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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十几年,一点儿也没差。
宋茉原名宋茉莉,从小在工厂里的家属楼里长大。工厂是变压器厂,她父亲是浸漆组的,母亲在销售科的,年轻时候是厂花,单位红旗手,人靓歌喉甜。在宋茉莉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母亲开着电视,穿着时髦的健身裤,跟着电视上的音乐跳健美操,而宋茉则在一旁默默地、一笔一画地写老师留下的作业。
杨嘉北父母也是厂里的人,就住在宋茉家楼下。宋茉莉的妈妈跳健美操时将地板跺出咚咚咚的声响,搁以前,邻居早就上来投诉八百回了,但杨嘉北家始终没人上来,而是宽和地包容着邻居的这一切。
这种宽容和胸襟不仅仅体现在这里,98年的时候,厂子效益不好,开始大批量裁员。那时候都流行工厂转型,一部分工人被裁,下岗,另一部分则是拿了买断工龄的钱,再重新竞聘,成为合同工。
宋茉的父母都不在下岗职工的名单中,杨嘉北父母也不在,他们是销售科,裁员最少。但在下岗工人要么骑自行车去厂区外转圈、要么就洒纸钱、点鞭炮、烧纸人的时候,杨嘉北父母还是辞了这份工作,白手起家,另觅出路。
宋茉读小学的时候,杨嘉北也搬家了,搬到更漂亮更别致的小区中去。她们一家依旧住在家属院中,只是常听人说,说杨嘉北父亲开的餐饮店发了大财,感慨他当年辞职这一举动原来并不是脑子不好使。
反倒是留在厂子里的人,工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终撑不下去,转型失败的工厂还是倒闭了。
这次连遣散费都少得可怜。
这些变动并没有影响到宋茉和杨嘉北的感情,和以前一样,有什么好吃的,杨嘉北骑着一自行车过来找她,自己没得吃,也得先让“茉莉妹妹”吃一口。
实事求是地说,宋茉家庭状况一般,和这里所有的即将下岗和已经下岗的工人家庭一模一样,虽然还没到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但买件新衣也是得节衣缩食。从双双下岗后,宋茉的父母脾气都变坏了,他们吵架次数越来越多,指责彼此的时候也越来越多。在东北,很少有家暴女性的事情,毕竟,要是敢对老婆动手,这个男人的名声就算是败坏到极点了,将来朋友喝酒组局,都不会捎带着他。
但反过来是常事。
宋茉的母亲在家中暴打她父亲时,宋茉就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安安静静地看书。看外面种了一排的树,听说叫法国梧桐,一棵一棵地移植过来,栽进这肥沃又寂寥的土地中。空气中有一种沉静的、铁锈般的味道缓慢流淌,宋茉掀开一页书,听到不远处传来火车哐叽哐叽的声音,徐徐而从容地越过轨道,像一位年迈的沉默老人。
等火车声逐渐消弭的时候,宋茉的母亲也离家出走了。
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离开的,早晨上学前,宋茉的母亲还面色如常地给她煎鸡蛋,让她好好考试。等宋茉考试完回家,妈妈走了。
啥都没留下。
那天晚上,父亲在家里喝闷酒,喝完就哭。宋茉不哭,她自己沿着越来越安静的家属楼转,转了几圈,又去大路上,一棵一棵地数那些茁壮的法国梧桐,一棵一棵地走过去。那是个冬天,杨嘉北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他已经读中学了,逃课出来见她,默不作声,推着车子走,跟在宋茉后面,陪着她走到天黑透,又骑自行车,载着她,载她回家。
宋茉那天系了一条红色的围巾,哭湿了半截,冷风一吹,冻得邦邦硬。杨嘉北想将自己的围巾给她,她不肯接,因那围巾是妈妈亲手织的,拆了妈妈最喜欢的一件红毛衣,一部分给她打了围巾,另一部分团成线团放箩筐里。
她今天第一次戴。
杨嘉北最后还是将自己的围巾和手套都给了她,将她裹得严严实实,一点儿也没有冻着。倒是他,顶着寒风骑回去,一双手冻得发紫,手指头肿了一圈。
宋茉一直留着那半个红线团,后来她向奶奶学会织围巾,用剩下的大线团,给杨嘉北织了一个大大的围巾。
之所以说大,是因为杨嘉北个子蹭蹭蹭地长起来。因地理环境的优势,北方人大多个子高,鼻子高,杨嘉北特殊,他妈妈是俄罗斯族的,姥姥金色头发蓝色眼睛。这点基因到了杨嘉北这里,就成了褐色的卷发,褐色眼睛,大高个。夏天时候,杨嘉北背着玩累了的宋茉走,宋茉半睁着眼,在太阳下,看到他脖子上的小汗毛也是淡淡的褐色。
也有人说,是因为杨嘉北家庭条件好,营养充足,才能长这么猛。关于这点,宋茉还有点发言权。她爸不着调,天天忙,杨嘉北见不得宋茉饿肚子或者天天吃包子吃冷饭,就将她带回自己家吃饭,妈妈给他买的营养品,也得先给妹妹分一半……时间久了,杨嘉北的母亲就当养了俩孩子,俩人一人一份,一块吃,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看书。
宋茉也就有了现在170的个子。
不是没有人开他们俩的玩笑,大家都知道俩人迟早一块儿。周围所有人,包括杨嘉北的家长、宋茉的父亲都默认这俩孩子以后能处对象。什么禁止早恋啊什么……都不存在,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杨嘉北又是品学兼优,年年拿奖,家里的荣誉证书堆了一堆;宋茉的成绩也不差,个子高皮肤白,性格也沉静。
宋茉读高中时,杨嘉北都已经上警校了。警校严格,假期也不多,他每次一放假,还是先去看宋茉,看她成绩,给她薄弱科目补课,一道一道地讲过去。
双方父母偶尔一块儿喝酒,彼此心照不宣。
只有一点,宋茉的父亲不让宋茉在外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