:爸爸,这书写得好吗?
他说:好,写得真好。
一副神情都是缅怀。他回到初次读它的时刻,初次见到那张生气勃勃的脸。
他又说:写得比我好。
意识到失日了,他瞄我一眼。他自我更正地说:我是说这个人就照这样老实巴交地写下去,不得了。要是不去搞权术,他会比我写得好。会好很多。
我爸爸看着灰烬在冬雾中飘不动,从一米多高的地方就落下来。白纸成黑的了,黑字变了白。他知道明天或后天就有人来抄他的家,把他捕走。他知道这是最后一刻他能有个自己人听他讲几句自己的话。他想用那一刻把他和那位朋友之间的事让我懂得。我爸爸眼中的温情浓厚起来,看那些并不轻飘飘的灰屑不断飞和落。似乎是在向一个人交托秘密,他对我说:那些人都不懂,说他扫盲生,其实我告诉你呀,他是个非常好的作家。
我发现他是痛苦的。终于敢于说出真理而那真理让他痛苦。也为长久隐瞒这真理而痛苦。他就那样蹲在那里,看着他和他的最后一点联系给烧掉了。又是喃喃的,他说:你知道吗?其实我帮他写的并不好。那个三部曲,我是没有写好。我没办法写得好。
我说:不是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