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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第一次一起去后门的小餐馆吃饭，她就注意到他。比她高一届，是老台员，一年前就考进广播台做节目。听他们说，他脾气倔，读了一年不喜欢的机械，拼死要转专业。于是，坐在斜对面的这个人现在和她同一级，学管理，脖子上挂一副耳机。圆桌上摆着蚝油生菜，辣子鸡丁，玉米烙。他拣出一块沙拉酱少的，用三根手指捏着，默默地吃。台长端起杯子，在玻璃转台上敲两下，顿一顿，还是说出那句每年都要被重复一遍的话。
欢迎大一新生，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大家微笑着，没有人回应。
不过有些人已经加过一次了，还非要再加，台长转向他，笑声忽然就爆发出来。
气氛变轻松以后，台长让每个人介绍自己。
她紧张起来。去考台那天他们也问她同样的问题，你叫什么，哪里人，为什么要考广播台。她手上攥着那张一进门就每人发一份的报纸，折成小方块，把要念的那一段翻在最外面。说我叫阿山，本地人，来考广播台是因为我喜欢听广播。电视太热闹了，像表演，广播看不见人脸。
一群考官，她忘了里面有没有台长，但记得有一个是她后来那位爱笑的师傅，看着她说，声音挺好听。
倒没想过自己的声音好不好听，反正已经很久都没用了。而且，声音不是本质。阿山的声音就不是很好听，有点沙沙的，让人觉得她也是那种没什么朋友，一个人捧着书长大的孩子。
一个个轮转过来，快到她了。她又像从前那样，感觉到整个包厢的空气一点点变硬。她像只螺丝钉，那些人每说一个字，就把她往不可逃离的方向旋紧一圈。没关系的，她调遣自己的眼睛，别盯着面前已经吃光的菜盘，放下筷子，看看其他地方。抬起头，才发现所有人都望着她。
我叫阿山。机械地说第一句话。说出来大概就好了。
没想到斜对面还是有一个声音问，你叫什么？
阿山。
我说你的本名。
那一瞬间，她竟然一片空白。是啊，她叫什么，为什么在突然被问到的时候会想不起来？
……张锦琳。
哦。
然后就轮到下一个人。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来，她对广播台慢慢熟悉，闭上眼睛也可以穿过小树林，从那幢红砖楼房圆拱形的边门进去。上楼，右转，经过两栋楼之间的连廊，广播台就在连廊的那一端。推开门，外间放着一张长桌子，十几把椅子，放音台，电视机。里间贴着吸音壁纸，两台做节目用的电脑，一柜子 CD。
她的节目每星期一期，一个人做。一开始由师傅带着，教她刻光盘，用软件，把话筒调整到怎样的角度才能在说话的时候少一点喷音。前几次都是两个人对谈，在后门吃完饭，淘几张碟，端一杯奶茶就开始随便侃。她不习惯，总想把要说的话记下。没关系嘛，师傅说她，你放松点，我们又不是直播。
据说在早几年，广播台的节目也是有直播的。你可以听到一半跑出宿舍，写一张小纸条给同学点歌，从门缝里塞进去，类似于某种狂欢。后来出了跟政治有关的播出事故，就改成了录播。录播安全，可以审查，也可以剪掉那些嗯嗯啊啊，让说话的人不口吃不犯错，做一个完美无缺的机器人。
然而回想那段时间，剪得最多的不是谁说错了什么，而是师傅的笑。师傅是四川人，有个同班的男朋友，在自我介绍里说自己“骨头里活泼”，一说错就笑，说对了也笑。笑声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话筒传进电脑，就是啪一个厚重的长方形。那是笑声，师傅说，一块笑声。教她按空格把画面停住，返回那个位置，选中头和尾把笑声摘出来，去掉。
等她自己录节目的时候，再没有那样的形状了。她的形状像鱼，一条一条，隐藏在隔得很远的湖泊里。
每周一开例会，选题上报。看看你们这些不安分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她想做自杀诗人特辑，台长说不行。别宣传这些东西，要说些好的，愉快的，正面向上的。她不知道什么是正面向上，什么是负面向下。后来明白了，原来是换一种方式，用播音腔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个意思。
《午夜飞行》被安排在星期二，由他放音。每个台员每星期都要给别人放一天音，像她自己，在星期五给新闻组放新闻。放音的那个早上不能睡懒觉，六点起床，赶在六点半准时放起床号。如果来不及，牙也不用刷脸也不用洗，先从床上跌下来，冲到广播台把全校的人叫醒要紧。空旷嘹亮的起床号响彻校园，听到的人在被窝里翻一个身，蒙住眼睛继续睡。上完两节课放广播体操，趴在二楼窗口望出去，真的有老师和校工排着队，在小树林旁边的草地上伸展手脚。
午夜飞行，他把放音记录本上写着的栏目名称念出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只能在白天听到的节目里有午夜这两个字会感觉不合时宜。
因为我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啊，她很想这样回答。而且飞行从来都是在午夜的，圣埃克苏佩里写过一本书叫《夜航》，你听过有什么东西叫日航吗？如果他笑了，她就继续说，其实是因为，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那两年，一个叫阿山的电台女主持和她的《午夜飞行》给过我抽象的，但也是唯一的精神安慰。
当然是没有说出口。虽然在做节目的时候，她可以关上门，把灯光调暗，一个人对着话筒，用声音让身体漂浮起来，吐字如念咒，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梦境，但是在他的注视下不能。她觉得屋子里太热了，只想转过身，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窗外的广玉兰开出一朵朵白花，像鸽子，停在树叶上。
她担心自己就快要燃烧起来。
火光灌满房间，把鸽子烫痛了，一只只飞走。
不过这个名字还可以，他在背后说。
是这样的。
他一定没听过阿山的节目。奇怪的是，那以后阿山也不做节目了。十二点到一点，像被偷走，被抹去的一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没发现有些事情的格局正在慢慢改变。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摸出听英语广播用的短波收音机，在黑暗里插上耳机，搜索那个曾经一直在那里的电台。只有音乐。她耐心等着，以为在一首歌播完之后，阿山会像以前一样，从黑暗里慢慢显影，对她，对电波连接起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她看不见，也看不见她的人说些什么。可是，后面是另一首歌。
也没人来骂她，往广播台挂在教学楼底下的听众信箱里扔投诉信，说什么东西，这个女主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用别人的节目和名字。一切都太安静了。说听众，是说话的人过于自信，假设听见的不止一个。有一两次，从教学楼走向广播台的路上，节目的序曲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她看看周围，没有谁仔细听。走路，聊天，低下头看手机，广播里的声音不过是硬生生被灌注到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来源中的一种。而校园里的其他人，那些聪明的，坚硬的，能适应一切也被一切适应的人，是不是早就在午夜来临之前入睡，不需要求助于一个隐蔽的同类，也没有被自己逼到发狂的阶段。
对她来说，那样的发狂有两次。第一年高考落榜，她知道，不能再浑浑噩噩，掉入幻觉的迷宫，放纵想象飞出身体，飘到她自己都不能预料的地方去。最严重的那次，她关上洗手间的门，捂住耳朵，觉得听外面的人再说一句考试她就要尖叫了。放手的时候，看见墙角有一个人倒挂下来。
所以第二年，她选择忽视，把自己当作一块木头。有任何感觉涌上来的时候，再强烈，再细微，都不像以前顺着它走。魂魄被按压到盒子里，盖上盖子，小心收好。复读班的老师对她说，张锦琳，你明明是个不错的学生，怎么去年连三本都没考上？是失误了吧，别太紧张，今年好好考，一定没问题。
确实没问题，吃鸡蛋，削铅笔，进考场。
终于游上岸，用一种别人不理解，她自己有时候也不能理解的艰难。搬去学校以后，爸妈总算可以跟邻居说，我们女儿住大学宿舍去了。第一晚躺在那个写着她名字的下铺，透过蚊帐看上铺的床板，她想起小时候，爸妈做生意，忙起来就把她丢到外婆家住几天。老人睡得早，天还没暗就洗完了脚，开一盏黄绿色的小灯，在厨房烧最后一壶水。她睡不着，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贴的报纸。太高太远，看不清写的什么，但一张张照片，一块块粗字标题，连起来就是又一个新的图形。满天无穷变幻的故事和奥秘，生龙活虎，却淡淡的，沉默着什么也不说。
害怕有些东西会苏醒过来。她还有能力，让自己被冻坏的神经一点点恢复吗？如果真的恢复，能不能把它们控制在界限之内。什么是界限，界限在哪里。好像有一个开关。现在你可以放轻松了，他们说。于是，往左拨。
转专业那年你是怎么想的，她把监听的音量拉到最小。
就是想转，不想学机械。
是不是很累，听说要把原来的专业也读好才可以申请。
也没有吧。
你觉得经历过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吗？
肯定有，但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哦。
阿山是真的不见了。这个在她之前给自己取名叫阿山的人，一个虚拟的，听觉的存在。她知道阿山不是本地人，有一次在节目里说到乡愁，阿山说，乡愁这个东西，是离开了以后才慢慢生长出来的。如果有颜色，它不是单一的黑或者白，它很含混，捉摸不定。离开家乡越远，越久，它就越浓郁。如果你真的回家了，它又飘走了。它就跟回忆一样，会在我们的想象里越变越美。然后她说起自己的家乡，小时候上山放羊，采猪笼草，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打打闹闹。如果不是来城市上学，有可能现在还留在山里。
那么，阿山是回到山里去了吗，还是去她说过的地方，潜水，探险，过不一样的生活。那时听阿山说起这些，出现在脑海里的是一座座漂浮在地图上的小岛，烟雾缭绕，她觉得自己是不可能有机会去那里的。后来上了大学，买杂志，看到广告里写着五天四夜的价格，才几千元。原来，那么便宜就可以过不一样的生活。
还有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是阿山从地球上消失了。只能有一个阿山，她用了她的名字，就替代了她的位置。
吃完外卖的牛肉米线，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抽两张纸巾，先擦嘴，再用干净的部分擦桌子。擦完扔进外卖盒子，用塑料袋扎起来，丢到门外的垃圾桶。再一次进来，他会顺着桌子走几步，伸个懒腰，看看节目还剩几分钟播完。然后把 CD 退出来，在放音本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