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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在刚刚竣工的万人体育馆举行。乔怡和季晓舟及宁萍萍来到入场口时，正门还没有开。时间还早，都是季晓舟催得太急，他对音乐的虔诚使他决不肯少听一个音符。所以萍萍下班，没顾上吃饭就来了，身上一股强烈的来苏味。季晓舟去零售摊买了个面包与萍萍分食，对这样的晚餐两人都习以为常。
一个夹小提琴的姑娘走过来。她的着装在这座内地省城显得很别致：下面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半旧，上身穿一件长过臀部的松松垮垮的月白绒衫。头发上没有一根发针或饰物，轻风拂过，那头发忽而盖住半边脸，忽而飘向脑后，显得相当生动。萍萍啃着面包上前问：“你们的指挥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叫出来！”
姑娘吃了一惊似的一扬眉，反问道：“指挥有好几位，您问的是哪位呀？”她有些做作地用极有教养、极矜持的声音说着上边的话。尤其那口标准普通话，突出地体现了各处都在倡导的语言美。
萍萍却毫不自惭形秽，声音仍热辣辣的：“我当然是问廖崎。”
乔怡道：“请您进去告诉他一声，他的战友希望能尽快见他。”
“真对不起，”姑娘说，“廖崎在演出前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酝酿情绪……”
萍萍怪腔怪调地把脸转向季晓舟：“他过去有这毛病吗？”
“——这对一个指挥是很重要的。”姑娘说。
“萍萍，算了！”季晓舟在台阶上低声叫道。看到这些音乐宠儿们，他显出一副可怜相，此刻几乎连头都不敢抬。
萍萍回头看他一眼，怒火中烧：“有啥了不起！”她改用方言，“我非要去蹚蹚这水有好深。走，乔怡！找‘了不起’去，问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们！”
三个人走进空无一人的环形大厅。上万个崭新的坐椅折射着天棚上的灯光，使这空间显得比它本身更大。各个角落都传来互不相干、又相互干扰的乐器声。小号的三连音似乎要穿透顶棚，长号发出沉闷有力的低吼，仿佛要钻入地下。他们四顾着，还没看演出就被这阵势慑住了。
廖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躲在何处“酝酿情绪”？大概还是老习惯，等乐队全体就位，听众拭目以待时，他才露面，这是权威的首要表现。
从他刚担任指挥时，这习惯就养成了。那时他嘴唇上刚出现一层茸茸的黑须，脸蛋还象孩子那样圆凸凸。每次排练，他要求乐队队员提前十分钟坐好位置，而他却比预定时间稍迟片刻，才阔步踏入排练场。他那急匆匆的模样，让人感到他刚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场合赶来。这时的乐队队员自然而然地向他行注目礼。这是他最满足的一刻。而当他在总谱台前指挥位置站定时，要求下属们绝对寂静，接受他的审视。假如这时有人弄出什么响动，不管是乐器还是喉咙，这位年轻的指挥都会二话不说，又转身走出排练场，三五分钟后，他显得心灰意懒地再次出现，狠狠朝刚才对他不恭的部位瞟一眼：“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我还可以再出去等待。”然后，他猝然抬起指挥棒，一语不发，傲视全台。他要用这种静默将大家钳制良久，方轻轻吐出“开始”二字。
他这一套是为了所谓的“正规化”、“专业化”，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快在乐队里建立威信。他对“威信”二字看得过重。为了“威信”，他不惜践踏任何人的自尊。
这时，宁萍萍轻声叫道，“看！了不起来了！天老爷，他比过去更了不起了！”
廖崎从表演场一侧的门里走出来，头上套着耳机，一根导线从他衣兜里伸出来，大概那里面装着袖珍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旁若无人，走路急匆匆的。战争中的脊柱重创，倒未给他留任何残疾。不象季晓舟，嘴唇上落个发亮的疤痕，一说话就令人担忧，仿佛会再豁开似的。从前线回来不久，廖崎父母都赶来了，坚持把儿子弄回首都，说是请了一位最高明的骨科大夫给他治疗。果然，三个月以后，廖崎重新站立起来，直接从医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廖崎找了个居中的位子坐下来，仰在椅背上，两手捧着后脑勺。
“架势太吓人！”萍萍说。
“他在听什么？”乔怡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用问？——‘老柴’的，要不就是‘老贝’的……反正都是他老熟人的！”萍萍冷笑。
乔怡捅捅萍萍：“走，咱们过去踹他两脚，让他酝酿的情绪见鬼去！”
但季晓舟不准她们惊动他。
“你们别胡闹吧。人家现在指挥的是一百多人的大乐团，不是闹着玩的……”
他赞美地从大老远眺望着那颗智慧的脑袋，那修长的、艺术型的双臂。他在距他五十米的斜后方找了个位置，轻轻坐下来，并坐得笔直，似乎对这个音乐骄子的背影也不能造次。不用说，他对他充满羡慕，在音乐王国里，他是王子，而他却相当一个弃儿——不公道在于他和他都把音乐视若神圣，他对音乐的爱与理解毫不亚于他。
此时，乐队队员们已陆续从各个角落走进后台，他们需要换上笔挺的西服，就象廖崎身上那件……
—九七五年，军区举行军一级宣传队会演。为会演，军部开销一笔钱，为他们每人订做了一套演出服。幕启之前，乐队全体穿着一新，提前就位。合唱队也比以往积极，列好了队形。这动力来自新军装（而且是毛涤料子的）。然而第一遍铃响之后，廖崎却穿着一件圆领海魂衫走上来。黎队长急了，问：“什么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换演出服？！”
“演出服没有熨平，我拿回去重熨，今天忘了带。”他神情自若地答道。
“那你就这身打扮？……”
他胸有成竹地一笑：“当然不行。我可以穿别人的。”
“穿谁的？一人一套！”
廖崎的目光直接投向坐在角落里的季晓舟，后者正埋头往琴弓上一遍又一遍地抹松香，抹得那么认真，那么卖力，他的心思早进入紧张的预备状态，以至廖崎叫了他三遍，他才惶然抬头。
“只能这么着——我穿季晓舟的演出服。”廖崎口气笃定，毫无商榷意味，“乐队不能没指挥，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季晓舟屁股欠在椅子上：“那我……我穿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吗，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胡说！一共三把大提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说话的是杨燹，其他人用不满的嗡嗡声“协奏”，“从整体感到音量，一把琴也不能少！”
“音量？我从来就没发现季晓舟的音量对乐队产生过作用。”廖崎双手插在裤兜里，象是在存心激怒这个集体。
“你没有权力说这种话！”杨燹带着威胁意味站起来：“攻击”的架势已拉开。
“我当然有权力！”廖崎知道有领导在场，他吃不了亏，“我要求的最低质量他从来都没达到。他常常跟乐队脱离几小节，这我最清楚。”
季晓舟已将崭新的演出服脱下来。他里面穿着一件颜色褪尽的蓝运动衫，溜肩膀上还套着用松紧带绾住的白布假领，加上他进退维谷的尴尬面孔，实在狼狈……乐队倾向杨燹的越来越多！
“指挥就那么了不起？今晚咱们试试，没有指挥咱们弄得响不！……”
“谁说少一把大提琴没关系？我看少了指挥才没关系呐！”
一个小提琴手用女高音叫喊。她是上海兵，平时极腼腆，这会却一嚷再嚷：“我看我们全体走光，让他一个人表演好了！……”
这姑娘有一次穿了件新从上海捎回的白的确良绣花衬衫，兴冲冲美滋滋地来参加排练。廖崎临时抓着自来水笔当指挥棒，打了一声响亮的榧子，表示“开始”。那天他情绪很好，拼足全身力气挥舞手臂，钢笔帽被甩了出去，笔囊里的炭素墨水至少有一半落在小提琴手的新衬衫上，那一向洗得搽得很白净的脸上也未曾幸免。她摔下提琴哭着跑了。
事后廖崎找她表示“歉意”，道歉的话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引来的：“我们都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你缺少的就是艺术中的忘我啊！”
廖崎并不因他的全体下属造反而气馁。他习惯在对立情绪中生活。他把人们的这种情绪统统视为嫉妒。他渐渐学会从敌意中获得快感。但自从他挨了杨燹那两拳之后，对这个黑大个至少是避其锋芒，他不承认自己怕他，只是不屑与他一般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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