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日子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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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位朋友住在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尽管我和他已交了十来年的朋友，我对他的印象总是模糊不清的，各方面都模糊不清：外貌、年龄、个性、背景等等。这世间有那么些人，别人从来对他们没有一个哪怕稍微清晰的印象，因为他们身上的一切，包括外表长相，都太没有定准了，比如有天上午，我与同事一起议论一个女人，说她爱出风头，目光短浅。话说到一半，同事忽然叫起来：“他是一个男的呢！”我一愣，心想也对，他的确是男的嘛，我怎么乱改他的性别呢？我的这位朋友就属于弄不清的那一类人。
尽管对他的一切不甚了了，如隔着烟幕，我们还是成了朋友。他给我来信了。
他的信上说，分别以来，他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本来是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写信的。但是他近来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灾难，这使他萌生了给朋友写信倾诉的念头，他首先想到的朋友就是我——这个家伙有时会玩玩套近乎的小把戏——这场灾难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好多次，他都认为自己将要一蹶不振，活不下去了，可是居然到了今天还没死掉！这真是个奇迹啊！
读到这里，我的神情渐渐变得严肃。我细细地往下读，想要知道事情的原委。可是一直读完四五页，读到他连篇累牍地诉说他的巨大的悲痛，他的绝望，他的伤感，却始终不知道他究竟遭受了何种不幸。我想，也许在信的末尾会说吧？当我翻到最后一页信纸时，发现那上面写着一个谜语，还写着叫我到一本什么民间故事书上去寻找答案。信的结尾是这样的：“近来我对搜集谜语的事也厌倦了，乘着还有一点残存的兴趣，将这个谜语奉送给你，我估计你最终能够破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字谜。”
十年以前，当这位朋友还年轻时，他时常陷入各式各样的男女感情纠葛中，时而颠狂不已，时而悲痛欲绝，但从未有过什么像样的结果。每一次胜利或惨败之后，他即与对手彻底分开，轻松愉快地在路上行走。有时还在闲聊中将对方加以漫不经心的评论，其中不乏贬损的言词。这似乎成了他的一种恶习。但在我们交往的最后几年，他似乎与这种事也绝缘了。并不是对女性有什么反感，只是严重的反应迟钝所致。往往与别人一起坐了几个小时，也没搞清对方是男是女，只是笼统地做出附和别人的样子。
这样一个人，居然想起来给我写这么长的一封信，这可是破天荒第一回。我粗粗看了一遍信之后，就打算拿到书房里，关起门来细看，我不知怎么认为这里面有些不便让我妻子知道的底细，我必须好好地猜测一下。我关好了门，坐下来将这封信反复地研究、揣测，甚至寻找起密码的痕迹来。当然我什么也没找出。
隔了一天，又收到他的第二封信。这封信比前一封调子更低，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死亡已经悄悄进入我的胸腔。”在这封信中，他还是没有谈到使他如此消沉的原因，只是提到一件事：一个我们共同的熟人借走了他五块钱。还说这无异于行劫。一想到他竟然被人打劫，而强盗又是他的熟人，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就是活着也差不多等于死了。这一类话他说了又说，还加上一个又一个的惊叹号。信的末尾也没有名字，只是盖上一颗没有字的红印，旁边加一注解：“像我这样一个白日里还被自己人打劫的家伙，名字对于我已是毫无意义了，你以后也不要再给我写信了。”
正当我准备给他写信时，又收到了他的第三封信。这封信很简短，只有三句话，告诉我他马上要来看我，并叫我×月×日去车站接他。
我按照他信上告诉我的车次去了车站，但是他没有来。我无精打采地往回走，心中不由得十分恼怒，好象被人捉弄了一般。我决心不去管这个人的事了。仔细一回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荒唐得很。
白天里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日子一长就渐渐淡忘了。可是奇怪得很，一到夜里，我就梦见这位老兄，看见他从月台上走下来，拍拍我的肩说道：“上一次你没接到我，是因为你思想开小差。我见你居然没认出我来，十分生气，就坐下一班车回家去了。”还有一次他说：“我们之间的这种秘密联系是很有意义的，但如果随随便便向众人公布出来，就太可怕了。”
昏昏沉沉过了些日子，又接到这位老朋友的第四封信，在这封信中，他提都没提约我去车站接他的事，也没提我不给他写回信的事，只是起劲地对我谈起他的一桩买卖，讲起最近他已被赚钱的事迷住了心窍。“忘记痛苦的最好的办法。”他写道，“看见大把的银钱落进你的腰包（保险柜），真是难以形容的快乐。”他的这种口气倒让我吃了一惊。据我所知，这位朋友从来对金钱方面的事随随便便，心不在焉，我怎么也无法将他与一个贪婪的形象挂上钩。但他自己写出了他变化的原因：“自从上回发生那件劫走五块钱的事之后，我就对钱这东西产生了一种新的兴趣，再说我刚好有这么大的痛苦需要逃避，我就一头扎进买卖的事里面去了。我估计有那么一天，你会来与我合伙干的。一个人在世上总得有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事来干。现在我住在一幢豪华的公寓里，假如你来看望我，请事先通知我，我一定派我的下属去接你。我的地址是×××××××……”在信的末尾还写了许多吹嘘的废话，暗示他现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私下里养着三妻四妾等等。最后还忘不了提醒一句：“这一切都是为了忘记内心的痛苦。”
我碰巧有了出差到Z城的机会，于是我事先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朋友，请他来车站接我，或派人来车站接我（如果他很忙的话）。我走出车站，根本没有看见他。我担心他因为什么事迟到了，就在车站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我记起了上回的教训，就掏出地址，喊了一辆出租车去找他。
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拐来拐去，最后在一扇破旧的木门前面停住了。门开着，我一抬脚就进去了。屋里十分简陋，却挂着四五盏电灯，很刺眼，我那位善于信口开河的朋友就一声不响地躺在木板床上，眼睛直瞪瞪地瞧着天花板。
“喂！”我喊道。他表情冷淡地坐了起来。“你收到我的信了吗？”
他怪笑一声，说道：“我们这个地方根本不通邮，你还没看出来？这栋房子是要拆除的危房，里面就住了我一个人。你来了正好，我盼着你来，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跟你说的是：我真寂寞呀！我的意思是说我无事可干。要是有事做，何至于躺在这里？不久前我刚刚越过了一道鸿沟，你来之前，我正处在危险的边缘，幸亏我挺过来了，这事一想起就后怕。我写信时忘了告诉你，我们这里根本不通邮，你给我写过很多信吧？那真是浪费了时间了。我特意搬到这个不通邮的地方来，就是害怕那些不相干的人给我写信，甚至上门拜访。你知道，在我这种状况里，内心的宁静是多么重要啊！痛苦算不得什么，日常的骚扰才是最可怕的。比如要是你有这么一个父亲，每天都用那种目光盯视你的一举一动，请问你还怎么活下去？”
我手中的旅行包也没放，就听他这么瞎扯了一大通。我估计他根本忘了他以前写过的信了，也忘了我从哪里来，来干什么的了。
“你为什么一再失约？”我还是忍不住问他了。
“啊？对了，我和你有过某种约定！”他显得很兴奋的样子，“我答应过你，要把我的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断连缀起来，以便我有一个完整的形象。等一下。嘘。”他猫着腰溜过去，将身子往窗前探了一下，回过头来笑嘻嘻地对我说：“是来找我的女孩子们，没意思透了，我总是躲着她们。”我明明看见窗外什么也没有。
说来也怪，从理性上说，我根本不应该在这个人这里待下去，我应该抬脚就走，可是我居然呆了两个小时！看来，我的这位朋友还是有一种看不见的魅力，尽管他说谎，尽管他的话没什么意思，我还是留在他那里没走。
他又提议我以后将信写到他的一个舅舅家里去，要他舅舅转交给他。“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要知道我多么盼望听到你的心声啊！你和那些不相干的骚扰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想，我们分居在两个离得很远的城市真是一桩幸运的好事情，这使我们双方都产生了一种神秘感，然后我们通过信件传达这种神秘感。对这件事我有我个人的看法。”
我在Z城的那两天，我的朋友居然振作起来，陪我游览了一些地方。每到一处，他都兴致勃勃地指着一些女孩告诉我：×××是暗娼，×××靠偷东西为生，×××每次都将骗来的东西与他分享。按照他的说法，这城里的女孩大都是些堕落分子，而且大都与他有某种密切的联系。值得指出的是，他分明是一个穷光蛋，连坐车的钱都没有，每次我们外出都是徒步，而他绝不提到钱的事，也不提他的生意——如果他真的在做什么生意的话。那两天除了谈女孩，他还有一个念念不忘的话题就是他的鼻子。他告诉我，有天早上起来，他忽然发现他的鼻尖有两点红的，他吓了一大跳，认为自己患了那种酒糟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将自己的形象确立为一个酒糟鼻患者。尽管只有鼻尖上有两点红的，这也无妨。他想，一个患酒糟鼻的人最好的处世方式就是肆无忌惮。因为不论他如何矜持，人们也不会对他的鼻子产生什么好感或同情心；不论他如何遮掩，旁人的目光也免不了要停留在他的鼻尖上。像这样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的好。而一旦采取了肆无忌惮的方式，立刻就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他这样决定了之后，就开始逢人便谈论起自己的鼻子来，所谈的方式或迂回或直接，或暗示或宣扬，反正看对手而定。此种谈话使他获得莫大的快乐。举个例子说吧，有一天他母亲来了，他就直接了当地向她谈起自己患了酒糟鼻这件事，不容母亲开口，他马上又补充说患这种病的人总有某些天才的迹象，如再加上勤奋努力，日子长了，事情总要发生根本转机的。最近他一直在埋头做生意，很多大主顾都对他表示了非同一般的好感，不是因为他的生意，却是因为他这个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这些话母亲虽不全信，还是抱了很大的希望回去了。“最近幸亏有了鼻子的事，自我感觉好多了。”他凝视着前方说道。
我离开Z城的前一天夜里，我的朋友硬要我睡在他家里。于是那一晚我就睡在他的隔壁房间里。开始我睡得好好的，可是到了半夜他忽然敲门了。他进来，坐在我的床沿，反复地叹气，说些没意思的话，然后回到他的房里。等我刚一闭上眼，他又来了，很激动似的，告诉我他打算放弃他的生意了，因为一个人总得干点正经事，不能老这样混下去。好不容易讲完了，他回到他的房间，我正要睡，他又来了。如此反复，闹到天亮，我只好起床，他倒呼呼入睡了。
离开Z城后，我恨透了这位朋友。我想，用吸血鬼、虐待狂、骗子这一类词来形容他都不过分。我在火车上发誓不再与他往来。一回到家，他的电报也追随而来。上面写道：一切正常。真见鬼，莫非我每一刻都在关心他的命运吗？我究竟怎么啦？我完全不关心他的事吗？时间的流逝很快就证实了他的预见。他总是那么英明正确。
“关于鼻子的事，”他说，（见鬼，他总是采用这种权威的语气！）“我最近又有了新的见解，事情的起因是一个过路的小孩。当时他正蹲在地上打弹子，我走过去和他蹲在一起，他就和我谈论起打弹子的技术问题来，自始至终完全没看我的鼻子一眼，而且态度的诚恳，眼神里流露出来的信赖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过路的小孩，他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他，一问就暴露出我十足的俗气。我只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他说完就收起弹子走掉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我在心里大大为他喝彩！”接下去他又写到老朋友的女儿向他求婚，“我打算答应她的要求，我发现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丈夫，什么都可以的。只要有了固定收入，我就和她办婚事，当然这都是次要的问题。”
那么在他来说，什么才是主要问题呢？我实在想不出，是他的买卖？我又分明看见他什么买卖都没做。莫非他提起什么主要问题只是为了吹吹牛？与其说他躺在那间破屋子里冥思苦想，还不如说他什么都没想更为确切。现在这位朋友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我无法适应的随意性，并且毫不理会别人的存在了。既然他不理会我，我怎么还会每时每刻惦记着他呢？关于这位朋友，疑问越来越多，虽然无法忍受他，却又一天比一天更紧地被他的行为所牵引。
我正在疑惑之际，他却又唆使一个人到我办公的地方来劝我与他一道去作报告，那人是一位教授，名气并不怎么样。他来叫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装扮成一位政府要员，说是这样他的报告就会为此增色不少。我的工作是陪他坐在讲台上一声不响，板着脸，偶尔咳嗽两声。整个过程中我如坐针毡，不停地脸红，暗暗在心里诅咒我的朋友。那天夜里我好久没睡着，不住地往地下吐唾沫，似乎要把那种肮脏的感觉吐掉才好。
过了些天那位教授又来了，还带来我的朋友的亲笔信。信上将我大大夸奖一顿，声称我的思想感情已经进入了“超脱升华的新阶段”。我读完信，教授就拉我走，我们一同来到一个规格更高的会场。教授这一回调子也更高了，唾沫横飞，歇斯底里地叫喊：“我已经站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上！”我虽有点不安，但我不再脸红，因为我看到观众坐无虚席，脸上的表情有点木然，却并不反感，少数人还露出赞许的神气，并且这赞许大半是冲我来的，我不由得惊讶了。看来教授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思想轨道在平稳地运行，他就像一个有经验的驾驶员，而我不过是一名惊慌的乘客，而且是搭错了车的乘客，时时刻刻都想往下面跳。我多么愚蠢啊！这样想过后，就心安理得了。散会的时候大家都来与我握手，我居然也应付得好一点儿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朋友亲自来我们城里作报告了，是这位教授推荐的。每次两人一起上讲台，教授讲完了我的朋友讲。在这种时候，我的朋友就故作惊人之语，什么“毁灭地球的大地震”啦，什么“人类末日的预兆”啦，还装模作样地跳几跳。当然听众全无反应，而教授和这位朋友却激动得不得了，回家的一路上都不停地谈论，到家后又不睡觉，胡乱吃点东西继续谈论，一直谈个通宵。这种场合，我仍旧作为政府要员坐在讲台上，我已经对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比较习惯了。我还是弄不清：我的朋友到底有没有搞清观众的反应呢？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真得意还是假装得意？是从心底里对自己所说的感到激动还是装出来的？当我用一些话语小心地试探我的朋友时，他就重重地拍着我的肩头，宽宏大量地说：“你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有些事，越是模糊越有意义。这可是我这一辈子的经验。”
作最后那场报告时，听众席上出现两个痞子，不但扰乱会场，还冲上讲台来殴打教授和我们。想象得到，我们三个文弱书生是对付不了他们的，结果当然是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地逃走。在路上，我忍不住对这一事件有点怨言。不料我刚一开口，我的朋友的样子竟比刚才那痞子还凶，顺手就捡了路边一根棍子来打我，重重地打在我的背脊骨上，痛死了。他一下接一下不住手地打，我只好跳开来，跑得远远的，口里大声追问：“为什么要打我？”朋友回答：“为了让你清醒一点，不然你会认为自己成了个什么人了？一个大思想家！像你这一类的思想家恰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我们还不如多要几个刚才那种痞子呢！我们虽然挨了痞子的打，但是打得痛快！而你，唠唠叨叨，女人之见，像个长舌妇，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你赶快住口，不然我还要打，虽然听众将你当个人物看待，你可是托了我的福。要是我不喊你去会场，你现在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他骂完我就和教授一起将我撇在那里，而他们坐出租车走了。最近他们挣了不少钱，可以坐出租车了。我却分文未得，替他们搞义务劳动。
我在家里过了些清静日子，因为我不想跟在这位朋友的屁股后头转了。我自己还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我正在编一本词典，出版社催稿催得很紧，而我却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想一想都后悔。话虽这么说，可是自从我作为政府要员面对几千听众坐在讲台上之后，我心里就生出了一条蛀虫，咬呀咬的，使我日夜不安。有时我忽然觉得：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再次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受到众人的景仰，就是死了也心甘。但我也清楚：如果没有我的朋友和那位教授带我去会场，安排我作为要员坐在讲台上，我是永远享受不到这份艳福的。我这辈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位编辑小职员罢了。
渐渐地，我又产生了与我的朋友重修旧好的念头。但是怎样才能与他联系上呢？这些日子，他根本不理我了，他又从未告诉过我他的地址。我左思右想，唉声叹气，这种心理已经影响到我妻子的情绪了。在这个时候，偏偏我又犯下了一个大的错误。我手头这本小词典本来是我与研究所的一位同行合编的，可是我却趁他出国之际将词典出版了，并且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全归我。当我干这一切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在梦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就做下了这件卑鄙的事。幸亏那位同行近几年不打算回国，而且早不将词典的事放在心上了。可是他的妻子似乎总记得这事，我从她的眼神里感到了这个。后来我和她相遇，她总声音响亮地与我打招呼，满脸全是假笑。这件事使我背上了很重的包袱，有时我真想找到她去坦白算了。但我说些什么呢？说我是个小人、剽窃者？这样说了我心中的负担就减轻了吗？
事情发生后，我妻子知道了。她又气又恨，说自己瞎了眼，跟我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竟没看出我是这样一个卑鄙的家伙。她还在家里摔破了几个热水瓶和灯泡，哭得眼都肿起来。我呆若木鸡地望着她发作，一下子就萌发了要谋害她的念头。
我首先潜伏在妻子下晚班回家的路上，那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小胡同。我用戴着手套的手紧握一根木棍，打算妻子一出现就给她当头一闷棍，将她打死，然后扔掉棍子跑回家。我在寒风中等了好久好久，脑子里走马灯一样出现种种的情节，以及对付的办法。我越想越怕，手也抖得厉害，连棍子也握不住了，最后我干脆将棍子往一个角落里一丢，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回到家里。回来后当然对妻子更仇恨了。后来我又设想了用砒霜下毒的办法，结果当然也没实施。倒不是心疼她，主要是怕自己因此而丧命。这两次谋害虽然没搞成，我还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恶棍，每天被自己的罪孽压得气喘吁吁。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住了，就将谋害的事向妻子坦白了。没想到她无动于衷，白了我一眼，说：“我早知道了，我还找到了你扔下的那根木棍，那是我们家用来防贼的，我把它捡回来放在床底下了。”我说：“你就不气愤吗？”“气愤？”她冷笑一声，“你又没伤害我，我干吗要气愤？你做得出什么辉煌的举动来呢？我看我们还是和平共处算了，你天生不是杀人的料，何必扮演小丑的角色，什么事总是顺其自然为好。”我没想到真理竟是掌握在她手中，屠刀也在她手中，我反而成了待宰的猪。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剽窃的事了，什么事都不提，就仿佛厌倦了似的。经过短短的风波，我的情绪又恢复了正常。我的词典顺利出版，为我争得了一点地位，我也不再认为剽窃的手段有什么不正当了。私下里甚至想：如有机会，还要多剽窃几回，好进一步抬高身价。既然杀不了人，干不了轰轰烈烈的事业，就搞些小偷小摸算了。
我的朋友又从北方的Z城给我写信了，是某研究机构特制的富丽堂皇的信封和信纸，信上的字迹乱七八糟，似乎有好几种字体，他在信的末尾告诉我，这封信其实是好几个人共同写的，写了好多天。他总是写几句又扔在桌上不管了，结果他的同事进屋来看见了，就在上面接下去续写，这样过了好多天，信就成了这个样子了。信的主要内容是告诉我，他和教授现在是如何风光，声誉如何高。虽然他们现在不是国家正式研究机关的领导人，可在广大听众眼里，他们比那些领导人还吃香。每天想到什么地方去讲就到什么地方去讲，报酬也十分高。回想不久前，他还想找一个固定工作呢，现在他觉得那实在是幼稚可笑极了。目前他已成了家，妻子也加入他的讲演。他、他妻子、教授，三个人组成了一个讲演团，底稿都不用打，到处去乱讲，越乱讲观众的反应越好。现在他们唯一的憾事就是演讲团还缺一名政府代表成员，如果我能找个借口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北方加入他们的团体，将会享受到莫大的乐趣！当然，他们事先要和我讲明，这件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假如我是个聪明人，假如我仔细想了这件事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奔赴他们的所在地！
那些另外的字迹所写的都是同一个内容：我叫×××，现在是××演讲团的预备成员，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登上讲台，成为一名演讲新秀。请与我联系。
在信的旁边还有一种娟秀的字体写着：“我是你朋友的妻子，我并不认为自己的才能比他差，干这项工作丝毫没有提高我的身价，反而对我是种牺牲。我是出于一种正义感来干的。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正义感、有才气的人，你应该收拾起行李马上来到我们这里。假如你有决心脱离庸俗的、窒息人的环境，这可是唯一的机会了！来这里之后，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头。比起这种崇高的荣誉感来，你那小小的词典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一贯认为，平庸的环境可能使人产生杀人的冲动，但这种冲动又是极其无力的，不知你有没有同感。”
那个女人的话使我十分震惊，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在心中揣测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演讲团，为什么他们这么有市场，观众对他们如此着迷。
我的朋友又迫不及待地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大吹特吹，说他们已经红得发紫，飞黄腾达了。从那些杂乱的笔迹看起来，根本不是我的朋友在给我写信，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会议记录。可以想象他的家里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开不完的讨论会。看完信，我激动不已地在家里踱来踱去，一夜没睡。后来我就收拾起行李，以父母生病的借口向出版社告了假，搭上了北去的火车。
虽然朋友在信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演讲团的全体成员将在站台上恭候我的光临，但当我伫立在北风凛冽的站台上时，明白自己又一次上当了。我掏出朋友的新地址，叫了一辆很旧的出租车。车子又一次在小巷里七弯八拐的，最后停在一张破旧的大门旁，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又到了上次的老地方。我的脑子给搅得稀乱，我怀疑自己错将上次的地址给了司机，不料司机冷笑一声说道：“没错，这个地址就是那个地址，这条街有两种不同的街名，实质上一样。又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来住，所以谁也不来过问地名混乱的事。乱就让它乱去，有人还乱中谋利呢！”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弄得我脸上发烧，慌张中多给了他两块车钱。“你要小心自己。”他伸出头来说了一句，然后发动了车子。看着远去的车子，我惴惴地想：“他也在乱中谋利。”这样心里就平静了好多。
还是那间破屋子，一进门就看见他给我的没写完的信堆在过道的窗台上，信的旁边横七竖八地摆了好多笔，大概是来一个人就在信上画几笔。黑糊糊的房间里坐了三个人，他们是我的朋友，教授和朋友的妻子。他们正在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完全不介意我的到来。终于他们喝完了，我的朋友站起来，沉着脸，问我：“你是抱着赚钱和出名的打算来的吧？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轻易地接收你。这不是太戏剧性了吗？一个普通的熟人跑来，我们让他和我们平起平坐，大家一起出风头。不，你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才有资格参加，别以为你上了两次台就算正式成员了，还差得远呢！我们这里可不喜欢平均主义。”
另外的两位都皱着眉头，很不欢迎我的样子。
“你们写信请我来的。”我忍着一肚子气说道。
“写信？”朋友哼了一声，“写信又怎么样？谁会没有一点点嗜好？我的嗜好正好是写信，你也有你的嗜好的。一个人，总该有自知之明！”
朋友的妻子和教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不耐烦了，最后他们霍地站起来向外走去。朋友也跟着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暂且在家反省一下自己的急躁情绪，过几天我们会叫你一道去作报告的。”
一连几天，我像个流浪汉一样在街上闲荡，他们根本不过问我干些什么，他们忙得很。每天晚上，这三个人聚在一盏肮脏的灯下热烈地讨论，讨论完了就数白天所赚的钱，各人眼里都射出贪婪的光。这时总有一些人从外面鱼贯而入，手里拿着小本子，将他们在这间房子里听到的一些怪话记在本子上，记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溜走，大约是出去传播信息去了。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或两个神情不安的人站在过道里的那张桌子边，在我的朋友写了一个开头的那封信上乱画，东一句，西一句，原来我的朋友每天写信，原来他给我的信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禁哑然失笑，从心里感到这位朋友的深不可测。那些人可不这样想，他们胸有成竹，随便挥笔在朋友的句子上乱涂乱改，还故意多写出几个惊叹号与破折号来，那种庸人嘴脸真把我气坏了。而我的朋友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一心想的是钱，还有鬼知道的什么事。他数完钱就左右环顾，像在思忖将那一大叠票子放在什么地方为好似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早上，朋友没起床。当我从隔壁房里推开门进到他房里时，发现教授和朋友的妻子已经走了，朋友说他今天不想去，因为头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