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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有这么一个机会跟朋友们相聚,把我的研究心得向大家报告一下,欢迎各位朋友指正。今天这个时候,美国正在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全世界左翼思想正在上升,半个月之前,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该校东亚所所长郑永年也跟我讲,中国左翼力量也在上升。当下我们是处在这么一个时段。

今天时间比较紧,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个小时讲完,每种思潮也就是六七分钟,就讲讲关键点吧。当今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总体来看,当今中国社会这些思潮有两个特点。第一,都具有比较浓厚的问题意识,这是秦晓提出来的一个概括,确实如此。中国社会这30多年来的转型,一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另一方面产生了很多问题。这八种思潮问世,都是要对症下药,要解决中国这些问题,因此它的问题意识很强。第二,八种思潮与西方思潮联系比较紧密。自由主义思潮不用说,百年来起起伏伏。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演变成为四种:从斯大林模式演变过来的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还有一个就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是从西方来的。再看保守主义,我觉得保守主义的本义,是保存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且用现代精神来阐释本民族文化精髓这么一种主张。一些新儒家比较贴近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并不拒绝自由和民主。现在有人说老左派也是保守主义,我个人觉得不妥,因为老左派保守的是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批孔,这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悖逆。还有,主张渐进就是保守主义吗?未必,比如中国官员大部分主张渐进,如果说他们趋于保守可以,但是说官员就是保守主义者,就未必准确。我觉得保守主义者应该是更加注重保守中国的伦理、道德、审美、语言,而不是保守皇权制度、太监制度、凌迟制度、裹小脚风俗。从这一点来看,海外新儒家和某些国内新儒家更贴近保守主义,因为这些新儒家赞成自由和民主。这是八种思潮的特点。

下面介绍一下八种思潮。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这是中国的主导思想。邓小平思想有三个关键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哈耶克在1980年的时候,发表了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谬误》。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了。哈耶克在这本书里讲,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是中央指令经济。邓小平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单就这一点来说,邓小平是超越哈耶克的,其他的比如宪政思想暂且不论。不过,邓小平在1979年的讲话没有公开传达。到了1992年南方谈话,就完全公开了,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在体制上再造了中国。我们今天还是生活在邓小平思想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经济成就超过日本,也是邓小平思想的成就。二是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这个讲话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共领导人所发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尖锐的论述。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变革。过去都说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只不过出现了几个坏人。但邓小平在这篇讲话里,讲到我们的制度不好。制度不好,好人也办不了事,连毛泽东也出现了悲剧。邓小平提出要改变这个制度。邓小平指出了五个制度上的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特权现象、干部职务终身制。另外,邓小平在这个讲话中罕见地肯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里不可能发生。这样一个少见的表态,可以使我们看到邓小平内心深处对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一些思考。三是经济体制改革大胆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多方设限。到了1986年,邓小平再度讲话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不提制度改革,而是提出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要提高效率。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的同一个月,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运动进展迅速,10年时间政权就更迭了。在邓小平8月18日讲话之后不久,就有人向邓小平、胡耀邦进言说,中国也可能发生团结工会的事情,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在一起,也可能颠覆我们的政权。这就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紧张。在维护政权和政治改革的两者选择中,邓小平选择了维护政权。随着团结工会愈演愈烈,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也越来越慢,向后收缩。当然,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小高潮。十三大报告里专门有一章就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七个措施。当时主要的进展就是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到了八九风波以后,邓小平提出来要开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退回到原点上来了,以至于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一再延缓,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这也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为什么在这一章里要介绍一下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呢?原因是今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走向宪政》这本书收了吴稼祥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说,1989年3月,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向邓小平汇报当时社会上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邓小平说:“我就是这个主张。”这本书公布了邓小平明确地赞成新权威主义,我就把新权威主义的争议也介绍了一下,给读者提供一个了解邓小平思想的参考。当时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北方是张炳九、吴稼祥,南方就是萧功秦。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在权威的主导下,开展市场经济改革,培育公民社会发展。当市场经济改革和公民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权威退出,再实现民主化。从1986年到1989年,这个争论比较大。新权威主义的意见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我看了一下当时郑永年、孙立平、黄万盛、秦晓鹰、王逸舟等人的文章,都是驳斥新权威主义的,要求政治改革。当然这些意见带有80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特点。

第二,老左派思潮。老左派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大家都是过来人,对老左派思潮都很熟悉。我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第一阶段就是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第二个阶段是1989—1991年间左派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引发争议。第三个阶段是1995-1997年邓小平去世前的四份万言书,当时很耸人听闻。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到今天,左派要求再来一次“文革”。关于“两个凡是”的争论,根据新的史料,华国锋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还是赞成的,华国锋对于“两个凡是”的态度,到后来有所软化,最强硬的是汪东兴。所以,在第一波里,汪东兴是主要代表人,华国锋负应有的责任。到现在我个人仍认为,华国锋当时的思想体系还是“两个凡是”。当然,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头功,为人谦虚,宽厚、务实,这是他的成就和长处。第二波、第三波的代表人是邓力群。我看过当时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他是提倡阶级斗争的。第三波以后邓力群身体逐渐不行了,到第四波的时候,代表人物是马宾,还有一个张宏良。现在这个第四波非常强劲,他们的主要阵地是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站等网站,还自己印书提出主张,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再来一次“文革”,用“文革”的方法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张宏良言论非常激进,他说“文革”中的红卫兵好得很,他说中国所有的罪恶都发生在广东,广东的道路就是30多年所走的错误道路的延续。他还批判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为这个决议否定“文革”。张宏良说,自从这个决议发布之后,全国人民就迷失了方向,堕入黑暗中。张宏良现在已经成为乌有之乡发言人。当然乌有之乡里头又有一些人还嫌张宏良左得不够。

最近还有一个老左派袁庚华引起注意。他原是郑州肉联厂工人。“文革”当中起来造反,成为河南造反派领袖,是“二七公社”这一派的领导人。他因为“文革”问题三次入监狱。出狱以后,他到很多大学演讲,甚至到俄罗斯科学院演讲。他说“文革”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载入史册。今后解决中国的问题,仍然要靠这四大来突破,他说,中国人民今天的主要敌人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造成了严重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说西方的程序民主不错,但只是在选举的时候使用,平时局限很多,不如“四大”那么痛快,那么直接,那么猛烈。所以,程序民主加上大民主是今后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他说中国左翼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持否定态度。他的主张就是“二三四”和“两个四”。二三四是什么?“二”就是程序民主加大民主。“三”就是解放三种曾经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四”是四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养老和基本住房。后来他又提出“两个四”。前一个“四”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第二个“四”就是四个社会保障。他说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到了爆发前夜。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要靠毛式的群众运动,靠“四大”,最后突破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袁说“大跃进”是展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采。他说,1959年庐山会议,就是彭德怀和苏修结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发动政变,被毛泽东粉碎。袁的整体思路还是老左派的思路,但是他有变化,加上程序民主了。

第三,新左派思潮。新左派新在哪里?有两条。一是思想资源不同。老左派巩献田反对《物权法》,他说《物权法》违背了苏维埃的立法原则。他的核心观点是斯大林主义。新左派不是这样的。新左派的思想资源是西方新左派,新马克思主义。像法兰克福学派,英美新左派乔姆斯基、詹姆逊,以及一些第三世界新左派阿明、萨伊德等。二是表达方式不同。老左派是大字报方式,情绪激烈,上来就骂,有过气之感,说服力比较差。新左派的文章比较西化,旁征博引,注意了形式逻辑,比较时髦。易中天说新左派这一套,老左派是玩不来的。新左派反对全球化,批判资本,批判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们认为中国的腐败是跨国公司造成的。他们说邓小平这一套,是偏颇片面的发展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打开市场经济之门,为腐败和贫富分化创造条件。这是他们的一些核心主张。

近年来,新左派人物从主张民主转为否定和批判民主。比如王绍光最近很激烈,他讲选举不好,说各种民主形式中,选举是最差的一种。那怎么办呢?王绍光提出响应式民主。就是老百姓有要求,政府吸收这个意见,按照这个做,这就叫响应式民主。王绍光进一步说,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响应式民主没有解决权力主体怎么产生的问题,他实际上还是儒家的民本政治。赵汀阳有两本书,《每个人的政治》和《天下体系》。他说民主没有正面价值,民主和专制是一样的,它们都会伤害一些人。比如民主利用多数伤害一些人,专制也伤害一些人,至于专制迫害的人非常多,这不过是一种故事。赵汀阳说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着眼于整个世界,是一种软文化,就是礼乐。中国的天下观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而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解决不了当今世界问题。但中国的天下观怎么去解决世界的问题,他又语焉不详了。赵汀阳说人权不具世界性意义,没有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其实人权得到了世界各国公认。

强世功赞成施密特理论,说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敌我问题,政治是服从和不服从的问题,你不服从我,就要镇压你。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原来政权垮了,就是因为没有认清政治的本质问题是敌我问题,没有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这个教训应该吸取。潘维提出,西方是权力意识,权力本位,中国是责任意识,责任本位。什么是责任本位?就是为老百姓办事。潘维也不谈权力怎样授予。许纪霖最近说,新左派近期演变成国家主义。这个背景就是2008年出现了中国模式说,新左派纷纷出来总结中国经验。汪晖提出,党国体制保证了中国的成功。王绍光、韩毓海讲国家能力,五百年来看历史,看了半天最焦点的问题就是国家能力问题。新左派过去批评市场经济,反对邓小平的“发展主义”,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现在怎么转为赞美改革开放了呢?突然之间,新左派成了中国模式的解释人,好像过去30几年走过的路都是新左派倡议和支持的。其实,新左派最核心的就是反西方。现在有人说,中国拒绝西方普世价值,拒绝西方的发展道路,也获得成功。新左派就取这一点抬举中国模式,论证拒绝西方的合理性。这同样是出于反西方的目的。反西方就是目的,其他是手段。结果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自由主义反而边缘化了。

新左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围绕下面几个问题展开。一是全球化。对全球化究竟怎样评价,以及中国是不是应该融入全球化。新左派对全球化持否定态度。自由主义支持中国融人全球化。二是中国国情定位。部分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是后共产主义社会或威权主义社会。三是腐败的原因。自由主义认为恶性腐败的原因是体制存在很大问题,权力缺乏制约。而新左派认为,腐败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导致的。四是对“文革”的评价。新左派跑到“文革”这边来,有一段时候了。杜克大学的詹姆逊热烈赞颂“文革”,他说“文革”是释放了精神原子弹,邓小平否定“文革”,造成资本主义复辟。汪晖的文章跟詹姆逊的口径大体一致。崔之元有一篇长文,论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与失。他认为“文革”的“大民主”是创造,可惜没有把大民主制度化。五是围绕普世价值的争论,即如何看待自由、法治、民主、人权。新左现在反对普世价值,这是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则支持普世价值。

第四,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经遭到诅咒。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发表“九评”,挖苏修的根子挖到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大批一阵。二是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抬头,咱们这边就紧张了.出了十几本书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不通过暴力革命,不推翻私有制,而是通过改革和扩大民主的途径来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比如缩短劳动工时,提高工资,保障妇女权利,扩大选举等手段。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直有这样的主张,与暴力革命派产生争论。到了第二国际中后期,恩格斯在去世前几个月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提出利用选举权扩大工人阶级的胜利,还说暴力起义方式过时了。改革派占了上风。伯恩施坦的很多论文把恩格斯这个观点发挥开来,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指导思想。欧洲各国社会党秉承了这个思路,并组建了社会党国际。主张暴力革命的一派单独成立了共产国际。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来中国访问,中共和社会党国际建立了正常关系。社会党在30个国家执政,在129个国家成立了组织,而共产国际解散了。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用民主的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强调民主,这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特色。当然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很多,有马克思主义,也有启蒙思想,人道主义思想,基督教思想。它主张政治多元化,主张混合经济,它的社会政策尤其为人称道,不过现在遇到问题了,就是福利保障。

在我们这边也有人主张民主社会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李洪林就写文章,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他谈了两条。一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错的;二是要实现民主,扩大选举。接着,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并且进一步提出反对异化。后来胡绳批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李锐对毛泽东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还有朱厚泽、高放,他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都有很多批评。年轻一点的,比如王占阳和胡星斗。王占阳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什么是普遍幸福?王占阳说,公平、公正、自由、人权、民主等都是幸福的要素,社会主义是普遍幸福主义。胡星斗的《宪政社会主义》一文提出法治优先于民主,他说宪政没有姓社姓资的区别,但是要发展可控民主。谢韬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这件事大家都了解,就不详细讲了。

我要特地讲一下华炳啸,他是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出了一本书叫做《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言说》,56万字,他说用了10年。他说自由主义有利于强人富人,不利于穷人。他不赞成自由主义。他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坚决反对多党制。同时,他又说宪政不分姓社姓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全民民主,那种以为经济发展成功,就可以永保统治地位,是自欺欺人。他提出10个政治改革措施,一是全党最高权威机构是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两个机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互不隶属,互相平行。二是全国党代表大会选出中央总书记候选人两人。由于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国家主席须由全国人大确认,因此这两个总书记候选人应该到全国人大代表面前竞选,通过投票,获胜者担任国家主席,同时自动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总理也应当由全国党代会选两个候选人,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去竞选,选出一个获胜者。三是官员不应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每个人大代表都应经竞选产生,等等。他开出的药方,与目前国情结合比较紧密。从以上情况来看,民主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基本上是在体制里面,共产党内。

第五,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第一次起来是1970年代末。当时邓小平思想和自由主义有一个“蜜月期”,这就是打破思想禁锢,打破僵化,打破精神枷锁,倡导思想解放。自由主义支持思想解放,支持农村改革,支持个体私营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但当时文化禁锢已久,闭关锁国多时,相关著作很少,所以自由主义缺乏理论自觉。再加上80年代两度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所以在80年代没有人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八九风波之后,自由主义陷入低谷。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左派讨伐改革开放,狠批了自由主义。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掀起势头,自由主义再度浴火重生。这一次复起,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亮明了旗帜。当时很多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吴敬链、厉以宁、董辅扔等人为推动倾向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学界就市场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关系,市场经济和经济体制的关系以及与法治的关系,展开了深人探讨,形成了建设法治国家、小政府大社会、推动宪政等一系列自由主义的共识。这个时候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自觉也不断增强,因为经过80年代的翻译大潮,知识界重新吸取了世界思想资源。当时老左派反对发展私营经济,对市场也持有负面看法,给执政层造成很大压力。执政者有必要借助自由主义来平衡当时的左派政治力量。自由主义获得了一个生机。90年代中后期,自由主义以学理形式公开登台。李慎之开头炮,还有徐友渔、刘军宁、朱学勤、秦晖等学者先后发表文章阐述自由主义。当然,也有人说秦晖是民主社会主义,有人说他是自由主义里面的左翼。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张陆续展现出来,基本概念是宪政民主,保护私人财产,保护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

自由主义在这一阶段的扩展取得了成果。比如十五大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法治国家。另外,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也成为社会共识。后来修改宪法,把保障人权也写入宪法。这些都是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的。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一度进入决策中心,对于当时发展市场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后来自由主义又遭遇新的困境。首先是1998-2002年国企改革下岗职工3500万,很多人成为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对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竞争产生反感,滋生一种反市场反竞争的情绪。国企买卖过程中有很多“黑箱”作业,私相授受,更加剧了弱势群体对市场的不满。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分化,造成的杀伤也很大。第三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西方经济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遭遇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当然,更为根本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空间一直受到压抑,这是总体大环境。你强调宪政和法治,就会导致权力者的权力缩小,这当然在一些当权者那里引起反感。这些因素使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

自由主义的韧性很强,有起有伏是常态。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般认为是从1997年汪晖发表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长文开始的,但实际上是1995年刘东和雷颐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批评崔之元和甘阳的文章开始的。我这本书里介绍了这次争论,也是做了一个历史考证。

第六,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它是非理性的,缺乏价值内核,什么样的势力都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是集权性质的,是专制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一族一国,就是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应该重合。所以鼓动民族主义将来要吃亏的。英国思想家伯林说,受过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像压弯的树枝一样过度反弹,力量非常大。

就国内的民族主义来看,一个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小范围讨论,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战略与管理》发表过两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何新最早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抵制西方。还有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全世界要依靠东方文化解决问题。再一个是大众民族主义崛起,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开始。这本书发行300万本,引起极大反响。后来出了许多书,煽动民族主义。

当前的民族主义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仇恨西方。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站起来》、《中国不高兴》等著作,说要焚烧好莱坞,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所有报道都是妖魔化中国,说西方是世界的病灶,西方就代表着侵略、掠夺、奴役、谣言、不平等。还批判五四运动,批判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说他们主张西化,给他们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总之比较情绪化。二是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碰撞》等著作,作者们说,如果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就会完蛋,工厂都要倒台,农业更甭提跟人家竞争。好在我们中国很大,可以光荣孤立。三是军事冒险。比如《中国梦》、《C型包围圈》等著作,提出战争崛起论,战争也是中国的机遇,要打仗,在战争中和美国争夺世界冠军。

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民族主义非常狂热,它的背后常常就是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现在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政治化。

第七,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是反精英的,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极端平民化,比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反对程序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大民主。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均贫富,要求结果平等。民粹主义是反市场的,害怕竞争。其典型言论就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你这么有钱?”他不会问:“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发明微软视窗?”还有,民粹主义主张革命道德至上,革命道德高于法律,只要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也可以。民粹主义热衷于街头运动,热衷于暴力,热衷于“大翻个”,不耐烦改革。民粹主义崇拜魅力型领袖,容易被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也是空心化的,它适用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俄国民粹派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从这里看,民粹主义也是专制的、暴力的。当然,民粹主义是一种抗争手段,要求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前几年在网上热炒“富人原罪论”,炮打茅于轼,再比如2007年重庆钉子户拒绝接受法律裁决。还有杨佳杀了六名警察,很多人称赞他的暴力手段,不同意判他死刑。再有湖北小姑娘邓玉娇的事件,我们当然极为同情她,痛恨那两个调戏她的小官。但是她杀了人,的确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然而大批网民赶到湖北力挺邓玉娇,有关方面就不敢追究防卫过当的问题,而且把她从修脚的岗位调到电视台工作,这是屈从民意对司法的干扰。当然,官僚干预司法的问题更多。总之,由于腐败丛生、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正在兴起。

第八,新儒家思潮。海外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动等人,在1958年写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提倡心性之学,成圣成德;二是提出民主自由。国内新儒家蒋庆就说海外新儒家完全不对头。蒋庆说儒家不赞成自由、民主和人权。儒家讲等级制,怎么能提倡自由民主?孔子和小偷,权重多么不同,但也要一人一票,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制度,所以民主选举断然不能。蒋庆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非法政权,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合法政权。张祥龙说,蒋庆这些主张不行,政权怎么能交给你呢?退一步,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小的儒家特区。特区是农耕社会,实行农历、中医、读经,举行科举考试。再看康晓光,他对现实的不满比在座的诸位要激烈得多。他说现在中国腐烂了,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爱?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民主,民主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他要求让儒家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建立儒教,实施仁政。另外一位新儒家陈明说蒋庆是原教旨主义者,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从每个人心中滋生出来的东西,我们新儒家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怎么复兴中华?陈明赞成宪政,同时要建立儒教,结果两头不讨好。这边说他不是真正的儒家,那边说他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还有一位郑家栋,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哲史主任,曾出版多部解释儒家的著作,被誉为长江以北的儒家领军人物,足以和海外新儒家抗衡。2002-2005年,他利用多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先后与四个年轻女子伪装成夫妻,把这四个女人偷渡到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郑家栋说,是为了让这些女子到美国过好日子。结果,郑家栋犯了罪被判刑,网上骂声一片,对大陆新儒家打击很大。另外,学者秋风近年发表文章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宪政。他认为秦始皇之前和秦始皇之后都有宪政,孔子建立了公民社会,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了宪政力量。很多学者质疑秋风的见解,易中天、袁伟时两位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批评秋风,引起一场辩论。秋风还说蒋庆是30多年来唯一的思想家,其他人物如浮云耳。评论家熊培云说,好多人怎么一研究儒家就不会说话了?这是针对秋风说的。

以上提纲掣领地介绍了当今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详细内容请阅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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