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75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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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巨头会议最具体的问题,是直奉两系势力分配的问题。直系提出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当然反对,因为奉系一直要把西北划入东北势力范围,所以张作霖提出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曹锟没有正面反对,却推出王占元来反对,王占元因为和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所以反对陕西易督。后来曹、张两巨头私下妥协,调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督,这项任命于5月25日发表。5月30日发表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王占元只得到勋一位。不过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
王占元是和张作霖同受勋一位,张学良得了勋五位,徐世昌于5月10日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巨头会议曲终人散。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是直系,却暗中向奉系靠拢,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和奉系接近。王占元靠向奉系,使他回到湖北后,发生了湘军援鄂,因而造成吴佩孚乘机取鄂的导火线。
靳云鹏第三任内阁财政总长李士伟被遴选为财政总长是与借款问题有关联。
原来日本在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很不可靠,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便派遣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莫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
小野到了中国之后,俨然一个债主身份,研究如何保全债权,他认为北京政府在目前是没有能力来偿付到期的外债,这当然是事实,因为当时北京政府还想再举外债,岂有还债能力。于是小野便提出一个“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
怎样用新债还旧债呢?就是把本年度到期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算下来一共合多少,作为新的借款,借期一年,利息按月一分,签订新约,并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
北京政府当然不肯,小野于是用诈骗的手段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就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将这笔款项提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新借款。
小野为日本打算是对的,把一笔没有可靠担保品的债款,变成了有确实可靠的担保、有期限可以偿还的债款,让中国以新债偿旧债,以债养债。
这时候,奔走这件事的,还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不过他们不敢出面,就找到和奉系有关的另一位新交通系人物张弧为替身,捧他出来担任财政总长,以便进行这笔借款,不料事机不密,消息走漏,中外为之哗然,旧交通系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团也大为反对,因此张弧也裹足不前了。
李士伟就是张弧找出来的,他和奉系及新交通系小有渊源,担任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提起中日实业公司,也是很有来头的,它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仓合伙开设的。由于李士伟有日本财阀集团为背景使他出任财长,便受各方的反对,因此他也不敢就职。财政部的事务便一直由次长潘复代理。
潘复也是北洋时代一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他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没有鲜明的代表性,成为北京政坛一个不倒翁,而且颇受军阀们喜爱。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打麻将和逛八大胡同,他的麻将对大军阀能屈能伸,要谁赢就可以使谁赢。
以债养债,用新债还旧债就是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的特色。
第173章 唐继尧出亡广州
云南省是护国讨袁的首义地区,护国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滇军。当时护国军分为三路:一军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军由李烈钧率领经贵州向湖南和两广发展;一军由唐继尧领导,在云南坐镇。
护国讨袁战争期间的军费全部出在云南。云南本是一个协饷省份,不用兵时还要靠中央协饷,护国期间为了大敌当前,军事第一,全省出兵出饷,悉索敝赋。但是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加以蔡锷去世,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于是省外的滇军变成了孤军。蔡锷留在四川的军队起先由罗佩金统率,后来便由顾品珍统率。四川的将领都反对滇军在四川驻防,因此护国之后五年间,川军一直对留川的滇军采取敌对态度和不断的攻击。滇军在川日久,也有回乡之心,于是发生了民国10年顾品珍率军由四川回云南夺取唐继尧帅印的一幕。
在四川的滇军由顾品珍率领从四川退出,其情形虽然不像粤军回粤,可是他们自然是要找出路。老实说,云南在护国倒袁时期,扩充军队太快。袁死后,这些部队没有妥善地安置,一支留在四川,一支留在广东。人们或许以为唐继尧有野心,想霸占四川,其实这些军队在外,唐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不过唐总希望他们在省外发展,不要回云南,因为回云南,云南在财力上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同时有兵在手的将领们,说翻脸就很危险。顾品珍的滇军撤出四川后回到云南就是一个例子。
滇军退出四川时,有900万元军饷未发,这是滇督唐继尧的责任,唐曾请求广州政府接济,但孙中山在穗一样是很拮据,所以无力为助。唐于是和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美商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交换条件是美商先垫借200万元,并赠唐本人干股200万元。这个消息传出后,云南省内外的人士一致反对,美商为此不敢投资,唐继尧筹款发饷的计划便无法实现。
当时云南内外对唐继尧有一种潜伏性的反感,因为唐宠信他的堂弟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而改名。云南人叫他唐三,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但唐三仍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等职,权倾一时,使滇军颇为不满。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进抵宣威,外间便传出顾要取昆明,夺帅印。唐也风闻军心不稳,乃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拟请顾品珍担任东防督办,划出云南迤东为顾的防地,并且答应迅速发饷以安军心。当周传达这个意见给顾后,顾立刻表示接受,同时发出通电声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所谓进军昆明完全是谣言。
唐的安抚政策并没有收效,因为欠饷没有发下,军心仍然摇动,因此谣言还是沸腾起来。
10年1月29日,叶荃(原护国第五军军长)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云南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准备进攻昆明,唐继尧派兵前往镇压。2月5日省军战胜了叶部,把被俘的叛军官就地枪决。然而因为唐的军队调出了昆明,城防空虚,使在宣威的顾军得以乘虚而入。2月7日顾率军向昆明疾进,抵达距昆明只有一百里的杨林,唐不觉手忙脚乱,已无可靠的部队拒顾,只好再派周钟岳前往杨林欢迎顾军入城。
7日这天,唐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出现款50万元,连同私人细软移往车站,准备出走。
2月8日,是旧历元旦,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由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达18年,他也是昭通县人,字紫丞,后来号志舟,出身彝族。他们的彝寨名叫金河,少年时他在彝寨中就学习枪棒和拳术,精通内功,辛亥革命后他和卢汉得谢汝翼的介绍,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学科术科都名列前茅,所以被唐继尧所赏识,把他分派在唐的卫队“佽飞军”中担任小队长。佽飞军是个特别名称,出典于汉代,汉代以佽飞为武官的官名,据说佽飞是古时候最有名的勇士,汉代便以此为武官官名,唐继尧把他特别挑选的卫队编为佽飞军。龙云当了佽飞军小队长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有一天机会来了,昆明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籍的江湖奇士,自称力大无比,在昆明摆了擂台,一连几天,击败了上台挑战的好手,得意洋洋地用洋泾浜国语说他是天下无敌。恰巧这天是假期,龙云和卢汉都放假下了五华山,听说法国大力士摆擂台,便相率前往观看。看到法国大力士那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大为不满,龙云是个血性男儿,于是一扬声,愿向大力士挑战,从容地迈步登台。大力士一看,来的人个子不高,身子不壮,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便存七分轻视。可是龙云却一脸严肃之态,一拱手说声请,要对方出拳,大力士不忍心先动手,可是洋人多不懂礼貌,待了一会不见龙云出拳,便对准他的鼻梁一拳,怎知龙云在让拳时已运足了内功,见对方一拳打出,就用右臂轻轻一抬把大力士的来拳挡开,说时迟那时快,龙云的右腿已是一个扫堂腿就把大力士扫出了擂台。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大力士便被击倒了。台上台下一片喝彩,观战的人觉得龙云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都热烈鼓掌欢呼,从此龙云便成了昆明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虽然出身彝族,可是对唐继尧非常忠心,而且肯读中国古书,悟性很高,慢慢地自以为是中国正统儒家传统的保卫者。
唐继尧获知龙云打擂台一事,知道他武功绝伦,于是提升他为佽飞军大队长,大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团长级。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9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他对唐仍有礼貌,所以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在时一样,因此除了唐继尧、唐继虞、张维翰、龙云等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周字惺甫,是云南鹤庆人,最早时候是蔡锷的秘书,此人是云南的不倒翁,蔡死后,唐重用他,唐去顾来,也要挽留他,后来唐回滇,他一样受唐眷顾,唐死后龙云主滇,他仍是云南的元老。抗战时代表云南到中央任内政部长,又升任考试院副院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在政治上没有成见,没有敌人,因此各方都尊重他。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敝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察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他说:“妈特皮(这是卢汉的口头语),有什么可以侦察的,我还不如在家抽大烟。”那时他住在五华山后面,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察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做一个交代,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生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做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驻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伙伴需要哪一类人。
李小川看到孙中山很愤激,就待孙中山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发言,他说:“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于是他把云南的局势做了一个分析。原来顾品珍这次率军回滇,主要是受了李根源的策动。李根源虽然也是云南人,而且曾在云南主持讲武堂,门生子弟遍布云南军队中,可是他一直在省外打天下,他做过陕西省长,办过韶关讲武堂。他当然也有野心夺取云南,他加入了政学系,在岑春煊之下已成政学系的巨头,可是为了争取在粤的滇军领导权而和唐继尧、李烈钧反目。李根源既然有野心回云南,就煽动驻川的滇军,不断派人游说顾品珍,信使往还络绎于途。顾品珍在四川虽然受到四川军人的联合攻击,可是在他的防区内,和川人相处却很融洽,川人且为顾修塑铜像。他本没有意思回云南夺帅印,经不起李根源的怂恿,才率军回滇。在李根源认为,顾品珍声望不够,他部下的旅长、团长如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是李根源的学生,他们回到云南后,一定是敦请他回滇做督军兼省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来是军人们已经得到天下,谁愿请一个大老板来。何况这时候,政学系已声望大降,它依附在桂系下面,桂系也一蹶不振,抱头鼠窜地退回广西,政治是现实的,顾品珍这时候自然不会投奔桂系,更不会随桂系之后投靠北京政府。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对广州也有了向心力,而唐的兵力由滇黔出来,就可以和广东方面的军队夹攻广西,肃清桂系最后的残余力量,把西南真正统一了,北伐就有了力量。
李小川的话,孙中山完全接纳,当即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