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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在刚刚竣工的万人体育馆举行。乔怡和季晓舟及宁萍萍来到入场口时,正门还没有开。时间还早,都是季晓舟催得太急,他对音乐的虔诚使他决不肯少听一个音符。所以萍萍下班,没顾上吃饭就来了,身上一股强烈的来苏味。季晓舟去零售摊买了个面包与萍萍分食,对这样的晚餐两人都习以为常。
一个夹小提琴的姑娘走过来。她的着装在这座内地省城显得很别致:下面一条紧绷绷的牛仔裤,半旧,上身穿一件长过臀部的松松垮垮的月白绒衫。头发上没有一根发针或饰物,轻风拂过,那头发忽而盖住半边脸,忽而飘向脑后,显得相当生动。萍萍啃着面包上前问:“你们的指挥在哪里?能不能把他叫出来!”
姑娘吃了一惊似的一扬眉,反问道:“指挥有好几位,您问的是哪位呀?”她有些做作地用极有教养、极矜持的声音说着上边的话。尤其那口标准普通话,突出地体现了各处都在倡导的语言美。
萍萍却毫不自惭形秽,声音仍热辣辣的:“我当然是问廖崎。”
乔怡道:“请您进去告诉他一声,他的战友希望能尽快见他。”
“真对不起,”姑娘说,“廖崎在演出前不希望有人打扰。他要酝酿情绪……”
萍萍怪腔怪调地把脸转向季晓舟:“他过去有这毛病吗?”
“——这对一个指挥是很重要的。”姑娘说。
“萍萍,算了!”季晓舟在台阶上低声叫道。看到这些音乐宠儿们,他显出一副可怜相,此刻几乎连头都不敢抬。
萍萍回头看他一眼,怒火中烧:“有啥了不起!”她改用方言,“我非要去蹚蹚这水有好深。走,乔怡!找‘了不起’去,问问他还认不认得我们!”
三个人走进空无一人的环形大厅。上万个崭新的坐椅折射着天棚上的灯光,使这空间显得比它本身更大。各个角落都传来互不相干、又相互干扰的乐器声。小号的三连音似乎要穿透顶棚,长号发出沉闷有力的低吼,仿佛要钻入地下。他们四顾着,还没看演出就被这阵势慑住了。
廖崎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躲在何处“酝酿情绪”?大概还是老习惯,等乐队全体就位,听众拭目以待时,他才露面,这是权威的首要表现。
从他刚担任指挥时,这习惯就养成了。那时他嘴唇上刚出现一层茸茸的黑须,脸蛋还象孩子那样圆凸凸。每次排练,他要求乐队队员提前十分钟坐好位置,而他却比预定时间稍迟片刻,才阔步踏入排练场。他那急匆匆的模样,让人感到他刚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场合赶来。这时的乐队队员自然而然地向他行注目礼。这是他最满足的一刻。而当他在总谱台前指挥位置站定时,要求下属们绝对寂静,接受他的审视。假如这时有人弄出什么响动,不管是乐器还是喉咙,这位年轻的指挥都会二话不说,又转身走出排练场,三五分钟后,他显得心灰意懒地再次出现,狠狠朝刚才对他不恭的部位瞟一眼:“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我还可以再出去等待。”然后,他猝然抬起指挥棒,一语不发,傲视全台。他要用这种静默将大家钳制良久,方轻轻吐出“开始”二字。
他这一套是为了所谓的“正规化”、“专业化”,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快在乐队里建立威信。他对“威信”二字看得过重。为了“威信”,他不惜践踏任何人的自尊。
这时,宁萍萍轻声叫道,“看!了不起来了!天老爷,他比过去更了不起了!”
廖崎从表演场一侧的门里走出来,头上套着耳机,一根导线从他衣兜里伸出来,大概那里面装着袖珍收音机或录音机。他旁若无人,走路急匆匆的。战争中的脊柱重创,倒未给他留任何残疾。不象季晓舟,嘴唇上落个发亮的疤痕,一说话就令人担忧,仿佛会再豁开似的。从前线回来不久,廖崎父母都赶来了,坚持把儿子弄回首都,说是请了一位最高明的骨科大夫给他治疗。果然,三个月以后,廖崎重新站立起来,直接从医院走进了音乐学院。
廖崎找了个居中的位子坐下来,仰在椅背上,两手捧着后脑勺。
“架势太吓人!”萍萍说。
“他在听什么?”乔怡对这个感兴趣。
“那还用问?——‘老柴’的,要不就是‘老贝’的……反正都是他老熟人的!”萍萍冷笑。
乔怡捅捅萍萍:“走,咱们过去踹他两脚,让他酝酿的情绪见鬼去!”
但季晓舟不准她们惊动他。
“你们别胡闹吧。人家现在指挥的是一百多人的大乐团,不是闹着玩的……”
他赞美地从大老远眺望着那颗智慧的脑袋,那修长的、艺术型的双臂。他在距他五十米的斜后方找了个位置,轻轻坐下来,并坐得笔直,似乎对这个音乐骄子的背影也不能造次。不用说,他对他充满羡慕,在音乐王国里,他是王子,而他却相当一个弃儿——不公道在于他和他都把音乐视若神圣,他对音乐的爱与理解毫不亚于他。
此时,乐队队员们已陆续从各个角落走进后台,他们需要换上笔挺的西服,就象廖崎身上那件……
—九七五年,军区举行军一级宣传队会演。为会演,军部开销一笔钱,为他们每人订做了一套演出服。幕启之前,乐队全体穿着一新,提前就位。合唱队也比以往积极,列好了队形。这动力来自新军装(而且是毛涤料子的)。然而第一遍铃响之后,廖崎却穿着一件圆领海魂衫走上来。黎队长急了,问:“什么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换演出服?!”
“演出服没有熨平,我拿回去重熨,今天忘了带。”他神情自若地答道。
“那你就这身打扮?……”
他胸有成竹地一笑:“当然不行。我可以穿别人的。”
“穿谁的?一人一套!”
廖崎的目光直接投向坐在角落里的季晓舟,后者正埋头往琴弓上一遍又一遍地抹松香,抹得那么认真,那么卖力,他的心思早进入紧张的预备状态,以至廖崎叫了他三遍,他才惶然抬头。
“只能这么着——我穿季晓舟的演出服。”廖崎口气笃定,毫无商榷意味,“乐队不能没指挥,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季晓舟屁股欠在椅子上:“那我……我穿什么呢?”
“我不是说了吗,大提琴少一把没关系。”
“胡说!一共三把大提琴,怎么能没有关系呢?”说话的是杨燹,其他人用不满的嗡嗡声“协奏”,“从整体感到音量,一把琴也不能少!”
“音量?我从来就没发现季晓舟的音量对乐队产生过作用。”廖崎双手插在裤兜里,象是在存心激怒这个集体。
“你没有权力说这种话!”杨燹带着威胁意味站起来:“攻击”的架势已拉开。
“我当然有权力!”廖崎知道有领导在场,他吃不了亏,“我要求的最低质量他从来都没达到。他常常跟乐队脱离几小节,这我最清楚。”
季晓舟已将崭新的演出服脱下来。他里面穿着一件颜色褪尽的蓝运动衫,溜肩膀上还套着用松紧带绾住的白布假领,加上他进退维谷的尴尬面孔,实在狼狈……乐队倾向杨燹的越来越多!
“指挥就那么了不起?今晚咱们试试,没有指挥咱们弄得响不!……”
“谁说少一把大提琴没关系?我看少了指挥才没关系呐!”
一个小提琴手用女高音叫喊。她是上海兵,平时极腼腆,这会却一嚷再嚷:“我看我们全体走光,让他一个人表演好了!……”
这姑娘有一次穿了件新从上海捎回的白的确良绣花衬衫,兴冲冲美滋滋地来参加排练。廖崎临时抓着自来水笔当指挥棒,打了一声响亮的榧子,表示“开始”。那天他情绪很好,拼足全身力气挥舞手臂,钢笔帽被甩了出去,笔囊里的炭素墨水至少有一半落在小提琴手的新衬衫上,那一向洗得搽得很白净的脸上也未曾幸免。她摔下提琴哭着跑了。
事后廖崎找她表示“歉意”,道歉的话是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里引来的:“我们都要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不要爱艺术中的自己——你缺少的就是艺术中的忘我啊!”
廖崎并不因他的全体下属造反而气馁。他习惯在对立情绪中生活。他把人们的这种情绪统统视为嫉妒。他渐渐学会从敌意中获得快感。但自从他挨了杨燹那两拳之后,对这个黑大个至少是避其锋芒,他不承认自己怕他,只是不屑与他一般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