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媚娘瓮中捉鳖，李贤暗动杀机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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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伎止于此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春，久病缠身的天皇李治宣布举行籍田礼，虽然百官担心他龙体欠安上书劝谏，他还是执意前往，在宦官的帮助下艰难地犁了九垄地。帝王亲耕意在劝农，但李治的举动似乎另有深意，回想当年媚娘有孕他独掌朝政时的籍田，这次在天下臣民面前亮相又是要针对谁呢？
然而改元也好、籍田也罢，并不能真正有助于国事，大唐依旧被边庭纷争困扰着，就在李治亲耕后不久，新罗的战火复燃。
事到如今金法敏的用心已暴露无遗，什么谈判、称臣、遣使入贡全是假的，唐朝大军来了就笑脸服软，大军撤走便故态复萌，就是要凭山高路远、海表之隔将大唐的战意拖垮。大唐虽有强兵，一则道路遥远补给困难，二则吐蕃之患不得不防，三则高丽、百济的遗民久不顺服，面对新罗的反复无常也没有良策，更糟糕的是朝廷羁縻之策失当，错用高藏、扶余隆，加速了局势恶化。
高藏无疑是个尴尬人物，昔日渊盖苏文弑杀先王，将其扶上高丽王位。他这个国王从一开始就是傀儡，权力都把持在渊氏父子手中，被人操控半辈子，糊里糊涂就成了亡国之君。虽然李治表现出胜利者的大度，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却有职无权。如今情势变化他又被派回辽东，任辽东州刺史、朝鲜王。虽然大唐宣称要帮他复国，但很明显这个朝鲜不同于原来的高丽，只是一个大唐用来统治辽东的傀儡政权罢了。高藏已当了太久的傀儡，再不想听人摆布，一回辽东他就私下与旧部接洽，企图真正复国，惜乎做事不密，很快就被朝廷察觉了。李治怒不可遏，火速派人将其抓捕回京。
高藏获罪又影响到另一个傀儡扶余隆。原百济王子扶余隆被朝廷任命为熊津都督已有多年，此人生性胆怯，惟大唐之命是从。然而自从与新罗开战以来，他的表现实在不堪，先前新罗侵犯百济旧境，他不敢抵抗闻风而逃，坐视城池失陷、部下流散；唐军反击他也不肯出力，畏惧敌人再来，赖在北边不敢回都督府。高藏获罪后他更逮住理由，声称要避嫌，忙不迭地弃官逃回洛阳。
高丽、百济旧境就此陷入混乱，大大小小的义军蜂拥而起，新罗趁势攻城夺地，收编武装。此时唐军只剩薛仁贵独撑局面。他因大非川之败获罪，本就是将功折罪，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但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唐，又孤悬海外寡众悬殊，勉强取得两次小胜后终在伎伐浦惨败，折兵四千，伤者无数。薛仁贵无可奈何，只得带领残兵渡海回国——至此，大唐又失去了对新罗、高丽、百济三国的控制。
消息传至长安，李治欲哭无泪。从贞观十八年至总章二年，两代帝王苦心孤诣征战二十五载，耗费无数辎财，万千将士搏命沙场换来的对三国的统治，仅仅维持十年就失败了。更可恼的是自己辛辛苦苦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原本弱小的新罗成了最大赢家，吞并百济以及高丽一半的土地，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对李治而言消灭高丽是他超越父皇的证明，如今这项功绩丢了一大半，无论对他的信心还是病体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以致风疾日渐严重。为了夺回失地挽回颜面，他强撑着宣布整备兵马再征新罗，无奈文武百官和太子李贤力谏，痛陈国家内外忧患，李治再三权衡最终作罢，暂命李谨行坐镇辽东暂作防御，并派投效大唐的盖苏文之子、右武卫大将军泉男生持节赶往辽东，宣扬圣命、安境抚民——百济之地全失，新罗大军已推进至大同江，尚在大唐手中的还剩半个高丽国，赶紧保护好这片土地，绝不能再丢啦！
安排已毕李治余怒未息，下令削去高藏一切官爵，流放邛州（今四川临邛）；革去扶余隆实职，命其闲居洛阳，不得觐见。薛仁贵也再度获罪，又被流放象州（今广西来宾），这位昔日立有救驾之功的大将彻底失宠，耳顺之年潦倒岭南。
停止东征无疑是明智的，此时最大的强敌不是新罗，而是吐蕃。而且据北方诸州传来的消息，臣服已久的突厥也蠢蠢欲动，这个隐患也不可不防。眼下当务之急是操练人马、休养民力、积累财富，以备应对西北可能发生的战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方至四月又生变故，尚书右仆射戴至德中风病倒。前番张文瓘卧病，刘仁轨领兵在外，高智周、来恒都不是独当一面的角色，于是在文武百官推举下，太子左庶子张大安跻身相位，同中书门下三品——固然张大安是凌烟阁功臣之子，资历深、学问好，但此举首开东宫官晋升相位之例，足见太子对朝政的影响之大。对此媚娘并未表现出丝毫不快，反而乐观其成，但是病魔缠身只能顺从众意的李治又作何感想？
也是时气不佳，五月份河南、河北又出现干旱，正在养病的李治得知消息，决定派使者到各州安抚百姓。侍御史刘思立上疏称：“今麦秀蚕老，农事方殷，敕使巡抚，人冀天恩，必聚集参迎，妨害生产。既行赈给，须立簿书，无驿之处，劳扰更甚。农忙时节，废须臾则亏岁计，不如委州县赈给，待秋后闲时出使查赈，给政绩，行褒贬。”天子使者巡抚各州，虽说打着赈灾的旗号，可到哪儿不是远接高迎？有的地方官为了往上爬，聚敛民财逢迎钦差，反倒给百姓增添困扰。李治览奏而悟，改由各州刺史查访赈济。
众宰相谨遵圣命督办此事，李贤也很体恤百姓疾苦，没少为此事操劳。以往朝廷政务之所以纷乱不断，皆因中宫、东宫之争，现在媚娘当起“好好先生”，政务反倒比先前和顺许多。不出两个月光景，受灾百姓得到赈济，民间对太子以及郝处俊等相赞誉颇高。似乎鉴于政通人和，李治又静极思动，鼓励百官向朝廷谏言。
很快，一份抨击选官制度的上书引起关注：
今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虽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尽心卉木之间，极笔烟霞之际，以斯成俗，岂非大谬？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上这篇奏疏的只是一介小吏，胆子却很大，不但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还明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将根源归结到皇帝身上。实事求是地说，李治力倡科举与他酷爱文学诗词有关，但理由绝不仅于此。一者，他的皇位是斗倒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才稳固的，推行科举也是为了遏制权门东山再起；再者，取士要有明确的标准，以德选才固然好，但德行优劣的准则是什么？“举孝廉，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没有标准空谈唯德是举，终会沦为家族背景、官场人脉的比拼。反之，科举取士虽存在许多弊端，使不少有才无德的小人混迹朝堂，但相较察举、恩荫还算公允，毕竟向寒微子弟敞开了仕途之门，维系了王朝稳定，不能因一瑕而毁全璧。
李治不悦，但既是求言所得总要拿出肚量，于是将奏疏拿到朝堂上讨论。薛元超当即批驳：“此论大谬矣！何言崇文一定失德？魏文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故善雕龙者，必知晓经国之道。房玄龄起家进士，运筹帷幄、老成谋国，投效我文武圣皇帝成就定鼎之业；张行成虽举孝廉，却因制举成名，披肝沥胆清廉守节，辅佐天皇以临大位。此二公皆我朝贤能股肱，难道不足为凭？”科举成绩好就一定会治国吗？这论断显然很牵强，但薛元超既是皇帝故交，又是推行科举的坚定支持者，他明显是代李治辩解，百官谁敢反驳？
薛元超似乎还嫌这番表态不够有力，又补充道：“近年科举人才辈出，杜审言、苏味道精于诗赋，姚元崇、王无竞下笔成章；骆宾王从征蒙俭，身在军旅佳作无数。这些人不仅在文苑中传为美谈，连臣也心生羡慕。”说着他回头环顾群臣，微笑道，“吾不才，早登宦籍，富贵忒过。然平生有三大恨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啊！”他虽在仕途上受过坎坷，但少小恩荫为官，娶和静县主为妻，竟然说自己因为没考科举、没娶五姓女而遗憾，还与未能修史并列，这显然有夸张戏谑之意。
“哈哈哈……”李治本来满腹不悦，竟被这番话逗得仰面而笑。群臣也跟着笑起来，这件事就在君臣的笑声中敷衍过去了。
科举取士不复再议，可其他奏疏依旧不断被递到李治昏花的眼前。有人提出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修编的显庆礼太过标新立异，许多章程不合儒家礼制，请求朝廷废止，今后典礼一律按周礼行事；还有太常寺官员上奏，称显庆以来朝廷庆典很少演奏《秦王破阵乐》，恐天长日久此乐荒废不传，后人无以仰太宗皇帝之功德……刚开始李治尚能虚心采纳，后来渐渐不耐烦，再送来谏书便看也不看，一股脑全推给媚娘。然而媚娘漠不关心，除了帮李治求医问药，就是领着上官婉儿去太平观陪女儿，每逢李治提到群臣谏言她总是笑着说：“何苦操这些心？养病才是正理，贤儿才智优异，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都是能臣，朝廷之事任凭他们处置吧。”
李治闻言长吁短叹，越发不得心安。而没过多久，又有紧急军报传来——噶尔赞婆侵扰叠州、松州，劫掠甚众，又南下突袭扶州（今四川松潘），攻破边庭重镇临河（今四川南坪），擒获唐将杜孝升。
大唐君臣彻底愤怒了！
当年的大非川之败固然惨重，毕竟吐蕃投入的兵力多，又是噶尔钦陵亲自指挥。如今赞婆不过一支偏师，从北至南悠游数州，攻破重镇，劫掠无数，简直没把大唐放在眼里。仪凤二年十二月，李治召集大朝，满朝文武出奇地一致，高呼与吐蕃决战——新罗之败乃在海外之地，吐蕃却欺到家门口，若还只守不战，天朝威严何存？
可是叫嚣之后朝堂又是一片死寂，泱泱大军何人为帅？让李哲、李轮为帅不过说说而已，其实李治从来没这么想过。如今朝廷再无李、苏定方之流的名将，而且就在数月前镇军大将军契苾何力、安东都护高侃先后病逝；刘仁轨年事已高不再出征，薛仁贵又被流放岭南；李谨行坐镇辽东对付新罗，裴行俭在姚州防备突厥；后起之秀程务挺、曹怀舜、李文暕等辈，且不论才智能否与前辈比肩，资历就差得远，有足够的威望统辖诸部、指挥决战吗？
哪知李治早有准备，将一份密奏当殿公示：“此乃刘仁轨自姚州上奏。其中明言，出征吐蕃非李敬玄不可。”
群臣愕然——李公乃崇贤馆学士起家，一个翩翩文人，真的会打仗吗？
最惊惧的莫过李敬玄本人，未出朝班已瑟瑟颤抖：“臣、臣……恐难胜任。”
“昔日刘仁轨年逾六旬以戴罪之身渡海从军，此前也未打过仗，不也立下赫赫战功吗？如今他年近八旬不堪军戎，竭力推荐你出征吐蕃。国事当头，卿莫推辞。”
烦恼皆因自取，李敬玄以天皇潜邸旧臣之故跻身相位，宠遇原在郝处俊等人之上，已官居中书令，俨然百官之首。可偏偏刘仁轨复出，再临相位，在这个老前辈面前李敬玄始终感觉低人家一头。前番吐蕃生衅，他不顾刘仁轨年迈，执意推其整军抗敌，就是想把这个老前辈撵走。后来战和不定一再拖延，刘仁轨多次向朝廷请示增兵，皆被李敬玄压制，两人矛盾越积越深。现在大战在即仁轨反过来荐他为将，分明是要出胸中怨气。
李敬玄有苦难言，冷飕飕的腊月天急出一身汗来，此时也顾不得脸面，跪倒龙墀哀哀恳求：“臣乃文人，弱冠读书，志在燮理阴阳，不识干戈，恐误国家之事。”
李治顿时收起笑容，一脸严厉道：“诸葛武侯本南阳布衣，数伐中原倚仗魏延、姜维；东晋谢安风雅之士，淝水之胜乃遣谢玄、谢石。难道朕是在逼你亲执干戈上阵搏杀？冲锋临敌自有诸将，唯缺调度之人。卿乃百官之首，总管之任舍你其谁？”
“可是臣……”
“够了！大战在即，莫说是你。就算仁轨请朕领兵，朕也会带病亲征，卿不得推辞！”
话说到这地步，再不答应就要大祸临头了，李敬玄只能咬牙应承。群臣犹存疑虑，难道挑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吗？有人偷偷瞄向郝处俊，却见这位曾征高丽、素有胆略的宰相双目低垂默默无言。
珠帘后矜持已久的媚娘却豁然一笑——行啦！我苦苦等待的时机总算来啦！李敬玄自以为圣眷颇厚，殊不知长期以来他在中宫、东宫之间左右逢源的作风已令雉奴不满，再者他三任妻室皆出五姓之家，又将宗谱附于赵郡李氏，也触犯了雉奴的底线。如今雉奴已扶植起更听话的薛元超、来恒之辈，加之刘仁轨的推荐，正好把李敬玄打发出去，让他吃吃苦头。哪怕这总管不太顶事，也不能派郝处俊，因为郝处俊与贤儿关系太好，给他兵权雉奴不放心！
媚娘窃喜之际，李治又悄然转换话题：“大军出征日费千万，皆出黎庶，朕心恻然。今夏有灾荒，朕欲遣使而未行，各州自行赈济。如今时隔半载，未知州县之臣政绩如何，有无假公济私之事？”说到这里他手点朝班，“朕宣布，薛元超、来恒以及尚书左丞崔知悌分任河北、河南、江南三道黜陟大使，巡察各地考查官吏。”黜陟大使虽是临时设立，却有便宜行事之权，可不经奏报奖惩官员，非皇帝信任者不能担当。薛元超、来恒不必说；崔知悌是兰州都督崔知温之兄，历任州县，如今官拜尚书左丞。此人不但清廉，还爱钻研医术，尤擅针灸之法，也曾为李治诊病，因而渐受宠信。
然而此时李治派他三人下去，与其说是巡察赈济，还不如说是急于表现自己。这半年来朝廷看似平静，其实早就暗流汹涌——两者相争此消彼长，因为媚娘的退避，权力的天平越来越倾向李贤。李治摄于东宫声望提高，不顾病体亲耕籍田，想在臣民面前有所表现。然而新罗的败仗又使他颇受打击，自觉颜面有损，所以旱灾之时欲遣使者宣扬君恩、笼络民心；不料刘思立上书谏止，赈济之事反落到太子和宰相身上。李治心有不甘，继而鼓励群臣上书，欲求虚怀若谷之名，哪知递上的奏疏更令他不安。科举制是他大为推广的，显庆礼是他让许敬宗等人修的，《秦王破阵乐》也是他故意停演的。在猜忌心越来越重的李治看来，这些意见就算不是李贤授意而为，李贤想必也乐观其成。东宫权势广大，张大安又跻身宰相，群臣莫不是都想投效储君，当佐命功臣？长此以往他这病怏怏的皇帝还保得住龙椅吗？所以他不能让“太子党”插手兵权，还要派信任的人下去察赈，一方面挽回自己在民间的声望，另一方面也是设法挑李贤的错。不知不觉间李治已陷入强烈的猜忌，殊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切猜忌和怀疑正是媚娘韬光养晦、欲擒故纵的结果！
三使出班领命，李治对薛元超大发感慨：“昔朕在春宫，与卿俱少壮。光阴倏忽，已三十余载。往日贤臣良将，索然俱尽，共终白首者能几人？唯朕与卿也。卿此去如断朕一臂，然天下为重，不能因私废公。”虽说他与薛元超是总角之交，但在朝堂上说这话也太过了。
薛仁超却很感动——皇帝当着百官的面倾诉故交情谊，身为臣子岂会不激动？含泪道：“先父早参麾盖，先帝委以心腹；臣又多幸，陛下任之以股肱，誓期杀身报国。陛下放心，臣事毕即归，伏愿天皇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
“好……”李治也不胜唏嘘，一场委派搞得跟生死诀别似的。
媚娘冷眼旁观，越发窃笑——什么共终白首、如断一臂？你对薛元超的情谊真有这么深？若真离不开当初何以流放岭南？若真视若一臂，为何不封中书令，仅让他以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三品？你就是想在百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好用他制衡郝处俊、张大安等人。雉奴啊雉奴，伎止于此！你也就这点儿本事啦！
帝王心术一旦被窥透，就没什么神秘的了，相反还可能化作一把双刃剑，被人因势利导、为己所用。
现在，媚娘就紧紧握住了这把利剑……
二、图穷匕见
仪凤三年正月，大唐开始了对吐蕃的征讨。此番出兵以中书令李敬玄为洮河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工部尚书刘审礼检校左卫大将军、副总管，充任先锋。其他将领包括豆卢仁业、王杲、崔献、曹怀舜、李知十、黑齿常之、沙吒相如、令狐智通、韦待价、张虔勖、纪及善、马敬臣等各统所部随李敬玄出征。
为了给吐蕃致命一击，朝廷调动大量兵马，并在河南、河北招募勇士。出人意料的是，首个应募者竟是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此人名叫娄师德，籍贯郑州，年近五旬、其貌不扬，平日寡言少语，待人接物甚是谨慎，谁也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文官会头戴红抹额，率领家丁率先应募。李治闻讯大喜，当即加授其为朝散大夫，随军听用。先者得利，后者慕之，有娄师德这个榜样，河南、河北百姓乃至官员子弟踊跃从军，很快募集数万人。李治又命益州大都督长史李孝逸发剑南、山南两道兵马，配合李敬玄作战。各路军队合计十八万人，旌旗蔽日、锣鼓震天，开唐以来出师之盛未曾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