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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19年1月14日出生于罗马。1974年3月奥里亚娜·法拉奇对他进行采访后，他一直处在意大利政治生活的中心，多次就任总理和部长职务。1991年，被弗朗切斯科·科西加<small>[1]</small>任命为终身参议员。曾面临多次诉讼事件，但在长时间的、引起不同舆论反响的诉讼中免于起诉。除了从政外，他还从事记者和作家生涯，出版过有关历史的书籍和回忆录。
他讲话慢条斯理，显得颇有教养，像一个忏悔者在背诵经文，向你作祈祷似的。对此，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不安。蓦然间，我意识到这不是不安，而是害怕。此人使我感到害怕，那是为什么呢？他彬彬有礼、热诚亲切地接见我；他使我放声大笑；他为人尖刻，但外貌并不凶恶。他那畸形的肩膀窄小得像孩童的肩膀一样，他的短脖子几乎使人感到可爱，他那光滑的脸上很难想象会有胡子，他那柔弱的手长着蜡烛似的长长的、洁白的手指。他时刻处于守势：蜷缩着身子，把头缩进衬衫的领子里，像一个在滂沱大雨中躲在雨伞下面的病鬼，或者一只战战兢兢地正从甲壳中探头的乌龟。谁会害怕一个病鬼？谁会害怕一只乌龟？他们会伤害谁呢？只有到后来，几乎是到了最后，我才知道我的害怕正是由于上述这一切，以及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力量。真正的权威不需要傲慢、长胡须和大声叱呵，真正的权威能用丝带、谦恭、智慧把你勒死。
天哪！智慧他是有的，甚至达到善于自制而不形于色的程度。他滑得像条泥鳅，善于绕开对手提出的每个问题，迂回地向你作出内容丰富和语言朴素的回答。他说话高度幽默，但极其尖刻，只是不像针刺那样立即使你感到刺人，只有在事后，当伤口冒出鲜血，你才感到难受。我生气地凝视着他。他坐在一张堆满纸张的写字桌后面，在他背后垂着淡褐色丝绒幔子的墙壁上挂着圣母与圣子的肖像。圣母的右手垂向他的头部，为他祝福。不，从来没有人损害过他，而总是他，以他的平静、时间、坚强的信念或以他的教义去损害别人。他相信存在天堂和地狱。清晨，他去做弥撒，他比辅祭的人还周到。他像国务卿<small>[2]</small>那样毫不拘束地与教皇频繁交往。我可以打赌，要是你激起了他的无声的愤怒，你便会倒霉。当我向他提出一个无礼的问题时，他的身子一动也不动，脸部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冰冷的目光至今仍使我不寒而栗。他说，在学校里，他的品行得十分。但是，我可以打赌，在课桌底下，他把别人的腿踢得青肿。
对于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可以写一篇论文。这是一篇迷人的、使人担忧的论文，因为他的一切远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他代表着一个意大利：一个天主教教会、天主教民主党、保守的意大利。你要是给它一拳，那只会损害自己的指节铜套<small>[3]</small>。这是罗马的意大利：那里有梵蒂冈、怀疑论、智慧、生存的能力，能对付一切的能力。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来自火星上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带到圣彼得堡教堂去祈祷。他不是故意去从事政治，因为他否认自己具备这方面的才能。他也不是通过斗争和冒风险去获得权力的，因为他没有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是命运安排他去从事政治和执掌权力，又出于自己的意愿，他始终待在这个岗位上。这是一种不平凡的、值得羡慕的意愿，只有忘我工作的苦干者才具有这种意愿。他统治我们已近30年，也就是开始于他25岁的那一年。他将继续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统治我们，直到他临终涂油礼的那一天。他是德加斯贝利的知己、咨询机构成员、立宪会议成员、历届众议员，曾六次任总统府次长，又当过总理府秘书、议会党团主席、内政部长、国库部长，两次任财政部长和工业部长，七次任国防部长，三次任总理<small>[4]</small>。连孩子都知道他这个人的名字，有关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以及他如何从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人、学问渊博的人和不识字的人中获得大量选票的事情。他喜欢观看足球赛，热衷于赛马。他也喜欢智力测验电视节目，爱好收集小铃。他没有恶习。他是个忠实的、幸福的丈夫，他的妻子是一位文学教授，他们有四个漂亮的、有作为的、勤奋好学的儿子。但他在应付美国方面，在赛马方面，在对付诸如皮肤白嫩的已故的卡罗尔·隆巴德<small>[5]</small>一类金发女郎方面是个弱者。当然，谈到他对待金发女郎这类女性，只是从他思想上存有好感这个意义上说的。他有写作的才能，因此，他的书籍从来都无可非议地受到重视。可惜的是他只写那些神圣、贞洁的东西。
下面是采访记。采访分三段时间进行，共五小时，地点在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五小时里，我这个极度渴望抽烟的人只燃了一支烟，而且是在最后的时刻。开始我没有敢抽烟，因为他不能忍受烟味，什么烟味都不行，当然更不用说破旧立新的火星了。他点燃一支蜡烛，像驱赶魔鬼撒旦那样来抗烟，抗新生事物。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尊敬的议员先生，您是我面对的第一个天主教民主党人。我有点儿担心，因为……这样说吧，因为我从来就不理解你们天主教民主党人。对我来说，你们的世界是那样扑朔迷离，是一个我无法弄清的世界。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以下简称“安”）：您使我想起詹尼尼在众议院的一次讲话。他说：“我知道你们代表一种政治力量，但是，如果我说我理解天主教民主党，那是在说谎。”接着，他讲了一个修道院院长的故事。那位修道院院长有两只金翅雀，她希望把它们配成对，但这两只金翅雀从不曾交尾。可怜的修道院院长不明白它们不交尾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两只同性的金翅雀。更糟糕的是，她不知道这两只同性的金翅雀究竟都是雌雀还是雄雀。一天，她愤愤地大叫道：“是驴就好了！马上可以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詹尼尼确确实实讲了这个故事，其中含有相当的真理。您瞧，在开始阶段，天主教民主党人意味着什么，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基于无可置疑的民主政治纲领上的一条基督教社会学路线，概括起来，就是唐斯图尔佐的路线。但是，今天，不能说天主教民主党的立场仍然是清楚的，也许是因为各种问题纠缠在一起，发生了变化，也许是因为一个政党不能靠吃老本……什么事？您想要什么吗？
法：不，不，我有吸烟的习惯，但是，我知道，对于有这种恶习的人您不能忍受……
安：有一次，教皇利奥十三世<small>[6]</small>请一位红衣主教嗅一嗅烟草的气味。红衣主教说道：“谢谢，我没有这个恶习。”教皇答道：“要是这算做恶习的话，您应该有。”
法：那么，我和您，谁是主教呢？
安：我刚才说，我们应该重新制订天主教民主党的纲领。我们甚至可以从最初的政治纲领出发，也就是从1946年戈内拉<small>[7]</small>的报告——它对我们党是一部基本宪法——出发，回顾一下这个报告中的哪些方面我们已做到，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到。检查刚刚发生的问题，然后，重新制订纲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条具有明确方针的政治路线。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主动权，让对方得分。意大利社会党人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工作缺乏明确的目标是他们产生重大危机的原因。像他们一样，我们也应该少搞些宗派、派别、个人性质的集团……
法：安德烈奥蒂，请注意，在我们等待弄清楚天使的性别，确切地说是金翅雀，更确切地说是天民党人的性别时，我愿意随意描述您这个人物。譬如说，您是一个非常虚伪执拗的人。此外，我还想知道……
安：我是一个虚伪执拗的人？如果说我执拗地去做弥撒吗，只要可能，我是去做弥撒的，这是事实。只要可能，星期五我还吃素，这也是事实。可这与执拗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这样做，因为我出生于具有这种传统的家庭。说我在这方面从不另作打算，从不希望改变这种习惯，我可以同意。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一个不喝酒不吃猪肉的阿拉伯人大家都说他是个多么好的伊斯兰教徒，而对一个像我这样生活的天主教徒大家却都说他是多么虚伪执拗的人，不是教徒，而是执拗的人。
法：好吧，就说教徒吧。我想知道您除了是一位笃信宗教的人外，为什么还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人。
安：我可以说，这是由于德加斯贝利的原因。一次，我去教廷图书馆收集关于梵蒂冈海运事业的材料。当时，我还不是天主教民主党人。我在那里认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对我说：“难道您没有更有用的事情可做吗？”那时，我才19岁，是个无名小卒，我也从未向自己提出过政治选择问题。但是，德加斯贝利具有那么大的魅力，那么大的说服力。结识这位人物就像往我心中掉进了一点火星，刹那间，它引燃了那蕴藏在我内心而我却从未察觉的信仰之火。它几乎使我必然要作出那种选择。我的意思是我始终未产生过其他选择，例如，加入社会党或自由党。谢天谢地，它们对我从来没有过诱惑力。至于共产党人吗，当时我早已确信共产主义和民主是无法调和的。1943年10月16日我给佛朗哥·罗达诺的信中就谈到了这一点。罗达诺是属于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我是这些人的朋友，对他颇有好感，而教皇庇护十二世
<small>[8]</small>对这些天主教共产党人感到惊恐不安。因此，1943年初，当他们遭到逮捕时，我马上担心教皇在6月向工人发表讲话时将会不承认他们的教籍。这样做尤其将有利于那些指责他与法西斯分子勾结的人。于是，我去找教皇，但没有找到他，我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圣父，我为几个被抓入狱的青年的事前来拜访您，谨请您不要触及这个话题……”
法：请停一下。您去教皇那里就像我去烟草零售商店那么随便吗？给他留条子也像我给我的秘书留便条那样？
安：那当然。当时我是意大利天主教学生联合会主席，经常去找教皇。天主教行动委员会的各大支部定期两个月去拜会教皇一次，在那个时期，我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他对我很亲切、热情。当然，我没有忘记，他是教皇，我是一个24岁的学生，可是……总之，在我给他留下那张便条以后，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后来向工人讲话时，没有提到天主教共产党人这一派的事。两周后，当我陪同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去参加他的一般性接见，再次到梵蒂冈时，教皇冲着我说：“你满意了吧？”在场的人都不知道教皇讲的是什么，而我心里当然明白。我回答说：“非常满意。”啊！庇护十二世是个圣人，是一位伟大的教皇，比所有的教皇都伟大。只要站在他的身旁，注视着他，你就会感到他与众不同，最善于给人以启迪和鼓舞，是一位最杰出的人。
法：对他有相反的评价。好像他还揍过红衣主教。
安：我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这样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些人该揍。
法：不错，但是，你喜欢庇护十二世胜于喜欢乔瓦尼二十三世<small>[9]</small>，我对此感到惊诧。
安：是的。因为您瞧……总之……乔瓦尼二十三世是个爱说话的人，这使他显得平易近人。一次，我带了孩子们到他那里去，为了使孩子们不拘束，我让他们坐下后，便对教皇说：“您看了那个大柜子吗？原来都敞着，没有门，简直像个衣帽架，现在我在上面装上了门。”乔瓦尼立刻变得很亲切，举止也朴实。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举动，也就是说，它暗含着非常明确的意图……再譬如说，有一天他到罗马图斯科拉诺老百姓居住区去，原来没有安排他讲话，可是，他临时要在广场上向大家讲话，要人去找麦克风。给他送来麦克风后，他对大家说：“你们瞧，罗马是一个困难的城市，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功绩得不到承认，荣誉被授予那些并没有功绩的人。例如，说我谦卑，因为我不愿乘坐御轿。但是，我不乘坐御轿并不是因为谦卑，而是因为我太胖，坐在御轿里，我总是感到要摔下来。”当时爆发了多么大的笑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接着，他又说：“男青年们，请注意，我请求你们对人和蔼，要对老太太和蔼，对姑娘们你们已经和蔼得过分了。”我说明白了吗？一个教皇讲了这么两件事。之后，他花了十分钟时间像教区的神甫那样作了布道。但是，开始，他使人们大笑了一番。
法：您对他也很熟悉？
安：噢，是的，非常熟悉，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年轻时，就是我妻子的舅父的好朋友，也就是我岳母的兄弟的好朋友。我妻子的舅父在罗马是一位考古学家，又当神甫。他们关系很密切，例如，我妻子的舅父生病，乔瓦尼教皇就来看望他。他死后，教皇还到他的墓地去悼念他……总之，我经常与他见面。
法：哎呀！您也很熟悉保罗六世<small>[10]</small>吗？
安：噢，是的，当然，非常熟悉。他是我们天主教大学生组织的司铎。但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很少见到他。试想，最近一次见到他是今年的1月2日，为纪念圣托马索·达奎诺逝世七百周年，我陪同一批罗马郊区的农民去参加他的一次接见。一般来说，我避免到他那里去。您要知道，这是为了避免混淆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限，也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我讲清楚了吗？应该说，过去我去梵蒂冈的次数更多，但即使那时，我也是节制的。啊！我们与梵蒂冈的接触要比人们想象的少得多。我的意思是说，在大的事情上，在像与教廷订约这样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可以明白……但是，其他方面……试想，在整个庇护十二世时期，德加斯贝利只参加过两次接见。其他几次都是为了参加集会而到那里去的，例如观看克洛岱尔<small>[11]</small>的话剧《圣母领报》。不，我们与梵蒂冈之间并不存在您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法：啊！关于这一点，请允许我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您。连孩子们都知道，要是意大利有人与宗教界联系在一起的话，除教皇之外，就是安德烈奥蒂。
安：个人关系？是的。联系？是的。但是对宗教界的大部分人士，我都是在我还毫不关心政治、不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就认识的。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们的关系不是宗教关系。就跟您说这么一件事吧：教会学校里甚至充塞了那些自认为与教会不共戴天的人的子女，而我，却从没有打算过要把我的孩子送进教会学校。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我给自己立下清规戒律，相反，能使我排除障碍。许多年以来，在这里，罗马，一直建不成一座清真寺，因为这会影响“这座城市的神圣性”，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后来，在我组阁的短短的几个月里，费萨尔国王<small>[12]</small>来访，就是只喝橘子水的那个人。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不喝烈性酒，但人们并不认为他伪善执拗的人。他跟我谈了这件事，我觉得他说得有理。于是我很快得到为伊斯兰教徒建立一座清真寺的许可。
法：请注意，安德烈奥蒂，您从没想过要当神甫吗？
安：很难说这个问题。也许我可以当，我不知道。或许从下面的情况中您能得出一些看法。童年时，我经常与两个跟我同龄的孩子在一起度假。其中的一个人现在是教廷的使节，另一个人在基耶蒂当大主教。但是，我对我在家庭中的丈夫和父亲的地位感到很满意，而且愈来愈喜欢。我从未感到遗憾，也许是因为我很幸运，有一位极好的妻子，孩子们也都正常、好学……不管怎样，我不能说我放弃过当神甫的愿望。我只放弃过一个愿望，就是当医生。噢，我非常喜欢当医生。但是，我的家庭不富裕，不允许我学六年医学。我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我生下不久，父亲就去世了。因此，我一进大学，就不得不开始工作。我学的是法律，我希望毕业后当刑事律师。可是我非常遗憾，是的，非常遗憾。事实上，我至今还感到遗憾。算了吧！这已经过去了。有意思的是，我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愿意学医。一个孩子已毕业于哲学系，一个读工程，现在正要毕业，第三个学法律，第四个正在考古系上二年级。
法：不过，要是您当了医生，今天您就成不了意大利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了。事实上您无法否认像您这样的情况，政治是权力的同义词。
安：我说不对。就我的情况而论，我绝不把政治这个词与权力这个词连在一起，因为，请注意，当我从事写作或参与讨论某项问题时，我的政治热情比我在执掌形式上和具体的权力时的政治热情更高。25年来，我最满意的事情是在众议院当党团领袖。当然，必须明确权力的定义。例如，新闻界只是从形式上来看待权力。要是某人是一位不管部的部长，他说今天是星期五，他们就毕恭毕敬地报道他的话：“不管部部长宣布今天是星期五。”相反，如果某人创立了一种学说或提出一种见解，他们是难得去传播它们的。换句话说，如果权力指的是具有某种使自己的意见举足轻重、使别人重视这种意见的力量，那么，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相当权力的人，即使有时缺少指挥的手段。
法：谁缺少？谁缺少？像您这样一个对警察、军队，甚至地方行政官的职位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的人缺少手段吗？您这样一个与三个教皇都是朋友，又以部长为职业，掌握意大利所有政治人物的档案材料的人缺少手段吗？
安：这些纯粹是神话。如果您愿意查阅我这里的档案，我就提供给您看。确实可以供您任意使用。当然，一个当了多年国防部长的人会认识许多人。我认识许多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权力就是准备卷宗，进行敲诈。我也没有密码。我只有一本日记本，每晚在上面写下上帝使世界发生的事情，从来不少于一页纸。偶尔某一天晚上我头疼，不能写了，那么，第二天我就立刻补上。要是我现在要写一篇文章，记述一件发生在20年前的事，那么我可以参阅我的日记，从中我将得到在报纸上肯定找不到的材料。当然，我记录事情的方法是除了我自己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的。我写日记完全为自己所用，除了我以外，谁也不应该看。记录的材料中确实都是秘密，我希望在我死去的那天，我的孩子们就把它销毁。请相信，我的卷宗里全部是剪报。要是您想查阅某一份，我可以向您提供。请说个名字吧，请您说吧。
法：范范尼<small>[13]</small>。他又名为意大利的主人。范范尼不是您的大敌吗？他没有能成为共和国总统应感谢安德烈奥蒂，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安：不，不是事实。除极少的几个人外，我们这一派都投了他的票。天主教民主党是投他的票的。但是，谁都知道，天主教民主党独家是选不出共和国总统的，范范尼缺少的是反对派的支持。自中左政府发生危机以后才产生的这种敌意是来自社会党人的。他们同意跟共产党人搞联合行动……他们可以支持莫罗
<small>[14]</small>、但是绝对不愿支持范范尼。至于称他为意大利的主人，我不知道是否是对他的恭维。鉴于情况就是这样……范范尼是意大利最大的政党的书记，但单凭这一点就像您那样去称呼他嘛……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处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时期……报纸时而给他一个称呼，时而给他另一个称呼，我可以没有理由去相信……
法：总而言之，你们究竟是不是敌人？
安：请注意，我认为天主教民主党内部的团结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观点，有大小不同的派别，也有合法的利益……我不单讲那种不义的而且无节制的野心……与别的人相比，今天范范尼所处的地位相当有利，因为他比我们大十来岁，这一点能使他制订出从根本上说并不干扰任何人的计划……此外，他表现出很大的善于挽回局面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就这方面来说，他确实代表着强有力的因素……不去发挥他强有力的方面而把注意力放到别处去，那是荒唐的。您想要我说什么呢？我和范范尼曾共事过几次，但不是很多次，时间也不是很长……因此，我不能说与他合作的机会太多了……特别是党务活动，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注意，鉴于我对目前形势的认识，我关心的只是要使车子回到轨道上。至于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使车子回到轨道上，这对我来说是次要的。谁能作出贡献我都欢迎。
法：我无法使您生气。您是否总是这么能控制自己，这么镇静，这么不动声色？
安：是的，因为不值得让希望我生气的人得到满足。像根火柴那样一触即发又有什么用处？况且，我讨厌那些提高嗓门，甚至讲丑话的人！我认为，这说明他不善于以理服人。对某件事，一个人如果深信自己的看法正确，他就完全没有必要用拳头敲桌子、出汗、激动！那些动怒甚至冒犯别人的人是可笑的。他们常常要在事后向别人讲尽好话以请求原谅，一反其常态而且又做得很过分，低声下气……在意大利有一种扯着嗓子大声争论的风气。但是，我是罗马人，不喜欢没有必要地使事情戏剧化，因为罗马人处理问题时非常善于斟酌。罗马几乎从来都不是罗马人管理的，这确是件憾事。试想，在我之前，从来没有一个罗马人当过总理，不是南方人就是北方人……虽然也有托斯卡纳区的人，但对我们来说，托斯卡纳省已属北方了……不管怎么说，即使我去观看一场颇有兴趣的足球赛，我也总是很平静，观看赛马时也是如此。是的，我更喜欢观看赛马。人来人往、五光十色、扣人心弦、孤注一掷……不管是赢还是输，谁也看不出我是否激动或紧张。我几乎总是赢的，因为我是个走运的人。我很少玩牌，很少打赌，但是一般来说，我总是赢的。
法：您讲的是赛马还是政治？
安：赛马并不是我用以消遣的唯一娱乐。我也爱好电影、智力测验节目或写作。写作能使我感到轻松，消除杂念，能使我忘却法令和日常事务。我的这一切爱好有一个共同特性：能使我平静和有助于我保持头脑清醒。您要知道，我非常喜欢同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相处。我给您讲一件事。多年来我都去蒙泰卡蒂尼温泉疗养。第一次去那里时，我在总统府任次长职务。温泉的负责人出来接待我时，对我说：“我陪您去看一下我们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安排的地方。”我答道：“好极了，您赶快带我去，您并且要非常精确地给我指明它的位置，这样，我就可以躲开它而住到其他地方去。”后来我正是这样做的。这不是为了避免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而是为了不助长宗派活动。政治是一种腐蚀剂，沉溺于其中必将倒霉，其结果必然使我们除了政治以外什么也看不到，从而成为自己选民的最糟糕的代表。
法：这是您对政治的定义？
安：我……请注意……要是我能像我的同事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我是乐意的。他们认为政治是文化、道德、使命、艺术史等等。但是我无法像他们那样给政治下定义，因为这就如同要一条生活在水里的小鱼给水下定义一样。鱼不知道应如何给水下定义，它只知道水是它的生命。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我相信，当我在大学预科读书时，如果有人要预测我未来的政治生涯，我一定会大笑的。直到今天，我也不受框框的束缚。事实上我不属于那种沉溺于抽象概念中的人。例如，他们说：“劳动者不要房产，而要权利。”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担心自己表现得缺乏文化修养？还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居然那么模糊，以至于无法表达清楚呢？他们通常是那些高唱“我们接近劳动者”的人。这是一句绝妙的话，因为他们总是接近劳动者，但从不劳动。啊，我的母亲说得对，她说，电视里的人讲演，听懂一半都不到。政治词汇使我厌烦透顶。我同意下述意见：理论是必须有的，否则，工作就没有依据。可是心里也得想些得不到盐和糖的群众，想想那些希望能保证领到退休金的人……什么事？您要什么东西？
法：不，不。我下意识地在找香烟，忘了利奥十三世和红衣主教的故事。
安：好吧！要是您确实想抽烟，那么，请抽吧！我可以点燃蜡烛。您瞧，我有一支特殊的、专门制作的蜡烛。它能净化空气。这样就不会引起我头疼。我不是不能容忍吸烟的人，而是受不了烟味。烟味会使我头疼加剧。我患有剧烈的头疼病，它可以使我连续三四个小时无法工作。这个病的起因一直未能查清，也许是遗传的，我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患有这种病，也许是风湿所致。每当感到疲劳或紧张的时候，或者处于潮湿的环境中，我都会产生这种反应。如果您确实想抽烟，就请抽吧！
法：在您向我讲了上述这些话后我再抽吗？不，不。请您继续讲吧！
安：应该从具体的问题来谈论政治。诚然，在我们这里，那些重视一般行政管理的人总是被人瞧不起。但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满意的一件事正是发生在普通的行政管理方面，是在我任财政部长的时候。那时，石油走私成风，我没有坐在那里叹息，相反，去作了一次调查。我把经济警察的司令官找来，对他说：“我要一个能干、行动敏捷的小伙子。”他给了我一个上尉。此人现在已晋升为上校。当时，这个上尉到一家炼油厂当工人，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每家炼油厂的周围不是都设有一个用于消防的巨大贮水装置吗？可是，人们并没有往里面灌水，相反，从里面却可抽走石油。而在工厂大门一公里以外，就没有任何经济警察的岗哨，当然就没有人进行检查，因此，人们可以把石油注进蓄油车里拉走。就此，我制订了一条法令，规定对于不能出示一张写明装卸汽油地点的条子的油车，谁也不能为它注油……您知道那一年我们增加了280亿税款吗？啊！要是我们在大会上，在预备会上，在总支会上，在各派别中，少为争斗花费时间，而多关心些实质性的事情，那又有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