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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诺斯集团整整占据了贾诺斯大楼顶上的九层楼，但它绝不是美国同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詹妮特-多诺霍有一家更大的杂志财团，培根出版社和德弗斯&布莱尔也是大的杂志财团。但是，我们的公司拥有特殊地位，并且在那些靠出版小说和报道政治、商业和技术事件之类新闻的许多公司中，我们也绝非是规模最小的。
《新闻资讯》是我们集团规模最大、名气最大的杂志，也是广受关注的周刊，发行量近两百万。它在第三十一层楼。它之上的一层，即这座大楼的顶层，是办公区域——广告部、审计部和发行部，还有厄尔和史蒂夫·哈根的私人办公室。
《商界》也是每周出版的杂志，其发行量大约是二十五万册，公众实际阅读量及其影响范围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和它一起发行的还有一份四页纸的每日简报《贸易》以及实时网上服务《商界索引》。它们在第三十层楼。
第二十九层是有关各类技术的报纸和杂志，从《运动天地》到《冰冻世纪》（食品）、《精算师》（重要统计）、《频率》（电台与电视）以及《塑料的明天》，它们多半是每月发行一次。这一层还有十一二种诸如预知未来和方法指导类的杂志，发行量都不大，有些是因厄尔·贾诺斯灵感突发想出的点子创办的，现在仍然延续着，但可能他自己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接着依次往下的两层楼里有一个资料室、一个图书馆、普通查阅室、艺术和照片处理部、一个功能齐备的常用小型急救室、一个休息室、配电室和一个接待公众咨询的招待室。
然而，公司的精英都在第二十六层楼。这层楼有《犯罪资讯》，罗伊·科尔戴特为副主编（2618室），我为执行主编（2619室），西德尼·基斯拉克和亨利·威科夫为助理编辑（2617室），还有其他六个负责写作的职员在旁边的隔间工作。理论上，我们是国家警察的记事本，是国家经济和良知的看护狗，有时候，也负责维护道德、餐桌礼仪或者能被我们想起的其他事情。我们是罪行的诊断专家；如果联邦调查局每月要付印刊物，那将会由我们来做。如果内布拉斯加州双橡园的治安官不得不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的评论，新教圣公会大主教国家委员会不得不干些跑腿活儿，那也必定是由我们出马。总之，我们是国家社会健康的“晴雨表”，是它过往及现在犯罪事件的记录员，是未来犯罪活动的预言者。或许，我们曾经共同说过此类的话。
和我们一起在二十六层楼的还有其他四个刊物：《家庭资讯》（不仅仅是一份有关家务的期刊）、《名人》（不只是每月推出杰出的成功故事）、《风尚》（关注人而非服饰）以及《两性》（恋爱、婚姻和离异），它们与我们有着类似的组织模式。
最后，我们下面的两层楼是远程研究所、法务部、公关部、办公室后勤部、人事部以及一个叫作《未来资讯》的新杂志组。它主要致力于社会改革规划，可能在某个晚餐演说完毕之后便变成一个独立专栏、一份新杂志，亦或者可能不着痕迹地就消失了。爱德华·奥林和埃默里·马斐逊都是它的工作组的成员。
这便是贾诺斯集团的总部。国内21个大城市和国外25个大城市的办事处都在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地支撑着这个中心枢纽的运转。来自世界各地的临时记者、优秀科学家、学者、技术人员都在为其工作着。它就是一个“情报帝国”。
如果有必要，公司里任何杂志都可以要求内部任何渠道，甚至所有渠道给予帮助与建议。《犯罪资讯》就经常这样做。
我们曾追查过失踪了的金融家保尔·艾斯勒曼，并找到了他。这应归功于我。我们动用了法务部、审计部、我们自己以及其他部门的人员，一起破解了与艾斯勒曼有关的诈骗谜案，而我们最好的写手之一伯特·芬奇则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整个复杂的案件通俗易懂地陈述给公众。
我们也找出了杀害弗兰克·桑德勒的凶手，他曾用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击败了众多警察。这一案件的成功破解也应该归功于我——乔治·斯特劳德。我通过查阅内部资料室的信息锁定了这个家伙——一个临时加入调查这个事件的职员也帮了不少忙。
我摘下帽子，脱掉外套，径直穿过我的办公室来到2618室——罗伊的办公室。所有人都在，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却仍打起精神，而且似乎若有所思。纳特·斯伯林——一个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笨手笨脚的男人，一边看着笔记一边用一成不变的语调说着：“在距离雷丁三十英里外的一个农场里，一个家伙使用了一把猎枪、一把左轮手枪和一把斧头。”
罗伊那高冷而具窥探性的眼神掠过我转向斯伯林。他耐心地问：“然后呢？”
“这又是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凶残谋杀案，就像那些经常发生在边远地区的案件一样。”
“我们在雷丁有个话题可写，”罗伊沉思，然后大声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但关键点呢？”
“这个家伙所杀害的人数，”纳特说，“四个人，一家子。不管发生在哪儿，都无疑是宗特大杀人案。”
罗伊叹了口气，然后评说了几句。“数字根本说明不了什么。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
“但却不是一次四个人被杀，而且是被同一个人所杀。”
西德尼·基斯拉克趴在艾略特后面的宽窗台上，简短地补充道：“凶器的选择。三种不同的凶器。”
“呃，那整个案件的动机呢？”罗伊平静地追问。
“嫉妒。那名女性曾答应同凶手私奔——至少凶手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她却抛弃了他，他便拿枪射杀了她和她丈夫，然后又拿起猎枪和斧头朝向了他们的两个——”
罗伊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像这类案子，要考虑的关键是作案动机。它和我们的杂志有关吗？是犯罪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这个家伙坠入了爱河。他确实做了错事，但主要还是被爱驱使的。现在，除非你能证明在求偶天性中存在某种东西，其本身带有犯罪甚至反社会的基因——”罗伊将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张合着手指。“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推荐给惠勒的《两性》，或者《名人》也未尝不可。”
“《风尚》。”西德尼低声道。
罗伊继续用期待的眼神看着纳特，而纳特在其坦率的面容上勉强挤出一丝崇拜神情。他再次看向自己的笔记本，显然决定跳过两三条内容，然后继续。
“圣保罗发生了一起重大的银行抢劫案。涉案金额超过五十万美元，是史上最大的抢劫金额。”
“是未经官方证实的最大金额，”亨利·威科夫纠正道，接着问道，“昨天晚上发生的吧？”
“昨天下午。我拿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关于此案的资料，而且我们已经了解到至少是一个三人的团伙，或许还有更多人参与，他们为此辛苦了三年。事情是这样的：三年前，这伙人按计划组建公司，支付所得税，给自己支付工资达17.5万美元；同时还制订计划并为此次抢劫做筹备。他们将钱存入欲抢劫的银行。据说，他们昨天之前还完整真实地实地演练了好几次。两名保安甚至都很无辜地给他们当了临时演员，其中一个腿上还不幸中了一弹呢。”
纳特停了下来，而罗伊望着他，眉头紧锁，微妙地映衬了他宽容的蓝色眼睛中流露出的好奇。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他谨慎地评判道，“五十万美元、五百美元或者仅仅五十美分有什么区别？三年、三个月或者三分钟有什么区别？三个罪犯还是三百个罪犯又有什么区别？有何重大之处使得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特别报道？”
“技术层面，你不觉得吗？”威科夫建议道，“他们在合法的情况下完成了准备工作。还有那些演练，每次都能在银行完成。你想过吗？罗伊，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银行或公司能免遭一个拥有足够耐心、资源和智慧的团伙的抢劫？这是犯罪技术的一个定论：用商业的手法对抗商业的手法。见鬼，给足够的人数、时间、金钱和智慧，他们最终也能占领美国北部军事用地诺克斯堡。”
“没错，”罗伊说，“那么，这就是新颖之处？攻击遭遇防御，防御战胜攻击，这就是整个犯罪史。我们已经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报道了这类事件的本质特征——太多次了，我再也找不出任何对我们来说有报道价值的东西了。我们会在《犯罪微报道》中用两三段来描述它：‘一群头脑冷静且辛苦劳作的暴徒用其三年辛苦所得的17.5万美元投资，自导自演了一出银行抢劫，竟赚了32.5万美元，还是纯利润。’三个人工作了三年，”他算了算，“也就是每人每年3.6万美元多点。没错，就是这些。‘这微薄的收入，与他们所付出的胆量和技能不成比例，再次证明了犯罪不是一桩好生意——获益不够多。’类似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就不能谈些更有水准的内容吗？还缺三篇重要文章呢。”
纳特·斯伯林已经黔驴技穷了。我看了看表，已经10∶45了，可我们还什么也没干成，这么看来，早点吃午饭的想法要泡汤了。而且我还得打消今天和罗伊及哈根会面的念头。托尼·沃森接过话题，结结巴巴，紧张地想说出话来，偶尔还会因发音困难而停顿一会儿。这在我看来，花四五千美元看过精神科医生后，他的神经衰弱症即使没有完全治愈，也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考虑到我们这职业的危险系数，如果没有这些治疗，托尼今天恐怕已经完全失声了。
“有个福利委员会的公报，”我们等了一会儿，他才继续说道，“会在下个月发布。但我们可以拿到副本。我已经看过了。是有关非法堕胎行业的。内容非常翔实。委员会花了三年的时间进行这一调查。调查涉及方方面面：从小诊所到昂贵的私人大疗养院；谁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为什么要保护他们以及怎么样保护他们；预测的每年堕胎总数量、该行业的盈利额、死亡人数和诉讼人数；医药效果、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原因、后果。这是一个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详尽研究，是此类研究的首例。当然，我指的是此类官方研究。”
早在托尼说完之前，罗伊就垂下了头，但在快结束时，他却飞快地记起了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