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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屏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了“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个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拎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谁也不想****朱阿姨,就想****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唉,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得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揪揪。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个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背一根绳子的肩膀上,绳子拴一个平板车。一会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个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们大家早让白花花的纸淹死了也靠不住。这回他不往外拉,拉到死竹林子后面去了。韦志远的宿舍就在死竹林那一边。外婆说那是大跃进盖的猪圈,作家要自己养猪。猪给吃光了,就把猪圈盖成了宿舍。
小老头把拿不了的纸都堆在韦志远宿舍外面,每一垛子纸上压几块韦志远的煤饼,风吹不走。
我在同韦志远谈朱阿姨。他一直用他的梁山伯眼睛瞪着我。
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化大革命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像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给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四只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