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87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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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不只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摈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吴打算先由黎做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的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入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愤而辞职。由于孙的辞职,内阁中又少了交通、内务两位总长而更加寥落凄凉,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
原来黎元洪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李为甘肃省长,现在曹、吴两人却保了林锡光,和自己意见相左,想到自己毫无用人之权,所以拒绝为这个任命盖印。
不过黎并不能长久僵下去,所以8月19日勉强在甘肃省长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新任的农商总长卢信于8月16日到北京来就任,按照北洋官场的习惯,新官上任一定有各方贺电,尤其是许多头号军阀的捧场贺电,才有光彩。卢就任后照例把收到的贺电交到报上去发表,贺电中有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的,不料齐、萧、王三人竟在报上声明没有给卢贺电,冯玉祥的贺电是这样的,冯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这种贺电当然没有呈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不能算伪造,但冯却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亲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他的电报获得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
23日黎元洪用典丽的“四字经”回答他说:
元洪觍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嘱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焚香夜祷,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
黎这通电报,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些须牢骚,但是其真正目的还是向吴哀求,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请吴不要过分予以难堪。
王宠惠于8月19日正式提出书面辞职,同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
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发表张绍曾组阁,或通过唐内阁。然而黎元洪却反过来劝他们慎重,不要和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会议无结果而散。
黎早于8月5日咨请国会同意唐内阁,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问题。原来总统的辞职,要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民国6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先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在法律手续上并不完备。现在黎被提为“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来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黎元洪方面则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地位,以补足未满的任期。
国会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不能并案办理,即将原案退回。黎于26日补送唐内阁同意的咨文,他认为如果国会接受这项咨文,就是默认了自己的总统地位。这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可是国会仍将原案退回,理由是此案未征得唐本人同意,自毋庸先征国会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代理总理的法律地位,因此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为外交总长
罗文干为财政总长
张绍曾为陆军总长
李鼎新为海军总长
徐谦为司法总长
汤尔和为教育总长
孙丹林为内务总长
高恩洪为交通总长
高凌霨为农商总长
董康为大理院院长
在这张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这次内阁名单,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低头。
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黎满足了洛阳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在新阁中属于保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当然不满。而在曹身边的人,如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午诒等又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曹锟竟然被他的左右说动,以为吴有篡位的野心。于是保定方面遂以吴为唯一敌人,对于其他的新仇旧恨都化敌为友,希冀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边守靖吸收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保派声势。曹锟向张作霖致电,表示弃嫌修好,而直系内部不只是保派,凡不是吴佩孚的嫡系,都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起了莫大的反感。
吴和国会方面也没有搞好关系,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嘴脸,当8月1日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尽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愤愤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这时,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第195章 直系分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如果曹锟和吴佩孚能好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于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贰,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干部各有私心,从中挑拨,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而且要捧曹压吴。原来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施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现实,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总统问题增加了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身边的人便向曹乘机挑拨,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作为过渡总统。曹锟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所以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锐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咱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还有曹所嬖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有肌肤之亲,自然也不断向曹诉苦,因此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便日益疏远了。
曹、吴之间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吴极力主张迎黎元洪复职,让曹锟和他的左右感觉到太不顾他们了。这种不满影响到黎就任总统后,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于11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他曾请吴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立即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都是怒目而视。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高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佩孚乃对曹要求,拟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而将交通总长给予高恩洪,以维持本人信用,可是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不过曹锟当时却很将就,立刻答应照办。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词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账,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一生气,要求辞职,因此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吴才知道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迹近私生子,又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遭到强烈反对是意中事。尤其因为曹锟的保定派在财政、交通两部,并未取得一个席位,因此便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同时,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所以也是各搞各的,闹出了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十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元洪则反对军区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经常和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在阁议席上常吵得下不了台,王宠惠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困扰,因此他劝罗文干让点步,罗总不肯,有一次王宠惠气了起来,愤然对罗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老朋友来闹别扭的。”罗听了,气上加气,也扬声回答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罗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他是指除王以外还有两个阴影的后台老板,一个是代表洛阳吴佩孚的高恩洪和孙丹林,一个是代表保定曹锟的高凌霨。这就是古语所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意。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连带责任!”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因为6月3日广州国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八议员”被拒参加,因此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