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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修取得的初步外交成果被汇报回中原的时候，已经是219年春夏之交的事儿了，毕竟离雒阳一万五千里呢。
而等杨修本人归国、亲自到雒阳向刘备汇报，更是已经220年初。
大汉国内，在这一年里倒是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儿。刘备218年底才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巡幸回到雒阳，219年全年都很消停，没有再出过门。除了日常政务外，主要就是推进了李素在出巡阶段时建议的币制改革。
到220年初，对币制改革和黄金管制的反抗，基本上都压下去了，剩下的都是循序渐进的体力活，需要漫长的时间让大汉子民都习惯接受朝廷的黄金调控、民间只自由汇兑白银和铜钱。
扶桑石见银山出产的白银，也在以每年二十多吨的速度和规模，往中原输入，再加上佐渡金山也有每年几吨的伴生银，全加起来大约一年三十吨吧。
折合汉制每年一百多万两，价值十几亿铜钱。
而汉朝原本在没有发现海外铜矿时，桓灵时铜钱的总存世量也就在两三百亿钱的规模。
刘备执政那几十年里，升级了一些科技、把原本不易开采的国内铜矿也加大了开采力度，每年倒是少则有几亿钱、多则十几二十亿钱的新铸。
不过那种铸币也并未造成货币供应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因为同期的生产力发展速度、物资的丰富速度，绝对是超过铸币供给增速的。甚至那些年刘备还要靠发行战争国债等手段、用事实上增发信用货币的方式，来缓解钱荒。
如今那么多年治理下来，大汉市面上的存世铜钱已经超过五百亿钱，相当于是这个国家的“M1货币”。
每年有价值十几亿钱的白银输入、已经输了超过五年、总白银存量达六十亿钱，这样的货币结构，当然是非常健康的，铜银比价也一直维持得很好，让大汉的货币制度过渡更加稳健、朝廷财政也极速富裕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杨修回国后，向刘备全面汇报了他的收获，还建议刘备加快对西北用兵，把他和帕提亚、罗马人维和谈判后捞到的声望和地盘许诺变现，
让大汉彻底武力征服莎车和花拉子模公国、并且把康居也从羁縻制变成郡县制。
除了杨修如此强烈建议之外，副使马岱也是如此建议的，还有驻扎西域的马超上表了。
然而，刘备权衡再三，觉得饭还是要一口一口吃，而且刚刚跟帕提亚人谈完，就直接收好处，也显得大汉之前的“维护国际秩序”有点虚伪，不符合大汉的人设。
当然，刘备绝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或者“为了美名而抛弃实利”。
他只是觉得事有轻重缓急，可以假装没那么迫切、稍微缓两年，把朝廷的军事潜力暂时往东北方向投注、等从东北横击漠北、彻底消灭漠北鲜卑和丁零人后，再腾出手解决西北也不迟，以免用民过重。
反正大汉内部非常安定，在蒸蒸日上的国运上升期，有什么好急的。
而且根据杨修传回来的情报，让其他有司分析了一波之后，认为帕提亚人未来几年肯定还会有更艰苦的形势、到时候说不定得更依赖大汉。届时再用兵也不迟。
杨修和马岱只能是暂时作罢，而马超则是在那儿抓紧练兵，而且是找年轻人、重新以老带新练新兵。
当年跟着他打羌人、平河西的那些骑军老兵，如今都起码四十好几了，连五六十岁的也不少。
现在刘备还要拖，等大汉再次对西域用兵时，士兵们普遍依靠新生代，是免不了了。曾经进行统一战争的战士们，除了升到军官的，年纪大些经验丰富些还能干，一线士兵已经不行了。
而按照刘备之前做的规划，219年开始给周瑜拨款造船、给赵云调拨更多资源去黑江流域夏季开荒屯垦、在前线秘密积蓄粮食，这个过程总共要两到三年。
所以对漠北鲜卑的最终用兵，应该会在221~222年开始，如果战争一年还搞不定，加上打完一场大战争朝廷至少休息间歇一年，等马超能对西北全面用兵时，可不得拖到至少224年了。
不过，也算是后来天佑大汉——因为历史上224年的时候，正式波斯萨珊部族的开国君主、起兵反叛覆灭宗主国帕提亚、自立帝国的时候。以至于后来马超西进时，刚好赶上了中亚再次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大汉想要乱中取利的外部环境也是变得无比优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
历史的车轮很快进入了221年，周瑜和赵云也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只等这年春耕结束、进入初夏，就开始军事行动。
而雒阳的朝廷内部，李素则稳步地建议刘备趁着精力还行、充分发挥开国君主的威望，再推进一些铁腕的改革，尽量少把问题留给子孙后代。
之前的币制改革，到221年算是彻底胜利结束了。而按照李素、刘巴等人之前多年的操作经验，甚至根据朝中群臣的敏锐嗅觉，都知道：
但凡关于钱的变法实施完之后，丞相肯定会趁热打铁，建议陛下再升华一下针对人事，或者说选官、考核制度的改革。
这一次，果然还是不例外。唯一的区别，是中枢右仆射刘巴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切，他年事已高，在朝廷实施完货币改革后的次年春年，就病故了。
同样的，在这几年里故去的朝中重臣，还有好几个，包括向来生活习惯不太健康的法正。历史上法正也是自然因病死亡，估计是跟郭嘉差不多的那种瞎折腾，所以蝴蝶效应也影响不到法正的寿命，该哪年死时间一到果然死了。
法正刘巴过世后，留下的空缺就由诸葛瑾庞统递补，而诸葛瑾提拔上来后空出来的，再让徐庶去填坑。
倒是鲁肃这些历史上因为曹孙战争时被瘟疫感染而亡的重臣，如今因为没有大规模战争瘟疫，倒是还活得健健康康，毕竟到221年，鲁肃也还没年满五十岁呢，并不老。
这些人事变动暂不赘述更多，反正谁上位也不影响新变法的推进。
而这波人事新变法的主要内容，毫无疑问正是针对科举制度的——科举制度实施也有整整二十五年了。
这二十五年里，为了让科举和之前的察举制度衔接、避免选官权力的波动变化太剧烈而激起反抗，所以科举一直没有成长为李素设想中的完全体，还残余了很多妥协。
现在，准备期已经足够长、二十五年里，科举选出来的官员，也纷纷已经爬上了高位，这就是整整一代人过去了。
比如如今朝中做到侍郎级别（副部）的最有前途新生代官员们，蒋琬、费祎、杨仪、董允、孙资、贾逵、步骘、马良……这些全部都是科举出身的。
有了这群对科举优越性高度认同的人为骨干，当然是时候更进一步了。
这一年，李素便公布了这几项改革意见，让大家讨论：
首先，从此以后，科举的“举人”产生之后，不再“分州录取”，而是“全国统考”——举人的产生方式，李素依然没敢动太狠，还是把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让布政使和郡守们有点操作空间。
但是，你选上来的人如果成绩不行，以后就可能出现某个州全州的举人统统全军覆没、最后一个都没考上的丢脸情况。
在实施这一条的时候，李素倒也不担心什么“不分南北榜录取、会导致教育落后地区被血洗”的问题。因为他面对的情况跟明朝朱元璋时完全不一样。
朱元璋那时候好歹还有借口、北方因为常年战乱破坏、被蒙元祸害更深，所以要给他们机会上进。而大汉如今彻底和平了二十年，各地都文风蔚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