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史话（出书版） 第17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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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电悉。唐总理奔走国事，积劳成疾，匆促赴津调治，连日三派员慰问，劝其回京，信使往来，不绝于道。来电谓有逼退总理之恶耗，殊堪骇诧。参议院为各省代表机关，聚集都下，众目昭彰，讵能听人逼退，即鄙人亦何能坐视，此必幸灾乐祸之徒，造作谣言，挑拨恶感，败坏大局。人心至此，恐中国不亡于前清时代，而亡于此等簧鼓是非者之手。陈总长素明大局，乃竟误听浮言，殊出意外。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未经卸责，一日不能为壁上观，苟更举有人，得轻负荷，为个人计，乐莫大焉！副总统与各都督俱以爱国为前提，决不为浮言所惑，幸各加剖析，以释群疑，是所厚望。
陈电：
临时政府甫告成立，忽传有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理可也，何若是？不然，宁毋躁。鄙见止此，窃愿与各界君子亟起图之。……前电呈词，迫切简直，欲挽唐公之行，免其挫折，其与尊谓信使往还数四挽留之意正同一辙，不知起人惊疑者何在？美纵不文，审诸词意，并无不通。讵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南北人士观念有所不同欤？……
还有广东都督胡汉民和袁的往来电：
胡电：
统一党电，对于唐总理，诬以监守自盗，避责潜逃；对于同盟会宋、蔡诸公，诬以结党把持，意图构乱。信口雌黄，任情丑诋，放纵卑劣，莫此为甚。夫唐总理是否监守自盗之人，宋、蔡诸公有无构乱之事，应在大总统洞鉴之中，果有其事，请大总统布告天下，明正其罪；果无其事，请大总统严究廿五日之电所由来，还治以虚诬之罪，以为挟私败公者戒。汉民对于唐、宋、蔡诸公绝非有所阿私，第以民国初立，群言淆乱，正贤者难进易退之秋，若复任此辈舞词播弄，贤才将更裹足，大局益复何赖？且唐总理由总统善任，诬总理无异亦诬总统。此可忍，孰不可忍。务请彻底惩治，以彰公道。政党之分立，固不能不有政见之争，仍必以国利民福为归宿，若怀挟私见，捏造事实，是法律之罪人，岂复有政党之价值，当亦大总统所深恶痛绝也。
袁复电：
近来会党名目，记不胜记，电文攻讦，百怪千奇，甚至以列名露面为荣，一予推求，便增价值，即鄙人亦常受各报界之丑诋。只以民气方兴，不欲压制，然村妇骂詈，自诩其能，此等放纵之恶风，势同传染，长此不戢，民德何存？应彻究由来，以为挟私败公者戒。已交内务部查明严禁矣。
关于唐绍仪的去职，同盟会曾有下面两个重要电报，可以参考：
（一）北京中国同盟会本部6月23日致各支分部电：
唐总理于（六月）十五日微行至津，此间人士不识真相，谣诼繁兴，人心颇为摇动。实则唐自就职后，因所抱政策多不能行，郁郁不得志，屡欲求去。其最近原因则因为王芝祥都督一事。王被举时，唐在南方力荐于总统，请加任命，总统允其请，招王来京。王至而总统又以他故派王赴宁整理军队。唐以王既被公举，又系南产，任为直督可借以融洽南北感情，消除统一之障碍。且在南方与本党要约在先，更难失信，坚拒不肯副署。适王君（六月）十四日出京，唐见事不可挽回遂浩然有去志。唐之此举不徒拥护共和，尊重信义，服从党见之点为晚近政客所难能，而就法律、政治上观之，尤有莫大之关系。民国《约法》采法国制，参议院为最高之机关，而国务院为责任之主体，总统所发布之法律命令及一切公文，皆须国务院副署。总统虽有任免文武官吏之权，而主张此项权力必待国务院之副署，始能发生效力，其实权握于国务员之手。总统之地位至巩固至尊严，除非常之事件外，对于参议院不负责任，惟国务员则常立于被指斥弹劾之地位。《约法》既予以重大之责任，则其所以监督之者不可不严也。副署之权若可放弃，则国务院不过总统之器械，责任内阁之大义湮矣。唐以主张《约法》上之特权之故，不惜以国务员之地位为保障之代价。吾人闻之当如何崇仰效法。至其始则委曲求全，继见事不可为，内断于衷，决然舍去，断绝葛藤，态度之严正果决，方之东西大政治家实无愧色。或以其身为总理，不告而行，似嫌手续有关，不知唐之行在星期六，已将一切事务部署就绪，次日为星期，例得休息。总理虽为国民公仆非比囚徒，不能夺其行动之自由。星期一为国务例会，恐不能到会有碍政务，即电公府呈请病假，于手续并无不合。反对党吹毛求疵，百计中伤，倘吾党不察从而和之，适堕奸计，不得不详为报告。
（二）同盟会本部7月1日为揭出唐总理野游原因致驻沪机关部电：
唐总理自上礼拜六出京后，礼拜一由津来电，请假五日，不知者辄以为过，且谣诼纷兴，迄未能已。考此次实因唐总理以种种之障碍，莫能实行其所抱之政策，而又不欲悻悻然以去就决绝，故不得已循各国大臣野游通例。于十五、十六出游天津，借请假以为平和之退去，所处得体，无可訾者。今将种种原因揭出，以释当世之疑。唐总理自身任媾和以来，首以南北统一不分畛城为目的，次以整理现今之财政为最要策，故其结果南军着着退让，而孙总统之解职，参议院之北移，黄留守之撤兵销职，盖无一不出于开诚布公，而所约以柏文蔚督山东，王芝祥督直隶者，亦为调和之苦衷。袁总统皆临时异议，谓南军曾北伐，不可与相近，乃别思位置，欲强唐总理副署，唐数言之终不之听，竟将失《约法》上之副权，唐为保持民国计，为保持《约法》计，不能不退者此其原因一。财政总长熊希龄罔识外交，喜弄骗计，骄谩不才，稽核条件八款，几陷民国危亡之地，独断独行，目无总理，致唐之政策非特不得实行，而反受连带之累，此其原因二。此次内阁本非政党，政见既不无猜疑嫌忌，难以和衷共济，而奸狡者且肆其倾轧排挤，此种弊端实非民国幸福，责任内阁遂致徒托空言，此其原因三。外间不察，助以反对者之巧诋，致令是非颠倒，黑白不详，且有捏造外人书函以诬蔑唐者，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如此行为非污唐氏一人，直辱及民国全体，吾党爱中华民国，只求不愧对国民，至于无价值者可不必多与较量也。
第37章 内阁性质争议
唐绍仪是民国首届内阁总理，这时北京的民国政府，一半是承继前清的旧政府；另一半是自南京移来的临时政府，所以一切零乱无章。其各机关情况大致是：
外交部新人较少，仅加了四个人。陆军部参谋处容纳新军人最多，湖北一省就来了300多人。财政部仅设筹备处，一律用的旧人，要待南方人来后才分司。内务部一直闭锁，不过内务部自前清末年一直掌握在赵秉钧手中，而内务部实际所管，只有内外城巡警，巡警有巡警厅，人员均照常，所以一切无变化。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最有规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合并法律、政治、财政三校为法政学堂，调换大学校（前清的北京大学堂）校长，以严复为校长兼文科学长，王世澂为法科学长，洪铸为工科学长。司法部总长王宠惠曾出通告，谓南北一视同仁，无分彼此，其派出的接收人员，南四北五，同时订立规章，荐任由总长自行征辟，委任一律考试，但报考者仅九人，因旧日观念，司法系冷衙门也。最热闹的是交通部，因施肇基一到任便裁了500多人，而只留40人，被裁的人吵闹得很厉害。施肇基本是办洋务的，洋文甚佳，曾随前清醇亲王到过德国，后入外务部任丞参，专管中俄交涉。唐绍仪组阁时本内定施为财政次长，后因唐兼交通，乃举施自代。施发表外务部同事曾述棨为秘书长，对曾极为信任。一切公事俱送秘书长批，次长反而无所事事。施到任第一日，即革去门房及茶房多人，随即把大堂油漆一新。出席参议院宣布政纲时，先命路、电、邮、航四司各拟说帖，携带前往报告，其报告中述及参议员发电报须由议长盖印，言至此便向议长行一礼，议场为之哗然。农林部因系新设，故无短长。工商部是采新旧并用。海军部总长刘冠雄本是海军旧人，资格很高，与袁世凯极有交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邀刘，刘说我是赞成革命的，不过将来若北伐，则将和袁项城兵戎相见，我于私谊，势所不忍，于是聘刘为海军顾问。南京之海军部有72贤和83万人马，后者是指掌权的83位烟台海军毕业生。刘任总长后一方面大量淘汰北京旧人，一方面将南京部员未毕业者，勒令继续学业，南京人员大哗，以海军协会名义函刘，骂他用人不当，若不改辙，将以手枪炸弹对付。刘甚窘，乃改为留职人员一律考试，其中有海军大学出身的，资格较刘更老，认为考试定去留迹近侮辱，这样闹来闹去，使海军部亦无法办公。
唐绍仪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时，曾发过一批委任状，同时还面允安置的也很多，待唐北返后，一切事与愿违，自己也是风前烛瓦上霜，于是闭门谢客，连面都不敢见南来客了。可怜许多北上攀龙的人们，只落得敝车羸马，萧条万状。
在唐内阁时，国务院的主要人物有五位，即：总理唐绍仪，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国务会议是每逢二、五、八召开，会议中多数是商量借款事，其次则是讨论各部章程。因政府还在草创期间，各部总长亦无官邸，蔡元培、宋教仁、刘冠雄、王正廷都是住在国务院内，好些秘书亦住院中，因此开会甚为方便。赵秉钧不大参加开会，前面已说过，他认为他这个部是直接听命于总统的，不过他不出席国务会议，向袁世凯说的理由是：国务会议中，关系内务部的事甚少，而目前维持秩序事大，所以不赴会。
这时，国务院中已设有记者招待所，规定中外记者于每天下午2时至4时可以前往采访，由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组负责接待。魏有外交才，长于应付，能避重就轻，雄辩滔滔。
袁、唐的亲密关系，前面已有交代，他们自朝鲜共事订交起，20余年互相呼应，如手使臂，但自唐任北方代表赴南方谈和起，两人便常传出不和的消息，甚至可从往来电报上获得证明。迨唐返北京后，两人所表现的，又是鱼水之欢，极为融洽。袁世凯首次至参议院发表的咨文，大家认为是一篇“教书”，这文稿据说是梁士诒的大作，其中甚多由唐改窜。袁的原稿最后一段是：“本总统与唐总理廿年深交，生死一意，望诸君竭力辅助。”这显示袁强调和唐的亲密关系，不过这文件至发表时则已经唐改为：“此次特任国务总理唐君与各部总长，皆一时济变之才，世凯正资倚任，共支大局，愿国民深信之，赞助之。”唐认为后者大方，不言私交而强调公谊。由此可见两人还是很合拍。而后来的龃龉，正是作者前章所报道的，是北洋系人在袁面前挑拨所致。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很接近，有事都和他们商量，这一来当然更激起北洋系的怒气了。唐内阁中，实际最重要的一个人是财政总长熊希龄，他主持财政，国家一无收入，和六国银团借款，先和唐绍仪有了意见，后则和同乡黄兴大打笔墨官司。唐辞职后，熊的组阁呼声最高，因为他不是袁系，但也不是同盟会。唐阁另一重要人物赵秉钧是袁的死党，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为人外圆内工心计，有一套笼络人的方法，故深得部下拥戴。自清朝开办警务，他就参与，故形成一支力量，地盘最固。他控制步军和巡警，与冯国璋控制禁卫军同为袁两大支柱。他公开表示不和唐合作，唐对之莫可如何。
唐在内阁中和蔡元培、宋教仁接近是事实，不过这亦有其背景。唐自主持和议起，即愿见中国共和统一实现，其私心深愿孙中山能和袁世凯彻底合作，他自信既和袁有多年共事之雅，又和孙同乡，自任国务总理后，深愿形成责任内阁以化除袁和各方面的冲突。可是这方面完全不为袁系的人所谅解，且认为唐加入了同盟会，有出卖袁系的嫌疑，因此内阁中袁系的赵秉钧、段祺瑞等都歧视唐。熊希龄亦非同盟会，且为袁所垂青，自亦不理唐，唐乃不得不和蔡、宋相接近。到了借款问题发生后，唐、熊益成水火，袁更利用参议院中共和党及统一共和党联合攻击唐，所以不待直督问题，袁、唐已非分手不可了。
唐组阁时，原是以混合各党派的内阁相号召，结果闹得如此纷歧，于是大家认为混合多党派的内阁不是好办法，应该组织政党内阁，如英国式。
6月21日，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三党党员乃举行联合会，以交换唐去后对新阁组织的意见。同盟会坚持要求组织一个政党内阁，共和党则主张超党派的超然内阁，统一共和党赞成超然内阁却反对共和党所提“国务总理必举总统信任者”。这个联合会意见完全不能一致。
同盟会乃推派代表晋谒袁世凯，申述对新阁意见，建议组织政党内阁，绝不参加混合内阁，袁答复说：
日前（唐）总理出京后，余派梁秘书长、段总长、梁孟亭君前后赴津挽留速来。日前唐递请假呈，现在假期尚未满，如唐仍肯回任，自无问题发生，如必要辞职则总理改派自不容缓。诸君所说超然内阁及政党内阁余均不能赞成。余意现吾国情形两种内阁均不适用，第一人才缺乏，如今专取共和党、同盟会或超然无党之人组织内阁，无论何方面均不能得许多人才。故余之意见非连合数党及无党之人共同组织，断不能成一美满之内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姿才调逸越侪辈；蔡鹤卿（元培）学问道德一时敬服；王亮畴（宠惠）法学专家当世寡俦；刘子英（冠雄）于海军学有专门，才具亦可佩服。余荐举此数人为国务员并非以其为某党之关系，乃以为当世人才而荐举之也。我国现今党派虽多，而于一党之中求其人才与国务员地位相当者一时恐难求全。故余不注意党派，而专注重人才，其人为余深服者，无论甲党、乙党或并无党，但热心国事，余必引为辅助。
诸君深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始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才辈出，彼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今余意实不能赞同诸君之说，余主意在得人才，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吾国今日国势危急，举国共知，而政党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讳，余提此主意亦属不得已之故。
余尝与二三国务员谈及，余前此退居林下，何等安闲；此次出山冒兹艰险，担兹重任，实为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尽之义务。余宗旨在于建设民国，诸君如热心建设者余皆引为同志，否则余亦不能强人所难。至此次总理及二三国务员或有辞职之意，余以为全非党派关系，不过因个人意见未能十分浃洽，故如唐决计辞职，则第二次内阁，余以为可一切仍旧，惟总理及一二国务员必不肯留者略为更动可耳。
此外余尚有一言：今人多谓民国成立矣，南北统一矣。自余观之，半年以来外则各国尚未承认，内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再论眼前，一切制度毫无头绪，如此之民国，但能谓有其名耳，何得谓之完全成立？譬之建屋，地址虽定，而图式未成，栋梁未树，以云落成，相去尚远。不宁惟是，数月以来，我国改造共和，一举一动，系人观听，如内部自行纷乱，人将谓我何？故余以为此次内阁在形式上断不能为全部之更动也。
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
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的谈话显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6月28日，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蔡元培提议：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宋的这个态度，被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第38章 陆徵祥超然内阁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于民国元年6月15日离京出亡，27日辞职获准，袁世凯于6月29日发表外交总长陆徵祥出组新阁。袁想强调这个新阁是一个“超然内阁”，既不属于袁系，也不是同盟会或君主立宪派。陆徵祥字子兴或者为子欣，1871年（同治十年）6月12日生，江苏上海人，毕业于广方言馆和同文馆，攻读英、法、德、俄文，随清朝驻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许景澄在驻俄使馆任翻译，此后即一直在外交界服务，民国成立前，已升任驻俄公使。他在国内政治上是个超然的、无色彩的外交家，又对国内政情不十分熟悉，因此是一个最好利用的人物。
陆徵祥的内阁，有四个部的总长获得连任，就是外交陆徵祥兼，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由于这四名阁员连任，所以不提交参议院征求同意。另外六个新阁员名单是：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孙毓筠、农林总长王人文、交通总长胡惟德、工商总长沈秉堃。决定这份名单以前，袁预定邀请同盟会会员的名单中，除了孙毓筠和沈秉堃外，还曾属意于胡瑛，曾派熊希龄及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分别去和孙、沈、胡接触。袁认为这三个人和周自齐都曾任过都督，于内政皆有经验，如能入阁，对于军民分治和内政统一均有帮助。至于内定交通总长胡惟德，是陆徵祥所主张，由于陆徵祥回国未久，对于本国政界情形多不熟习，所以要找一个和他关系较深的朋友来配合，胡和陆共事多年，服务外交，洞悉条约，交通部所掌事业多和交涉条约有关，故要胡惟德主交通。
胡瑛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所派的山东都督，他循海路赴烟台，由杜潜率闽军三千乘海筹等五舰护送抵烟，成立都督府，委张学济为秘书长，连绍先为鲁军司令。但山东方面已有袁派的张广建自称山东都督，所以大家只好称胡瑛为烟台都督。他电邀在天津办报的胡鄂公来烟台，想请这位本家做鲁军总司令。胡鄂公问他：“你有多少枪？多少兵？”胡都督答：“尚待调查。”又问：“张广建有多大力量？”胡瑛亦摇头说：“不大清楚。”胡鄂公说：“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这战争如何打？”不久，胡瑛、张广建两败俱伤，袁乃派周自齐以度支部首领调任山东都督，另任胡瑛为陕甘经略使，其后再改为新疆、青海屯垦使。当胡、张互争都督时，在武昌的黎元洪，为了调停山东争督事，曾发出通电：“胡都督贤劳国事，奔走拘囚，自武汉起义，赞助外交，东南半壁倚为长城，元洪饮水思源，尤所深感，乃因蕲求统一，竟请取消重任，归隐故园，视富贵若浮云，爱共和若性命，此等人格，直当铸金事之。……至张都督内清伏莽，外固边防，而人地似不相宜，再四思维，惟有恳袁大总统将胡都督准予离职，张都督调离东任。”云云。
陆是于元年6月29日受任国务总理，7月18日经参议院以74票通过其出任总理。即日以总理身份赴参议院报告施政方针。由于陆颇有国际声誉，所以议员们认为必有高见，怎知陆演讲说：
徵祥今日第一次到贵院与诸君子相见，亦第一次与诸君子直接办事，徵祥非常欣幸。徵祥二十年来，一向在外，此次回来，又是一番新气象。当在外洋之时，虽则有二十年，然企望本国之心，一日不忘。公使三年一任之制，尚未规定，所以二十年中，回国难逢机会。然每遇中国人之在外洋者，或是贵客，或是商家，或是学生，或是劳力之苦民，无不与之周旋。因为徵祥极喜欢本国人。此次回来，本国朋友非常之少，尚望诸君子以徵祥在外洋时周旋本国人来对待徵祥，则徵祥非常荣幸。二十年间，第一次回国仅三个月，在京不过两星期。第二次返国，还是在前年，在本国有十一月左右。回来之时，与各界之人往来颇少，而各界人目徵祥为一奇怪之人物。徵祥不愿吃花酒，不愿恭维官场，还有亲戚亦不接洽，谓徵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所以交际场中，极为冷淡。此次以不愿恭维官场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钱之人，居然叫他来办极大之事体，徵祥清夜自思，今日实生平最欣乐之一日。在外国时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颇早，此回实可谓徵祥再生之日。以上所说之话，不在公事之内。
议员们听了陆这篇演说为之大哗。第二天参议院投票表决陆所提的阁员同意案时，遂主张以不信任总理而悉数予以否决。不过也有主张让陆一试，其理由为：（一）陆在参议院的演说，系说明提出阁员的理由，并非发表政见；（二）当前局势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陆组阁还未成，未经考验，无从分别其好坏；（三）陆叙其生平不赌博不做生日，正见其人不矫饰不欺人；（四）袁事后对人表示，即使不擅长演说，亦不见得不足以担任总理。俾斯麦一到议会便面红耳赤，然俾斯麦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五）陆徵祥在参议院获得74张同意票，今若因一席谈话便推翻其总理，则当日之74张同意票岂非盲举。
尽管袁和部分参议员有上述主张，可是参议院仍然予陆以极大的难堪，在不给陆总理面子的原则下，一口气把陆所提的六位阁员名单全部否决。陆徵祥还未过了国务总理的瘾便先尝到当总理的苦头，吓得只好称病住进医院，其实也是无脸见人。他住进医院后，抵死也不肯出来。
自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新阁员名单后，同盟会的议员们认为袁世凯的“超然内阁”路线走不通，于是大家又唱出“政党责任内阁”。拥宋派主张由宋教仁组阁，亦有主张由黎元洪组阁，其下由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联合参加。这个酝酿并且见诸行动，是在什刹海的集贤堂公开讨论，由唐内阁秘书长魏宸组提出，宋教仁极力赞成。还有一派主张由蔡锷组阁，因蔡是统一共和党人，而其主张又和共和党接近。同盟会对蔡亦引为同志，蔡锷出来组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都会全力支持，共和党亦无从反对。
当组阁问题正在酝酿时，国际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日俄同盟条约》签订，过去日俄对立，在侵略中国行动上互相监视，于中国是有利的，这是李鸿章外交上的大原则。日俄同盟，联成一气，可以同心协力瓜分中国，于中国是大不利。另一事是英国宣布在西藏有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利。由于这两个外交事件的刺激，使陆徵祥组阁化险为夷，因陆长于外交，正符现实需要。
同时参议院中部分议员亦认为应该委曲求全，其他如孙毓筠则认为总统可以解散参议院，与其无政府，不如无参议院，北京各报亦赞成孙的提议。
对议会的反感可由章炳麟、张绍曾、孙毓筠、王赓等致武昌一则电报表露无遗，电云：
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决，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借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财政部制议二月而不成，陆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裁兵之案延宕逾时，省制之文磋磨累月，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负责任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俟？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附，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舍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辁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惶悚待命之至。
另有武昌军界首领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邓玉麟、军务部长阎鸿飞、军政府军咨官方兴等，联名致函参议员，全函略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