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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
姑妈:
昨天接到您的信,您要我谈谈家里的情况。可是您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些事是我没出生就发生了的,我到底从哪里谈起呢?您一定知道,在我们茅街,每过不久就有变化,人和事都会变得认不出来。我虽年纪不大,也常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呢。看来您其实很熟悉我的情况,可能有人告诉了您。是的,我现在是一个人住,自从父母10年前去东边后,我就一直住在他们留下的房子里面。当时他们对我说“去一阵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一阵子”成了10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那么先说说我的近况吧。他们走了没多久我就没上学了,因为要吃饭啊。那时住在马路对面的潘奶奶将我带到火柴厂的车间,帮我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月5块钱。我在火柴厂一直干到现在。现在我成了厂里年纪最小的保安人员,我每天夜里去厂区巡逻,工资是8块钱了。我们这些保安人员没有正式武器,一人发一根木棒。厂里让我们成天练臂力,这样的话,用木棒就可以将来厂里盗窃物资的小偷打死。但是哪里有贼呢?我从来也没碰到过,也许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工人吧,我看上面领导就是这样想的。车间里的那些人一个个骨瘦如柴,下陷的双眼冒火。他们做夜班时,我就在车间外转来转去的,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时常将木棒掉在了地上,自己被那响声吓得直冒冷汗。不,他们并不偷厂里的木材,也不偷其它任何东西,他们很规矩呢。日复一日,我们这些心怀鬼胎的保安人员还是在巡逻,同那些工人较量。较量什么呢?我在屋里挂起一个沙袋,是厂里发给我的,我每天在那上头练拳击。现在,我身上已经有点肌肉了,不过我还是常将木棒掉在地上。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贼从车间里冲出来,我一定打不死他,很可能,他倒会捡起木棒将我打死!有一回巡逻时,我碰见领导了,那人是个高个子,比我高两个头,起先我以为他是贼,就紧握木棒等他走拢来。他停在冬青树的阴影里头,就像消失了一样。我怕得不行,憋着一口气往那树枝里头打了一棒。领导“哎哟”一声就出来了。领导立在月光下,口气冷冷地问我多大了,我说17岁,他懊恼地一跺脚就走了。后来好多天里,我都等着他们来开除我。然而却没有。还是打住吧,我的近况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说点别的。
我一直想离开茅街到外面去生活,哪怕是到城里的西边去也行,听说那边住着做苦力的人们,吃饭不成问题。说起来,茅街应该算一个好地方,像我这样一个没人管的小孩,在那些年头里竟可以靠自己活下来,自食其力,这一点很了不起。我听说这个地区的口号是:“决不饿死一个人”。父母走的时候我才9岁多,潘奶奶马上到家里来找我,将我领到火柴厂去干活,那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管。后来我就学会了做饭,我的工资虽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姑妈,当年您也是从这里离开的,我觉得,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定有过矛盾,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下决心。即使您不在此地了,心里还是挂记着这里,对吗?爸爸和妈妈离开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坐在厨房里的矮凳上剥碗豆呢。我还记得妈妈说,下午就回来炒碗豆吃。她是对爸爸说的,我在门口偶然听到的。
我要离开茅街,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太阴沉了吧。除了火柴厂的那些事以外,呆在家里心里也不那么踏实。到底哪里不踏实呢,我也说不明白。比如说现在吧,是中午,我刚刚起床,就听见盲人金过来了。他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帮人算命,他的顾客是一名妇女,哭哭啼啼的,一定要金帮她算出自己哪一天会死。女人的声音很陌生,大概不是本地人。金的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楚。那女人走的时候不太满意,还质问金:“你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刚才我醒来时本来心情是不错的,因为外面天气晴朗,不冷也不热,我准备到街道图书馆去打发这个下午的。可是这个盲人,把我搞得一点好心情都没有了。金不该坐在我的门口拉生意。还有那女人也怪得很,近乎无理取闹,脑子里还有种奴役别人的思想。我打开门,却并没有看见金坐在台阶上,我又向街道的两头张望,也没有看见人影。刚才这一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姑妈您能告诉我吗?
因为长年做夜班,我的睡眠不是很好,我总是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曾作过这样一个设想:我在雨天里在这个地区漫游,所碰见的全是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的人,我每遇见一个人,就要冲他(她)喊一句:“你带回你的雨衣了吗?!”我还作过另外一种设想:沉默的茅街人全都变得爱说话了。夜里我出门去上班时,到处一片嘈杂,一些窗口甚至传出口号声,喊的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口号。我本来就神经质,现在越想这些荒诞无稽的事就越害怕。如果茅街地区的人不是这样沉默,如果那些熟人碰见我就打招呼,也许情况要好得多。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走路时都低着头,遮着脸。同我招呼的只有潘奶奶,白茅,刘工等少数几个人。不打招呼也罢了,有时又有意外发生。有一回大晴天的,那人撑着伞,遮着自己的半个身子朝我走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忽然站住,口里喊出话来:“长延,你这小子,连伞都不打一把啊!”待我要转身向他走拢去时,他又连忙急走,甩开我。这个人是造纸厂的传达,家就在西区,家里赤贫,满屋子都是莲子壳,他老婆带着三个小孩破莲子为生。就因为这种怪举动,我的心情被这些人搞得很沮丧。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很引人注目,要不他们怎么总同我为难呢?我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他们却时不时来那么一句讽刺,不是说我骄傲,就是暗示我要检点自己。我去问他们呢,又问不出个什么来,因为他们太涣散了,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也有几个被我逼不过的,居然破口大骂,说我这种追究是“不自量”。
我只好暂时放弃追究,坐进图书馆。我读的是那些侦探小说,也读推理小说。我读书很入谜,但思路从来跟不上那些作者,因为我爱走神,我很少将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弄明白,我想这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的恐怖感。经常,我的整个下午就沉浸在那种凶杀的氛围之中。从图书馆里出来,便听见很多人在地底下喊话,于是疾走,可走到哪里都听见那些个声音。图书馆里的老阿姨总是注意侦探小说的最新出版消息,然后设法买了来,等我去借。多年来她同我之间心存默契。那一天图书馆要关门了,我起身准备离开,季阿姨(她姓季)招呼我到她那边去。她弯下腰,从书架的最底下拿出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张手制的贺卡,上面喷了香水,画着一只我说不上名字的鸟。那是色彩极为淡雅的水彩画,季阿姨说这是我妈妈寄给她的,我听了很吃惊。我的父母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商贩,以前他们在家里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辛苦而忙碌,我从未见过她画画。季阿姨又从贺卡里头抽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是我妈妈。我很生气,觉得她在开我的玩笑,一扭身就要走。她一把捉住我的手臂,口里“长延,长延”地叫个不停,就好像要将我从梦中叫醒一样。我站在柜台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也生气了,将贺卡和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住,说我“思想老化,不可救药”。好久以来我一直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隐约地觉得那是一位眼神很特别的、风情万种的年轻女性。当然不会是母亲,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呢?我还是去图书馆,季阿姨用一种冷嘲的口气向我报告:“又来新书了啊。”我感到她在心底热烈地期待我做出回应,可是她到底要我回应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再提那张被踩坏了的照片,我太软弱了。我低着头,将整个身心埋在那本书里头,可仍然感觉得到老阿姨在我身边。
这个地区有一些怪事,姑妈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让您同我分享。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有一条又窄又长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一个门都没有。白天里,胡同里总是有一些行人来来往往,可是到我半夜去厂里值班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这是可以想见的,连那些野狗也不往这里来,这都没有什么。最令我苦恼的是这种事常发生——我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仅凭意念机械地迈动脚步。那种时候,我总是充满了惶恐地想:“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左手在摆动,但是我的右手贴着身躯一动也不动,我的挎包快要从肩头滑下来了。我的脚踩在水泥路上,但一点声响都不发出。我就这样走啊走啊,惶恐不安地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我耳朵里“嗡”地一声响,感觉就恢复了。白天里,我一想到这事就不舒服,可是又没有办法,我必须经过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到火柴厂。有时,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一进胡同就飞跑起来。开始这一招似乎见效了,过后却又并没有见效。因为我的速度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不管我如何努力也没有用,接下来我又变成那种僵尸——这发生过好几次,比不努力更糟,因为有人在墙头唤我,我却无法抬起我的头去看。啊,我多么盼望一个人出现在胡同里啊,哪怕一条野狗也行。可是却没有。当我轻飘飘地在胡同里移动之际,我的脑子并没有完全麻木,相反,有时它还活跃地工作起来了。我记得在那种时候,父母的面容清晰地出现过。本来我差不多将他们都忘光了。在我的想象里头,他俩总是一前一后在一条独木桥上走过来又走过去。妈妈的样子并不像图书馆里的那张照片上那么年轻,也不是很老,爸爸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有汗。我白天里特意去过几次胡同,我用皮鞋的后跟敲打着路面,想要窥破天机。我的确在墙头发现过人影,不过当我看见那人时,他正在飞身往下跳。围墙那边是一个废弃的车站,里头尽是报废的长途汽车,当年父母就是坐那种车离开的。当然,那人爬围墙只不过是为了抄近路,他不会是夜里对我讲话的人。人们都在匆匆赶路,他们当中有城里的也有外乡人,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心事。就说这个背着渔网的老何吧,他是去小河里捞鱼的,他的脚步稳实有力,眉宇间透着精明。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心事呢?
除了胡同里的怪事之外,火锅店也是一个我害怕去的地方,幸亏我用不着常去那里。文家火锅是一大间半地下室,里头总是蒸汽弥漫,挤着不少茅街地区的人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有一回,我懒得做饭,就去那里吃火锅。我来到火锅店的外面,从窗口看见那些人在来来回回地走,不时爆发出笑声。我刚跨进一只脚,就有好几双手同时拉住我,而我脚下是一块活板,于是我就掉下去了。我摔得几乎晕了过去,过了好一会才听见人们在讲话。他们将我扶到座位上坐下,有人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我是你的叔公啊。”这下面更黑,蒸气更浓,头顶上的那些灯根本照不到人身上。到处影影绰绰的,我只感到里头很挤,很热,再就是吃火锅的人多得不得了。叔公将装调料的碗放在我面前,用一双长筷子夹了一些肉片放到我碗里。我既看不见他,也看不清火锅和桌上的碗,只是低下头,傻乎乎地吃着。一个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民以食为天啊。”还有人在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我旁边自称是叔公的人就替我回答,说我是偶然掉下来的,下不为例。那人还不放过,又问叔公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如何计划的,叔公就笑起来,说:“小伙子还太嫩。”我很懊恼,也被激怒了,冲着那人发出声音的处所挥出一拳。我练过沙袋,这一拳的力量大概不小,因为对方“哎哟”了一声就沉默了。我感觉我打在他脸上了,不过也许不是脸上,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说不清。叔公说我闯祸了,必须马上逃走,因为过一会警察就会来。可是我一站起身来要走,他又用双手捉住我的肩膀将我压下去,说不能乱动。还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乱说乱动,不计后果的人,搞得只好中年离乡背井。我听见人们纷纷离座,一会儿屋里就空了,只剩下我同叔公,还有倒在脚下的那个人。后来大概是警察进来了,摆弄着那些手铐,他们好像有不少人。叔公说:“这就好了,这是正常程序。”我坐在那里等,心里很焦急,那些人却像没事一样聊起天来,一边还“哧溜哧溜”地吃火锅,不时又摆弄一下手铐,似乎在提醒我。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好像坐满了一桌子,连对面的桌子上也坐满了。莫非来了一屋子警察?我问叔公,叔公就说:“好呀,好呀,这一来真相就要大白了。”
我很想知道被我打倒的那个人究竟怎么样了,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那一天里后来发生的事变得更为暧昧了。我只记得我在位子上坐了很久,大腿都坐麻了,头发也被不断腾起的蒸汽弄得湿漉漉的,那些人却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吃个没完没了。叔公凑到我耳边告诉我说,他将“尸体”悄悄弄走了,对我不利证据已经消失了,他藏尸体的地方任何人都找不到。我听了他的话松了口气。接下去情形并不乐观。叔公一步也不让我离开,说如果这时离开就会出事。我汗如雨下,热得受不了,就说:“要是有条毛巾擦擦就好了。”旁边的警察听到后立刻回应我说,隔壁的盥洗室就可以洗脸。他拉着我穿过人群往右边走,我像盲人一样迈步,穿过那些桌子,最后随他来到一间更暗的小房间,我从气味上判断那也许是一间锅炉房。这个警察要我伸出双手来,他把我的手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头,说:“你就在这里洗脸吧。”然后他就离开了。门一关,小房里热得没法呼吸,手又被铐着,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于昏迷中听见叔公在问:“他呆了有多长时间了?”那人回答说5个小时。我听了心里一惊,挣扎着醒了过来。我口里喊出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叔公,我爸爸是从这里出走的吗?”叔公哈哈一笑,对那人说:“我看他啊,全都明白了。”于是他俩过来将我的手铐松开。叔公要我用力跺一下脚,我跺了一下,又踩着了活板,整个人都掉下去了。我以为自己这下掉进了地狱,睁眼一看却是茅街的人行道。火柴厂的厂长和潘奶奶正站在拐角那里说话呢,我赶紧猫着腰窜进一条小胡同,拐了几个弯回到了家里。
姑妈,您不会以为我在编故事哄您吧,我才没有那个闲心呢。再说,有这样的必要吗?您已经离开20多年了,您走的时候我还没出生,现在您在另一个城市里生活,我完全用不着编故事来讨好您,是吗?我之所以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您问了我,而我,一写起来就没个完了。这里这么阴沉,我就是想要找人诉说也找不到一个人。本来我都已经差不多绝望了,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您的信,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从图书馆走回来,沉浸在日本推理小说的阴郁氛围中,一点都不想回到现实中来。您的信就像天外来客一样呆在这张大桌子上,是邮递员从窗口扔进来的——我没有邮箱,因为没人给我写信。您在那封信里告诉了我您现在的情况,您还说起离家前茅街的情况,我当然知道您是我姑妈,因为我从小就听我爸爸反复说起过他的这个姐姐。我记得那时候他很为您感到骄傲,他说您是“女中豪杰”。姑妈,您说到从前的茅街马路上跑着牛车,妇女们都坐在门口纳鞋底,我闭上眼用力想象,怎么也想不出那种情形。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现在真是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啊!现在城里既没有牛车也没有马车,只有运煤的货车,弄得满街全是煤屑。
今天就写到这里,再见。
长延
长延:
我的孩子,我那么喜欢读你写的信!
姑妈读着你的信的时候,心里总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你的爸爸(我叫他逄枝)从前是个郁郁寡欢的人,你妈妈也是同类型的人。我在茅街的时候,逄枝的性情还没有后来那么暴烈,我从未见他发作过。逄枝和你妈都没有固定的工作,逄枝的工作就是每天去大河边捞鱼,捞了那些小鱼在市场上卖,卖不完的做火焙鱼。他这个工作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他很喜欢。在你出生前,他一直以捞鱼为生,你妈妈则一边打理家务,一边做些鞋底卖。我嘛,在茅街教那些孩子,就住在学校里。
有一天,逢枝进了我的屋,他一言不发,低着头坐在桌边想心事,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我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了,但我要等他自己讲出来,我熟悉他的性情。那一天有些意外,他一直没说话,后来又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过了一段时候,我就听说他放弃他做了十几年的捞鱼的营生,进火柴厂烧锅炉去了。当时我很吃惊,我到你们家去询问他。他对此事的回答是:“因为寂寞啊。”他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十多年的生活的底蕴,我无话可说。可是逄枝却激动起来,开始唠唠叨叨地对我讲述河边的风景。他讲的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朝霞呀,落日呀,鱼鹰呀,帆船呀,轮渡呀等等,完全没有意思的事。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没人听得出他要讲什么。我当然听出来了,我就问他,从空气清新的河边转移到灰腾腾的锅炉房工作,习不习惯?他回答说,他必须同人在一起,否则那些风景就要将他彻底压垮。长延你看,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只要听到汽笛声,就会想起你爸爸向我描述过的那些河边的风景。
逄枝虽说在火柴厂工作,可是他并不同厂里的人交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茅街的人大都是这种风度。不过逄枝又有些同茅街人不一样的地方,否则,他也就不会脱离做了十多年的营生,选择那样一个工作了。他对我说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感觉好多了”。
长延,我给你写信并不是专门要来讲你爸爸的事的,再说,他已不在茅街,说也没用。你就是找遍了河边,也找不到他从前捞鱼的那个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消失了,现在成了货运码头。那么我要讲什么呢?让我想想看,我有点老糊涂了。对了,刚才我是想要向你说明,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要向你打听家乡的情况,可是我一提笔就离题,因为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出现,弄得我有点激动。如你所知,我现在住在大城市里头,过着退休的生活。我觉得我这一生快要走完了——我比你爸爸大二十岁。近来我常去附近的一个公园,同那里花圃的一位老园丁聊一聊茅街的往事,因为他也是从茅街出来的。老园丁有两个儿子,他同他们相处得不好,所以他独自住在花圃的破工房里。他侍弄花草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同他讲话。当我同他的谈话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被我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记忆就全部打开了。这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茅街的氛围里,根本摆脱不出来。我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于是我忽然想起了你,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侄儿,我们文氏家族的继承人。逄枝离开茅街的那一天给我来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你,他显然为你担心,可他又写道:“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正是他为人的风格。虽然你父母杳无音信,我却凭直觉感到,你还在茅街,在渐渐成长起来。我也知道茅街的那个口号:“决不饿死一个人”。大概当年逄枝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离开的吧。前天我和老园丁站在夕阳里头,我对他说起茅街的牛车在大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情形,说起那些神情专注的车夫。当时老园丁正在做一个盆景,他听了我的话手就开始颤抖,后来又说他感到冷,就撇下我进屋去了。他一走开,我心里感到特别空,我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连自己的腿都变得不像自己的了。我害怕回到家里去,可又不得不回去。幸好,一出公园的门,我就恢复了常态。
长延,你从我上面写的这些,已经弄清了我为什么念念不忘茅街吗?这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我写信的此刻,我耳边还响着牛车驶过的隆隆响声呢。车上坐的多半是小伙子,偶尔也会有一位姑娘。那是什么样的农村姑娘呢?在打霜的早晨,我在晨曦里头看清过她的面庞,那种坚毅的神情令我永生难忘。长延,我正在想,也许你也已经有了那种表情吧。那时的学校没有电铃,上课和下课都是由工友用锤子敲那块挂在梁上的铜。傍晚时分,只要他一发出下课的信号,牛车就从我们这里隆隆进城了。有多少次,我因为百感交集而眼前发黑。实际上啊,姑妈也是因为心里寂寞才离开茅街的呢,长延能理解吗?这二十多年里,我忙忙碌碌的,故意将那些事撇在一边不去想它们,我是有意不去主动同你父母联系的呢。
从我住的房子望出去,也有一条河,河里驶着轮渡船,我坐在家里一天到晚都可以听到汽笛声。有时我忽发奇想,就会到轮渡去等船。我做出要接人的样子,等了一船人,又等一船人,还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头辨认着。有一回我看见一个长得很像逄枝的青年。我心里想,这是不是长延呢?他一开口说话我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是东边的口音,长延,你大概会想,我既然这么挂记你,为什么不去一趟茅街,将你接到自己身边来呢?我不能这样做,孩子。有两个理由。一来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无法对另一个人的前途负责;二来你是文氏家族在茅街唯一的继承人,我不能破坏逄枝的安排,也不愿失去自己的梦乡。要是你离开茅街,我、逄枝,还有你妈妈,我们不就成了孤魂了吗?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去轮渡码头呢?只能说是我相信奇遇吧。我夜里不大睡得着觉,坐在高楼的房子里面,我总是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个男孩朝我走来,他走到河边时,要搭轮渡的人太多了,他怎么挤也挤不上去,只好坐在地上哭泣。我在空空的房子里大声说:“你不要哭,我来接你了。”我这样说过好多次。
长延,你说你常去图书馆看侦探小说,这事姑妈听了别提多高兴了!图书馆的季阿姨,先前我在茅街小学时,她在那里做杂役。她很善于揣测别人的心思,至于她拿出的照片,也许是你妈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你不要太在意。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一定从那些书籍里头看出门道来了,这里头也有季阿姨的功劳,你说是吗?我猜,从一开始就是她把你引到图书馆去的,对吗?你瞧,在茅街,有那么多的人在暗中关怀着你。或许你根本就不想离开那里,或许我上面写的那些想法都是过时了的。起先我写信给你是有顾虑的,我担心我们没法沟通。现在我大大放心了,你写来的每一句话我都深深懂得。看来,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这同你读的那些书也有直接关系。我真想再听一次季阿姨敲钟的声音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想回去,从我离开那里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回去。我一想起逄枝的那一次发作就胆战心惊,哪里还会有回乡的念头呢?
长延,你有空的时候,到河边溜一溜,说不定会发现你爸爸从前的某些踪迹呢。一个人,只要他在一个地方真正生活过,总会留下某些痕迹的,哪怕那个地方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也是如此,你有这个兴趣和耐心吗?我想会有的吧,你是逄枝的孩子嘛。
姑妈
姑妈:
读了您给我的两封信之后,我对我的生活有了些信心。我以前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人在暗中帮助我,现在经过您的提醒,这件事变得明确起来了。
那一年父母离家后,我一下子变成了孤儿。他们走的时候在抽屉里放了些钱,但并不多,也许是暗示我,叫我尽快地自食其力。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这种暗示。我本来就对去学校很厌恶,他们一走我就不上学了。我每天用那些钱买食品,有时还买书。钱很快就花完了。那天早上醒来时,我心里充满恐惧。当然,家中还有一个铜盆,有一座坏了的老式挂钟,一些旧衣服等等,都可以卖到废品站去。可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我起床后就拿着铜盆去废品站,我认识那个姓冬的老头。冬老头举着我送去的铜盆看了又看,半天没做声。后来他问我:“这个盆子,你是要卖一元钱呢?还是要卖五元钱?”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一声不吭。于是他又问了一遍。我鼓起勇气回答说五元钱。他眉开眼笑,说:“那我就给你一元钱吧。”我委曲地拿了一元钱往家里走,越想越害怕,就蹲在路边哭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潘奶奶看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哭,我就哭得更利害了。潘奶奶说她知道我为什么哭了,还说她有办法,让我跟她走。这一走就走到了火柴厂。我进车间时,只听见里头一片嘈杂,满满一屋子人,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潘奶奶将我安顿在长长的案板前坐下,她自己就帮我办手续去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此刻回忆这事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冬老头这个人,想起了他对我的问话。我的前途也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的。谁知道呢,说不定是他同潘奶奶商量过了?如我告诉过您的那样,后来我就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我甚至每个月还剩下一点点钱去租书来看呢。冬老头现在还在废品站,后来我又去找他卖过几次家里的旧东西,他不再占我的便宜,反而很大方,大方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一双旧胶鞋,他给我的钱可以买一双新的了。“年轻人,来日方长嘛。”他总是这么说。
昨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到了傍晚天晴了。我想起了您的嘱咐,就带上手电往河边走去。我穿过那个货运码头,沿着大堤下面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南走。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只好亮起手电照路。一路上,我想的都是如何避免我的胶鞋踩到泥泞里头,根本顾不上想别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弄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走到了麻石阶梯那里。我在阶梯上坐下来擦汗,风变得柔和起来,码头的灯光静静地发出黄色的光。有人从石梯上下来了,晃着手电,他也是下去找东西的吗?我让到一边等他过去,他却紧挨着我坐下来。他是码头货运工人,穿着粗帆布工作服。他一坐下来就说那些厌世的话。“总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晚霞啊。”他的哀叹就像呻吟,他一动,骨头就发出爆裂的声音。我就对他说,他其实很喜欢他的工作,会要一直做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就吃惊地同我隔开一点,说:“小鬼头,你心里想些什么?”然后他就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下到河里去。我看见他穿过深深的杂草到了水里,我再要看就看不清了,他消失在黑暗中——也许是消失在水中了。这个人的古怪举动感染了我,我害怕自己也会做出和他相同的举动,就连忙起身往上爬。整整一个晚上,我的思绪都被河边的事占据了。姑妈,当您说要我到河边去看看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呢?我使您失望了吧?那位坐在我身边的码头工人,我感到他的裹在帆布里头的身躯很有力量,想想看,他可以让自己的骨头发声。而我,不论如何样尝试也不能成功,我的骨头比他苍老得多,骨质疏松。啊,我开始胡说了,谁知道他是不是一桩案子里头的杀人犯呢?他消失在河水里的举动莫非是做给我看的?
我经常想这件事:世界在人的眼里,是原来的样子呢,还是面目全非了呢?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两岁时的一些事。那时茅街到处有槟榔卖,我吵着要吃,妈妈就给我买了。我手里拿着两只槟榔站在屋前看人点花炮,有一个小姑娘跑来,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槟榔。我没哭,只是疑惑:槟榔刚刚还在,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好多年了,在茅街根本再看不到槟榔的影子,那些卖槟榔的小摊子也早就改卖别的东西了。我却记得毛巾店的阿喜婶婶卖过槟榔。我去她那里买毛巾,装作无意中向她说起:“从前的槟榔摊子生意真兴隆啊。”没想到她瞪了我一眼,将毛巾从柜台上拿走,不卖给我了。不久就有流言传到我耳中,她说我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惆怅。还有一件事就是老鼠的到来。我小的时候从未见过老鼠,那时家里的剩饭剩菜都放在灶台上,第二天还可以吃。父母出走之后,我就发现了老鼠。那之前我只在书上读到过。它们一共有两只,都上了年纪,我把它们叫做鼠爸爸和鼠妈妈。再后来我又发现连街上都跑着老鼠,还发生了老鼠咬伤婴儿的事。最开始出现的那两只上了年纪的老鼠,它们是从哪里迁涉过来的呢?它们的原居住地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们是随着大队伍过来的,还是单独过来的?为了观察它们,我故意将剩菜放在灶台上。我多次见过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它们从地板上跑过的神态,可是我还是不能破解它们的迁徙之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迁徙,它们原来生活在地底下,现在在地面露头了。厨房里的灶台边有一个洞,他们总是一前一后从那个洞里钻出来。家里空空荡荡的,显然是没有它们的窝。对于老鼠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姑妈,我心里有一个空洞,我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我在河边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上来,我就像掉进一个洞里去了一样,所有围绕我的事物全都化解了,无影无踪了。下半夜,我在厂里值夜班,我走到大门口,居然看见资华均厂长坐在门口石狮子的底座上。“长延啊,”他开口说,“有情况吗?”“报告厂长,一切正常。”我做了个敬礼的姿势,资厂长笑起来,说:“我怎么觉得这里黑糊糊的一片呢?”我告诉资厂长说,是因为大树的枝叶太浓,将车间里的灯光挡住了。人们都在车间里,机器也是开着的。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又古怪地笑起来,说:“我看那里面没有人。这种夜晚令人揪心啊。”我不自在地站在资厂长面前,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又似乎没听懂。我紧紧地握着手里那根木棒,生怕它从我手里掉下去。那一刻啊,世界真的从我身边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资厂长的声音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长延,你不要乱下结论啊。”我抬起头,看见他在灯光下走远了的身影。天亮前,我感到自己化成了幽灵,我在厂区游荡,所有那些事和人都同我毫无关联,我手里的木棒也成了多余的东西。我看到另外两个手持木棒的保安从我对面走来,他们好像看不见我,冲着我过来,我连忙闪到路旁。直到我写信的此刻,我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吗?我用木棒猛敲水泥地,可那两个人连头都没回!姑妈,我对您说的这种事发生过不只一次呢。资厂长来过我家里,他一进来就将门关上,很亲密地问我,是不是已经对火柴厂的工作适应了。那一回我看着他的脸,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回答。心想,莫非是暗示我可以换工作?或者是要辞退我?如果是要辞退我,那可不符合“决不饿死一个人”的茅街原则啊。我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来问是否适应呢?说老实话,我在这个世上最害怕的人就是资厂长,每次他对我提问我都答不上来,因为他问问题的出发点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想起来了,他就像站在那个空洞里对我提问,他的思维将我也揽进了那个洞。我不记得我说了几句什么样的无意义的话,纯粹是敷衍他。他却显出满意的样子,说我“有超出自己年龄的老练”。这世上最怪的人也是资厂长,谁会像他那样来谈话呢?我观察过别的工人,我觉得他们都有明确的生活态度,但那也许只是表面的吧,对这种事,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我总是想一些生计之外的事,真的,我从不考虑自己的生计。或许正因为茅街“决不饿死一个人”,我才会这么年轻就这么老练?据我的观察,这里的年轻人都很老练,就连小孩都是如此。隔壁的韦宝才九岁,就已经学会了将双手背在背后,做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在人行道上散步。我对他说:“小韦宝,你吃饭了吗?”他盯我一眼,傲慢地仰起小脸回答:“我有工作,顾不上吃饭。”好像是,茅街的人们之间并不对这种情况大惊小怪,他们心照不宣,共同的秘密滋养了他们内心的高傲。那么我呢?我心里并不高傲,也没有秘密,只有对我周围这个世界的困惑,我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茅街人呢?也许算,也许不算吧,我这样想。
有一件事我要问您:您工作过的那所小学在哪里呢?我曾按您的指示去过那里,那里现在是茅街最大的旅馆的所在地。没有人知道关于小学的事。上了年纪的清洁女工对我说,小学是有的,不过是她爷爷那一辈人的事了。那个时候的茅街还是一片水稻田,一位富商在稻田边上建起了一所小学,方圆几十里的小孩都来此地读书。老女人说话时像盲人一样仰着脸,翻着白眼。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联想,我仿佛看见她灵魂出窍,飞到了穿长衫的时代。我还去问了图书馆的季阿姨,我提到小学那块当作钟来敲的黄铜。季阿姨只是一味地笑,不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她又做出天真的神态反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啊?”她说她本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她在旅馆里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茅街地区建了这个图书馆,她就调到这边来工作了。她还说她很喜欢听我讲小学的事。“那就像我青年时代的梦想呢?”她说。姑妈,我很气恼,因为他们都不愿证实您说过的话。茅街的人总是这么暧昧,这么曲里拐弯,内心阴暗。不管怎样,我是相信您的,我喜欢您说的那种情境,我觉得那是真实的,而他们,全都在掩饰什么,在说谎。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边,一下子就看到了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长排的平房,最前面那一间的墙外就挂着那块黄铜,有一个面目模糊的男子在敲那块铜。虽然我听不到响声,但他每敲一下,那些喜鹊就乱窜乱飞,然后又落在了原地。我想,那一定是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因为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孩子们的吵闹声。大院里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喜鹊呢?当我努力想辨认一下时,眼前的这幅风景就乱成了一团了。我去还书的时候,季阿姨突然对我说:“梦想成真的事是存在的。”我回答她说:“我看您是将真事变成梦想了呢。”她听了一点都不觉得我是讽刺她,反而笑得一脸的皱褶都漾开了,连声说:“真聪明,真聪明。”
自从您老人家给我写信之后,我就开始注意起一些事情来了。这些事我以前也发现过,产生过疑问,但从来也没有弄清过。每天中午12时准,那位算命的盲人就要经过我家。他背着二胡,不用棍子探路,低着头往前直闯。听潘奶奶说,盲人金原来是火柴厂的一个会计,后来因为争强好胜被人戳瞎了双眼,只好去学算命。可是他算命的技艺不高,生意也不好,不过饭还是有得吃。看来他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所以不用棍子探路也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障碍,在什么地方转弯。盲人金总是坐在小吃店外面的雨篷下给人算命,他的顾客都是外地人,因为茅街人不太相信他。那么12点他从我门前经过时,他是到哪里去呢?不少人看见他行走在郊区的小路上。由于兴趣不大,没人追随过他。写到这里,我就犹豫起来了。因为我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发现什么机密,也似乎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仅仅只是因为我心底有种隐隐的不安,我才在这里将它写下来。是啊,我到了郊区农场,我看见盲人金在塘边的青石板上坐下来,脱下肮脏的鞋袜,将一双苍白的、略显浮肿的脚伸到水中。那些蚂蟥立刻游拢来了。它们吸血时,盲人金垂着头,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不眨眼地看着那些蚂蟥,心情很沉重,有种窒息感。盲人金突然开口说:“长延,你不要难过。”原来他知道我站在他身后呢,怎么回事呢?即使他的眼睛看得见,他脑后也并未长眼睛啊。这时他已经开始穿袜子了,他的脚已消了肿,显得很瘦,发青。我不等他站起来就偷偷跑开了,我感到没来由的羞愧。我问自己: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奇心呢?姑妈,您认识盲人金吗?您知道关于他争强好胜的那回事吗?他的眼是真瞎吗?我知道我的好奇心有点卑鄙,可还是禁不住说出来了。潘奶奶将盲人金去郊区农场的事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我问她个人问题是指什么,她说就是同婚姻相似的那种问题。盲人金是个鳏夫。有什么问题会同婚姻相似呢?潘奶奶真会卖关子啊。我写了这些,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我也不知道心里有种什么企图,只是那种不安又一次平息下去了。他还是天天从我门前经过,不断激起我内心的羞愧。
当我决心将一件事忘掉时,那件事反而如同拦路虎一样出现了。我说的是资厂长,他又来家里询问我是否已对自己的工作适应了。我如实地回答他说:“有时也很难。”资厂长说,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正在追究保安的责任。我说在我值班期间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失窃发生在白天,你是值夜班的,那个小伙子为表明自己清白居然砍断了手指。”他想了想又说:“保安这一行不好做,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资厂长一直在翻东西,就好像这是他自己家里一样。他打开大柜从里头找出我们家的户口簿,仔细地查阅了好一会,然后皱着眉头对我说:“长延啊长延,你快20岁了吧?”由于弄不清资厂长的真实意图,我心里惶恐得要命。他是不是来找岔的,要辞退我呢?他站在窗前,将我家那张发黄的全家照举到眼前,嘿嘿地笑着,笑得我背上出冷汗。后来他将我们的照片放进他的公文包,说了一句:“长延你这小子!”就离开了。我满心沮丧,将被他翻乱的东西整理好。有一件瓷器,是一个花瓶,我没注意到它已经破了,将它收进柜里去的时候,裂口割破了我的手掌,血如泉涌。我用碘酒倒在伤口上消毒,又撕了一件旧衬衫来包扎,我将伤口包了又包,血还在不断渗出来。这意外的情况令我害怕了。我又撕了件旧衬衫,血还在渗出,怎么回事呢?地上扔了一堆浸了血的布条,我看一眼头就发晕。我就这样不断地剪布条,换布条,一直到剪完第三件衬衫,血才止住。这时我已经头晕得站都站不起来了。我捧着受伤的左手半躺在床上,天渐渐黑下来了。既然我一时半刻出不了门,也就不可能托别人去厂里请假,那么我可能要旷工了。这时资厂长说过的那句话就又在耳边响起来:“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尽管害怕,我还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啊,那一夜啊,不堪回首!我听到家里所有的瓷器和玻璃用具都在碎裂,开开灯,便看见地板也裂开了口,那只公鼠和那只母鼠跳了出来,穿过房间,从窗口窜出去了。剧痛中,听见资厂长在窗口那里说话:“长延啊,这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你都试着用过了吗?你要轮流将它们使用一下,因为它们身上都有历史啊……”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我看不到他的人。第二天我去上班,谁也没提我旷工的事,也没人询问我的伤势。现在伤口已经长好,不过我一想起我流过的那些血就不寒而栗,这事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有时候,我坐在家里,于静默中竟会被自己心中怪异的念头吓得惊跳起来。潘奶奶有一个叫福娃的小孙子,他总在街上用水枪袭击我,弄得我一身都是水。我在冥想中将小家伙带到河边教他游泳,然后又将他推向深水区看他挣扎。这样的想象居然持续了多年,如今那小家伙已经长大了,也不再玩水枪了。今天,他来我家借一把伞。他拿着伞,讨好地笑着对我说:“长延哥,我最怕水了,一做梦就在水里挣扎呢。”他的话如同在我头顶炸响了一个霹雳。我用昏暗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街道,一下子感觉到了那些建筑物上面的年轮和沧桑。在那边,盲人金从农场回来了,他坐在潘奶奶家门前的台阶上拉二胡,他拉的是欢快的调子。最近他瘦得厉害,盲眼深深下陷,头发如乱草。街上行人川流不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提着鸟笼子,一会儿鸟叫的声音就盖过了二胡的声音。我看见盲人金灰溜溜地站起来回家了。这同样的风景我已看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看透它。用“门外汉”这个词来形容我是很恰当的。不是就连福娃这样的小孩,也能毫不费力地看穿我的那点心思吗?人流变稀了,我听见潘奶奶在屋里骂福娃,好像还用棍子打他,他双手抱头从房里冲出来,边跑边喊:“我要跳到河里去淹死!”他从我身边跑过去时我叫了他一声,可是我的视线被一只鸟笼挡住了,鸟笼里头有一只凶狠的鹦鹉,它用尖利的声音冲我大叫:“福娃!”我吓得倒退几步,浑身发抖。将鸟笼高高举起的是一位老者,那人看着眼熟,像是妈妈那边的亲戚。“这只鹦鹉送给你吧。”他说,朝我逼近。“不,不……”我退到屋里,将门关上,又将窗帘也放下了。
姑妈,姑妈,您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向我逼近呢?我,一个名叫长延的小伙子,茅街的居民,我害怕些什么呢?我住在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我有职业,身体也没有病,可有的时候,我为某些说不清的事忧心如焚,到了精神恍惚的程度。夜晚降临时,我走街串巷,想对整个茅街地区进行一次搜寻。我在街道上和巷子里头遇见各式各样的行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外地人,都低着头在匆匆赶路。我在电线杆下面停住脚,隔一会儿就有一个人进入我所在的光圈,我看见他们苍白的侧脸,可是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路边的房子里住着我认识的那些人,窗口透出黄色的灯光。偶尔也会有某个人打开门,向外面张望一下,就像是往外面发信号一样。我来到西边大马路的尽头,这里建起了一座6层的高楼,据说是政府部门的办公楼。办公楼里黑洞洞的,没有人上夜班。大门旁的传达室小屋里亮着灯,那位干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教他孙子写字。孙子伏在桌上,很不耐烦的神气,写两个字又回头看一看他。老人抬眼从花镜上方看见了我,热情地招呼说:“是长延吗?请进!”我走进狭小的房子,他让我坐在值班的床铺上。他自如地对我说起他的事来,就像我是他的家人。实际上我同他并不熟,只知道他姓汪。他说他对这个雇用他的部门没有信心。当他口里吐出“没有信心”这几个字之际,我觉得很滑稽。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在我的想象中,“政府”是一个很遥远的机构,同我们百姓是隔离开来的。“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栋楼里进行的工作呢?”我问他道。“行尸走肉。”他不屑地撇嘴,不愿细说了。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位一般的传达老头,我脑海里浮现出“奸细”两个字。大概在城里,这一类的人就如同厚厚的松针下面隐藏的菌类一样。他们是垂死的机构的副产品,身负着类似“解说人”的义务。我想问他几个问题,可是那小孙子发怒了,将写字本摔到地上,还居然跳起来打了爷爷一个耳光。这事令我大大的迷惑不解。老头居然捂着脸,显出窘迫的表情,口中嗫嚅着:“啊,我又多嘴了嘛。”我呆不住了,就起身出门。走出没多远回身一看,那爷儿俩仍在灯光下,一个伏在桌上写,一个站在后面指点,显得十分和谐。刚才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姑妈,我越写心里越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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