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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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h3>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h3>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是负面形象，是“叛徒”。

20世纪60年代，中苏决裂。中共发表“九评”（连续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在批判“苏修”的同时，挖祖坟追溯到民主社会主义和“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连带各国社会党（社会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载体），统统一锅熬，痛加批判，全面否定，指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

让我们挑出一篇“八评”看看。

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作者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赫然代表最高权威。

该文说：“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

这篇文章对主张和平过渡的各国社会党也做出了否定性评价：“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文章的结论是：“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列宁曾经斥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热衷于议会制度的幻想，抛弃了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选举党，变为议会党，变为资产阶级的附庸，变为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现在，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鼓吹议会道路，也只能重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覆辙。”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的结果，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谈虎色变。

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著作，只能享受“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事情起了变化。中国陆续翻译出版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献，发表一些学者客观介绍欧洲社会党的文章。比如1988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殷叙彝主编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为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大量资讯。东方出版社出版刘芸影翻译的《论民主社会主义》一书，也为读者了解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然而，“江流曲似九回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东欧各国共产党改为社会党，有人担心这股浪潮波及己身，于是再度高调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时期，否定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当时各地出版了十几种讨伐民主社会主义的书籍，单篇文章更是不可计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许俊达主编的《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一书。该书第7页说：“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被那里的右翼用来作为向资本主义急速过渡的桥梁……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第20页说：“民主社会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以人道主义为主线和核心的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哲学……这一思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而与自由主义，尤其是现代自由主义倒有着更多的相近。”

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徐崇温著《民主社会主义评析》一书。该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标题是“民主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这一节一开头（第58页）就说：“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作为社会改良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指导着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过程中，还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

当然，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趋势。这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新一轮解放思想浪潮兴起，不但为改革开放带来转机，也给客观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开启了新的路向。

与此同时，各国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改善。1997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访问中国，标志中共与社会党关系正常化。

就在同一年，英国布莱尔率领新工党上台执政，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新工党1995年党章宣布，工党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工党的目标是：公正社会、开放政体和健康环境。一方面，要扫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分配不公）；另一方面推进社会所有制（不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段时期内，中国出现了“第三条道路”的翻译与研究热，诸多中国学者研究“第三条道路”的著作纷纷出版。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谢峰著《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研究——兼论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何秉孟、姜辉著《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东方出版社出版的阮宗泽著《第三条道路与新英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史志钦著《全球化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转型》等，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相对客观的介绍与评论。

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也摘掉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的帽子，先后由人民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销售，受到读者欢迎。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曲折命运，颇受国人关注。当下，国人对于中国未来路径争论颇多，而民主社会主义不管怎么说也是社会主义，自然引起极大兴趣，民主社会主义渐渐走红。

<h3>民主社会主义是何方神圣</h3>

如此跌宕起伏，波濡云诡，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何方神圣？

先解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一种社会思潮。最早从古希腊广泛流传的关于人人“平起平坐”的“黄金时代”的传说，中经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主义文献以及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再到马恩逝世之后一百多年来的探索，社会主义可谓源远流长，门派众多。有人说世界上有五十多种社会主义，更有人说有一百种，这里不再考证。要之，社会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内容错落，但发展至今，不同流派认同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普遍幸福。尽管有的社会主义流派只是嘴上说说，但也不敢公然否定这五种价值。

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则是指用民主的方式即非暴力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又特别强调民主的一种社会主义主张。

我们看看历史。

作为欧洲各国弱势民众（主体是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的政治运动，民主社会主义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登上舞台。

“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是由法国人赖德律一洛兰和路易·勃朗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提出来的。他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后来欧美各国成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费边社等，都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党（本书用社会党这一名称代表这些政党）。

路易·勃朗等人谋求增进工人利益，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主张依靠国家力量帮助，建立“国家工厂”，吸纳大众就业并减少劳动时间。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借用法国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话来说，就是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在德国，拉萨尔称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拉萨尔认为，应该通过普选建立人民政府，反对特权和压迫，社会主义是一场争取普选权即争取民主的斗争。英国的宪章派也认为，争取普选权，是确保财富合理分配的唯一途径。为什么把普选权看得这样重？因为无产者人数比资产者人数多得多，如果真的实现普选，就能靠票数选出为民众谋利益的政治家。

民主社会主义的信奉者虽然也举行罢工甚至局部的起义反抗，但他们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国家政权，而是采用渐进手段，争取普选权，限制政府权力，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对弱势群体的税收，扩大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等。一句话，就是走合法改良的道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就此评论说：“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色彩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1

民主社会主义通过争取普选权实现渐进改良的主张，与马克思提出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大大小小统治者，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纲领，是有区别的。

19世纪40-50年代，欧洲爆发一波又一波极为激烈的工人反抗压迫的运动，《共产党宣言》（1848）的影响急剧扩大。第一国际（1864-1876）成立时，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的成立宣言宣称“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其共同章程则写进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要求。第一国际于1868年9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议。这表明马克思关于暴力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等一系列主张在第一国际居主导地位，民主社会主义处于下风。

到了第二国际（1889-1923)，情况发生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关于议会策略的争论，民主社会主义者关于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1893年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完全不提暴力革命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变化，与欧美社会的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1848年革命运动结束之后，大约到19世纪末，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运动形势逐步出现三个变化。

一是欧美各国先后掀起工业化高潮，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达到一个鼎盛时期。各国军事力量大幅增长，热兵器全面代替冷兵器。1848年以前各国工人运动依靠巷战和街垒战取得抗争胜利的局面很难复现，不得不考虑新的斗争方式。

二是经过反复斗争，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和权利格局逐渐改善，社会主义取得进展。比如劳动时间缩短、报酬提升、选举权扩大等。欧美各国先后成立了独立工会，工人政党获得合法地位并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改革法案，熟练工人获得选举权。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在1899年进入法国内阁出任工商部长。

以上两个因素交相作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

只是马克思对股份制、信用制和银行制度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可能自我扬弃，和平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不需暴力摧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主义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在谈到股份制时，他说：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马克思说，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2马克思临终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需要用暴力来消灭私有经济。在工人运动逐渐趋于低潮的情况下，恩格斯把目光转向暴力以外的途径。1881年，法国鲁贝城和科芒特里两地市议会由于工人议员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工人的法案。恩格斯为此发表文章《两个模范地方议会》，希望英德等国的工人也能像法国这两个地方一样，变成国家的现实力量。马克思去世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不断获胜。188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1427298张选票，取得35个席位。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同年9月，恩格斯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党，即使被取缔，也不应“修筑街垒，诉诸武力”，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二十五年来占领的一切阵地”。1891年，恩格斯还说：“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英、法、美……”“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3

1895年8月，恩格斯去世。恩格斯临终之前，于3月撰写了《〈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一文。文中提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4这一说法，在第二国际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用巷战和街垒战夺取政权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者通过选举进入议会的斗争方式，到处都在取得突破。

恩格斯回顾了德国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就，然后说：“德国工人……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因为在这里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5

恩格斯的结论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6当然，恩格斯并没有全盘否定不合法手段，但他的确强调了应该转移到合法手段即民主社会主义所主张的议会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