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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杂剧显然还过于散漫。开头一个“艳段”，已经“有散说，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泛”了，而且五个角色都出场；中间正戏，或唱或做，有两种表现方式，从上面所举的那些讽刺片段来看，虽有故事和人物，但很难对它们的完整性抱有信心，一次杂剧演出的正戏部位究竟是包容一个故事还是两个故事，也不能确定；至于最后“杂扮”部位的艺术随意性，自更不待言。
还缺少什么呢？
还缺少一个足以贯穿全局的脉络——一个完整的故事；
还缺少一种足以梳理整体的节奏——一种严整的曲调。
对此，瓦舍里有一位熟悉的老邻居——讲唱艺术，提供了切实的援助。
讲唱艺术本身的发展也已有漫长的历史，到宋代，它的两支流脉对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是叙唱完整故事的乐曲组合。这种乐曲组合，由古代的大曲发展而来。大曲是以一支曲子反复演唱多遍来叙述一个故事的音乐形式。由于演唱的是一个故事，依凭的是一支曲子，因此虽然单调、冗长，却具有完整性和一致性。至宋代，大曲为了更加便于叙唱一个故事，在音乐形式上已经有所压缩和筛选。这种音乐形式被宋杂剧吸收，也就把艺术的连贯性带给了戏剧。它开始只是杂剧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为杂剧输入了汰除芜杂、削减赘余的内在标尺。
其二是应顺着一个长篇故事的边说边唱，叫诸宫调。诸宫调承袭着前代“变文”、“鼓子词”的传统，为北宋中叶的讲唱艺人孔三传所创造。（吴自牧《梦粱录·妓乐》：“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王灼《碧鸡漫志》：“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诸宫调和上述大曲演唱不同，不限于一支曲子，一个宫调，而是根据故事情节的需要来选择和连缀宫调、曲子。这样，单调性被克服了，也并不带来紊乱。
从史料看，诸宫调在宋金时代很流行，可惜流传至今的作品甚少，主要是董解元的一部《弦索西厢记》（亦称《西厢记弹词》），还有无名氏的一个《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近人郑振铎(1898—1958)说：
……诸宫调作者的能力与创作欲更为弘伟，他竟取了若干套不同宫调的套数，连续起来歌咏一件故事。《西厢记诸宫调》所用的这样不同宫调的套数，竟有一百九十二套（内二套是只曲）之多，《刘知远诸宫调》虽为残存少半的残本，竟也存有不同宫调的套数八十套之多。这种伟大的创作的气魄，诚是前无故人的！（郑振铎：《宋金元诸宫调考》，《佝偻集》。）
近人吴梅(1884—1939)也曾说过：
金章宗的时候，可不是有一位董解元么？这位解元先生，叫做什么名字，实在考究不出。但是他做的一部《西厢弹词》，至今还是完完全全的。为什么叫做弹词呢？因为唱这种弹词的时候，口里念着词句，手里弹着三弦，所以叫做弹词，又叫做《弦索西厢》，又叫做《诸宫调词》。这解元先生做了《西厢词》，大家都弹唱起来，一时非常风行，不过都是坐唱，不能扮演出来。（吴瞿安：《元剧略说》（李万育记录），《中国文学研究》（下册）。）
诸宫调显示了在复杂叙事上的强大优势。长达五万言的《西厢记》诸宫调，有丰美连绵的曲词，有线条清晰的故事，有廓理情节的说白，为了把听众长时间地吸引住，它又运用了收纵、转换、顿挫、悬念等技法，构成了一个既有足够的长度、又有审美力度的叙事文学。这样的讲唱艺术，如果出现在杂剧演出旁侧的勾栏之中，必然会构成对杂剧的挑战，如果部分地汲取到杂剧里来，又必然会改造杂剧。诚然，如吴梅所说，它“不能扮演出来”，但当它与“可以扮演出来”的戏剧因素结合在一起，中国戏剧的真正成熟也就获得了契机。
诸宫调的故乡在北方，创始人孔三传是山西人，后来主要在汴京流传。宋廷南渡之后，临安也随之风行，但南方的诸宫调与北方的诸宫调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因而称之为“南诸宫调”。南北诸宫调分别对南北戏剧雏形产生影响。北方杂剧受到的影响更显然一点，例如，元杂剧之分为旦本、末本，一折由一个角色主唱，对不易直观的场面加以叙述，以及音乐上的套曲结构等等，都可以看到诸宫调的影子。南戏受诸宫调影响的简明例证，可举南戏著名剧目《张协状元》，它开头出现的便是诸宫调的曲词。当然，北剧、南戏之间，又会各自带着诸宫调的印痕互相影响。（在北剧和南戏的渊源关系上，王国维，青木正儿、周贻白、董每戡、钱南扬诸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其实，这种影响是远远超越当时的。以后在各种成熟的中国戏曲类型中，也都保留着叙述体的风格，渗透着讲唱艺术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