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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

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做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眈眈。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作各路战线的总预备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账。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第141章 安福国会

民国7年修正国会组织法早于2月17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备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段系为了要巩固国会的力量,遂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以谋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的,中和俱乐部也是段系的国会组织。安福俱乐部于7年3月7日成立。其领袖人物为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克希克图等。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旧交通系仍以梁士诒为领袖,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为巨头,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俱是著名人物,尤其龙建章和叶恭绰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还有新交通系是在段祺瑞讨张勋时为段卖力的,其领袖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中有很多系著名的亲日派。至于研究系在张勋失败后,联段以获政权,段组阁时阁员多为研究系,段的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都是研究系的主张,可是自6年11月段阁垮后即一蹶不振,所以新国会中只占20余席。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钤为副议长。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300元。

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尤其对于南方军政府,当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认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8月7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这是一篇动人肺腑的通电: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糜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骂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8月21日吴佩孚又领衔发表请冯国璋下令主和的马电。

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帅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段认为这一套都是冯的政治阴谋想拖延总统的选举,他嗾使张作霖发表敬电(24日)、倪嗣冲发表有电(25日),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敬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说吴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可是由于驻防最前线,军风纪又好,现在一鸣惊人,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蓬莱秀才、师长吴佩孚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发出狮子吼,使北方政局颇为震动,甚至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曹锟有养电(22日)轻轻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宥电(26日)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曹发此电有他苦衷,因为他在天津,张作霖也在天津,这时天津的力量已落入奉军手中,奉军且在杨村增加兵力,而徐树铮则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所以吴佩孚接二连三通电,使他大受威胁,因为吴佩孚的账一定都记在他身上,他乃一面通电斥吴,一面借口南行,离开虎口天津,而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营,曹在保定比天津安全多了。冯国璋也发表宥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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