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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荒的傍晚。
一九四二年。
默默跟随行军队伍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看去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因为瘦和衰弱。女人跟着一个十四岁的小八路。老妇人对小兵说:小兄弟你饿吧?小兵回头看她一眼,赶紧跑两步跟上队伍。老妇人也跑几步,嘴唇都喘白了,又说:小兄弟你看这一路上槐花都没了,叫人都吃光了。小兵说:都吃光了狈,你跟着队伍干啥?!队伍有行动哩!小兵前头有个老兵,这时对大娘嚷起来:这是要打日本去呢,你跟着干啥?急着给鬼子送信去呐?!
大娘只得跟他作作揖,说:我有个孩儿也参加咱们队伍了;我那孩儿跟这位小兄弟一般大。她还是一步不松地跟着队伍。队伍上坡。队伍下坡。浩浩荡荡。队伍越走越快,大娘自己跟上了,一身烂絮,一双烂鞋都给落在了后边跟不上她了。小兵不时回头看看这位枯骨一架的大娘,仿佛是鼓舞她跟上来,也仿佛求她别再跟了。几个兵都恼了,对大娘说:没见过讨饭讨到部队来的!再狗撵人咬着不放,我们可要开枪了!大娘说:八路军不打俺乡亲。老兵说:八路军不打好乡亲!有人这时把枪栓拉上了,刺刀也上上了。大娘这才眼巴巴看着那细瘦的小兵跟着细瘦的队伍从山梁上走没了。
天黑时,西北来风。队伍歇下来。把每条粮袋抖净了,熬出半锅小米粥,每人半瓢倒在各自的洋铁罐子、搪瓷缸子里。多半从日木兵那里来的。还没来得及吃,有人说,哎呀不好了,槐树林那边站着的不就是方才的讨饭大娘?大娘却是不过来,有一两个兵叫她,她也不过来,她靠着一棵树一直坐到每个战士把粥都喝完厂,才又走到那小兵身边。小兵眼圈红起来。抿紧嘴唇不去看大娘的脸;大娘手从怀襟里掏出一把蔫了的槐花,对小兵说:小兄弟,拿着吧,都给你留着呢。小兵眼泪流到了脖子上。大娘说:俺家有个小子,也十四,也跟队伍走啦。大娘说着也不看小兵的脸,泪流到脖子上。
几天以后,队伍打仗回来,看见那个大娘已经歪在土包上饿死了。小兵抱起她来,有的人听他哭声中有“娘……娘……”的呻唤。
对,是这本书中的一个故事。以它命名了全书《紫槐》。
没错,是贺叔叔的身世。
一篇写得好极了的小说。我得承认,我爸爸永远写不出如此不露声色的残酷;那美丽,古老而含蓄。
现在来看一看完然不同的一种背景。我爸爸生在上海租界,曾有个留洋回国的父亲。有个芝兰性格却很少相夫教子的母亲。父亲是不笑的,从两个圆圆的厚镜片后面嫌恶地看着世界。他留给我们子孙所有的相片都是不笑的,仅是两侧鼻翼向外掀起而形成笑的影子。那神色让你觉得你实在够他忍受的;他所以能够穿着三件套西装一天天活下去是因为他对你的忍受。他在回国的第八年死去了,这样一个人你都不必去问他的死因。所有功能都支架在一个忍受上,放弃了忍受,一切就都放弃。他死得清秀俊逸,远比他活的时候可亲。他的遗孀的性格非常适合做寡妇,美丽、冷漠,一向很懂得和寂寞打交道而把空空荡荡变作一种饱满。她和一个女佣把惟一的几子养大,家庭的必需像伙食费一样一天天减少。佣人说:太太,没檀香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点了吧。佣人说:太太,少爷的袍子没有浆怎么就穿去学堂了?她就回答:那就不要浆了吧。她柔慢的回头,抬眼皮、咧嘴微笑,缓慢却持续不断地落齿落发。到我见到她时,她口中只有上下八颗牙齿,为了美丽的原因坚绝不再落了。我看见她总是一个人在推牌九,膝上一只做梦的猫。她管咂一口白开水叫“吃茶”,茶碗也处处打了缺口,只剩她端茶的手势还精巧,还能让人看到那往昔的精巧。我爸爸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他的家境已被她母亲削减到最基本点。这个基本点和贫穷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祖母死后我们发现她垛存的成匹呢料和丝绒,整套的金银器。
我爸爸是他父母惟一的孩子。在我看来,他的父母不是不具备生养的人力和财力,是不具备生养的兴致。
我爸爸从小进人基督教小学和中学。
我爸爸,每个认识他的人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向你讲起他。
这样把我爸爸和这个叫贺一骑的人并置,他们以各自的异端,天悬地殊来填补彼此内心那不可言喻的需要。
人们告诉贺叔叔的,有关我爸爸的,他都不去信。他从来不信他是个狂妄的人,花花公子,从来不停地恋爱和背叛。贺叔叔恰恰认为我爸爸自有他情有独钟之处。他一开始在人群中找到了那个喧哗大笑的源头。他朝我爸爸走过来。我爸爸意识到这个刚上任的上司正是在朝他迫近。
现在有印象了吧。
这个有不雅笑声的人,是我爸爸。从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沉闷中,不知怎样,他精神和肉体中爆发出那样的笑。
他笑得那么突兀,以至笑声的发启完全是哑在身体深部的一股强大震动。痉挛,可以说。笑声从一个痛苦的层次穿越过来;在痛苦的挤压下和摩擦中,它穿越过来一然后这笑成了一股爆破的力量,挣脱了痛苦而上升,形成一个彻底的盛开。他的嘴和五官都在那一瞬舒展到极致。不仅仅面孔,他的四肢和身躯都是这狂欢的一部分,都必须推波助澜地把笑给播送出去、最后,他笑出了一点尖啸。他可怕起来了。欢乐在刚刚接触到愤怒的边界时哗地退回,整个笑的键盘是那么长一段!从低到高,音阶的跨度成了那么宽广的一串排列!它不是由欢乐发启,亦不由欢乐来完成,却纵跨一个由疆界到疆界的欢乐全程。
贺叔叔当时想,此人竟会这样笑。他认为此人最可爱之处是他丝毫不邀请别人同他一起笑,因此他没有那种被谢绝的张惶失措。没有丑角的挫伤感。我们都会做刹那间的丑角,都拿观众太当一回事;观众是否会产生共鸣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那一瞬间的丑角生涯成了僵局。我爸爸的成功在于他台下没有观众,或者,他忘掉了观众。那一刻他只管他自己,如伸懒腰、打嚼、打哈欠,纯属个体的活动。
我爸爸比任何人都需要观众,只是:他能够在那一刻把观众忽略掉,忘乎所以,如痴人那样脑中空空。我爸爸,他必须有人旁观才能进入无人之境。
贺叔叔和我爸爸,带着他们不寻常的友情,进入了六十年代。一些时尚和口号,在悄悄地死,悄悄地生。
记得贺叔叔的“小灶”吧?那个绿色碗橱纱的屏风。
人们在食堂读着黑板上的菜谱,一面看我爸爸被厨房杂工叫进屏风内。食堂内吵闹得像火车站。贺叔叔同我爸爸的交谈一点声息也没有。一只食堂喂的猪在买饭的队伍里撞来撞去。人们常看见我爸爸张大嘴笑,兴奋得坐也坐不住,椅子在他屁股下前伏后仰,往往只有两条椅子腿支着地。有时他干脆不坐,绕着圆桌,绕着一块块往嘴里填馒头的贺叔叔踱步。有时他手里有一摞稿纸,人们猜那便是爸爸在帮贺叔叔润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我爸爸是从头到尾在替贺叔叔写这部近百万字的作品。
根据贺叔叔一叠笔记。
注意另一个事实:没有贺叔叔救助,我爸爸此刻正在同其他右派们结伴挑粪上,填装炸药炸筑水坝的石头。好一点,或许正在土坯教室里教七岁到十六岁的一年级生。
最强,是去个边城做文化馆干事,办小城中大户人家的红白喜事。
我爸爸之所以还在这个凹字形红砖办公楼里领工资和粮票,还能在这个省城报刊上持一个令人耳熟的名声,你知道,是归功贺叔叔的。一天,贺叔叔说起想请个人帮他整理份小说初稿,我爸爸立刻就说:我来吧。在此话脱口时,我爸爸非常差窘,两个耳朵边沿充了血红得晶莹,是生怕他报德的急切让贺叔叔看破,再看小。
此后,常在绿纱屏风后面,贺叔叔听我爸爸向他讲述小说的进展。
我知道。从八岁到十一岁,我已知道我们家所有的事。我知道我爸爸在两个大书架建造的“书房”里,集中精力完成贺叔叔那部近百万字的著作。集中精力于护住我们拥有的这两间只需五元租金的房子。护住年幼早熟的我和他那书架搭起的自治区。一进人那里,就听见他裤带上金属环扣的击碰声,那是他在脱下外裤,只穿长内裤或短内裤坐在三尺长一尺宽的书案前。
我十岁了。
大饥荒。
不,我不记得。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来形容饥饿。
这个词在我们社会的进行时态中是不存在的,被涂抹了。
饥饿的生理感觉被否认掉了。如同所有肉体的需求,对于其存在不给予认同和理会。我们的生活情景被预定,其中充满阳光和希望,充满非生理的幸福。因此。生理的痛苦,诸如饥饿便是没有名分的感受;它存在,我们却无法将它命名。同其他建立在相同理想的国家一样,饥饿的痛苦是正常现象,是必然,却又是每个人该去悄默承受的。
理想主义从一开始就伴同着饥饿。
三年的大饥荒是用别的字眼来取代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饥饿在我记忆中是别的一些概念,比如:朗读会。
不知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从饥饿中产生。那样的朗读会在大饥荒的三年中特别盛行。
注意到了。但美国作家和诗人们的朗读会是同志式的沟通,战友式的相互支持。
并不普遍。中国作家很少当众朗读他们未完成的作品。抑或完成的。
也许他们认为作家更应该作为文字和语言活着。
很多!让你不得不暗暗捉摸:诗歌和饥饿之间,是否有着必然联系。
那些朗读会总伴有餐会。一张粉红色菲薄的餐券,凭它去领一份米饭,上面覆盖着黄豆肉丁。肉丁常常是豆腐干丁,据说营养是一样的。那是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妈妈从下午就进入了朗读会(餐会)的氛围。她打开箱子,拨开一层层樟脑球,拿出裙子和旗袍。我们家没有能让她看见全身的镜子,她就站到凳子上,拿一件件衣服到脖子上对比颜色。
爸爸从书房伸出头说:别穿紫红的,花鼓灯似的!
我妈跳下凳子,换一件秋香色,又飞快站上凳子。
我发现这天爸爸特别在意妈妈的打扮。连她往脸上扑粉,他都疑惑地瞪着眼。妈妈说,怎么这样婆婆妈妈呀,又不是你上台。我爸爸不吱声,看她手腕子一抖一抖,黄面色渐渐消失了。妈妈眼睛紧闭,微皱眉头,给粉呛得直要咳嗽,他看妈妈拿出铅笔,在舌尖上蘸了蘸,去勾画扑进粉里的眉毛。妈妈使劲睁开眼。使劲瞪着镜子,爸爸也帮她瞪着。我妈从镜子里看我爸一眼,说,你给老贺把生字标出来了吗?爸爸嗯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