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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
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看着故事中的穗子执迷不悟地去恋爱,现实里的我明知她的下场不妙,但爱莫能助。看着童年的穗子抛弃老外公,和“拖鞋大队”的女孩们一块儿背叛耿荻,伤害小顾,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
穗子是不是我的少年版本呢?当然不是。穗子是“少年的我”的印象派版本。其中的故事并不都是穗子的经历,而是她对那个时代的印象,包括道听途说的故事给她形成的印象。比如《梨花疫》中的男女角,都真实存在过,但他们的浪漫故事,却是在保姆们、主妇们的闲言碎语中完整起来的。我写这两个人物时,只有对男主角的形象和性格的清晰印象,对他传奇背景的记忆。根据他的性格和背景,我找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把当年人们猥亵娱乐式的闲话,拼接成穗子的版本。
史学家都不能对历史有绝对发言权;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历史,其实是他们版本的历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所记述的中国历史,感觉就不同了。再看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你对同样的历史又重新认识了一回。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何况文学家。对于《史记》,从我个人立场,我更取它的文学价值。
我喜欢读人物传记,有些自传性的作品对我影响颇大,像《荣格传》、《弗洛伊德传》、伊萨贝尔·阿寅德的《波拉》,等等。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应该说这小说是最接近我个人经历的小说。但我拒绝对它的史实性、真实性负责。小说家只需对他(她)作品的文学价值负责。正如世界万般景色,给摄影家一半机会,给画家另一半机会。摄影家无奈之处,是画家得意之时,反过来也一样。从林布兰走向马奈,莫奈,凡·高,是必然,人越来越把自己眼里的,印象中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和历史当真了。我只想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定的原型;所有的故事,难免搀有比重不同的虚构,但印象是真切的,是否客观我毫不在乎,我忠实于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