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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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惶不安地过了两天，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村子，又看到了地主家空荡荡的大宅子。地主家荒芜已久的田地一片枯黄，其间点缀着疯长的寄生藤明亮的绿色。果园里，一味伸展的枝条耗尽了果树的营养，寥寥几片枯萎黯淡的叶子悬在细瘦干枯的枝头，果子散落在地上，倒像丰收了似的，却早有黄蜂在腐烂的甜橙和柠檬那灰白的果皮里安了家。

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村子了。在之前驻扎的两个星期里，他们是天上的星星。他们扛着枪穿着军装，军帽上的五角星鲜红如血，说出的话都很要紧，即使没人真信他们。而如今一切都变了。全村人都听说了他们被警察伏击的事，也知道那个气势汹汹的指挥官已经死了。村民们也不来挑衅，只是抱着精明老到的人自以为是的谨慎态度处理村子里琐碎的日常事务——他们似乎已经看透了返回村子的这些身穿军装的人。

他们想找到那三个留在村里组织村民分地的人。这件事现在看来令人震惊，他们当初就该考虑到这种情况。那些天那三个人的处境肯定极为难堪。村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甚至好像没有人记得他们。不久，威利他们和基索——黑黑胖胖的临时指挥官，考试没及格的医学生——就明白了，那三个人开小差了。基索知道开小差是怎么回事。

他们占领并解放这个村子之后，经常借宿在村民们的小屋里。现在基索认为，不该再向村民们借宿了，甚至在村里过夜都是很危险的。他命令大家继续行军，按照罗摩占陀罗生前的指示，一步一步原路返回基地。

基索说道：“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罗摩占陀罗说得对。我们一旦解放了一个村子，就该杀几个人，那样的话，我们的进展会大得多。我们现在也会更安全。”

他们不熟悉树林，所以行军时不敢离开林中道路或者绕过村子。他们开始把村民当作敌人，尽管他们饮水吃饭仍然得靠村民。每天晚上他们都在村外半英里处宿营；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安排一个士兵持枪放哨（当初那些粗陋的军事训练遗留的印记）。村民们知道他们的这些措施，这使他们免受某些村民的劫掠。

在离开村子的路上，威利开始意识到，参加革命的这些年，他一直对乡村与树林抱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正是革命思想的基础。他让自己相信，眼前的乡村就是这样的；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他让自己相信，在喧闹忙碌糟糕的城市之外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遵循古已有之的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革命所要推翻的。在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里，农民辛勤劳动却深受压迫。这种幻想忽略了一点：在他们于行军途中解放（然后放弃）然后有幸在某一天再次解放的那些村子里，恶棍无处不在，褊狭、凶恶、残忍，就像他们身处的环境，他们的存在与劳动和压迫的观念没有任何关系。

让威利纳闷的是，为何以前在离开村子的路上他没有见到过这些恶棍。也许是罗摩占陀罗瘦削而刚健的手指按在AK-47上的形象把他们震慑住了。如今他们这支队伍元气大伤，在每个村子里都会受到那些恶棍的骚扰和挑衅。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有个脸色苍白的家伙骑着马挥着枪——他们当初怎么会漏掉他呢？——冲到他们的宿营地大叫：“你们都是中情局的，中情局的。统统该被杀掉。”基索下令不理睬他。这是最好的回答，但并不容易做到。骑马来的那个人是村里的一个恶棍，替村里人出头，来显示他们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就在几天前他们藏起来还来不及呢。

有些村子里的人认为，这支队伍里的人都是些四处游荡的枪手，可以雇来杀人。那些想要杀人的家伙通常都没几个钱，但他们自以为能够通过软磨硬泡和谄媚叫这些人就范。也许这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什么事都靠乞求解决。这从他们贪婪的眼神和懒散的身体就能看出来。

威利想起罗摩占陀罗曾经说过：“我们千万不要妄想去改造每个人。在这一点上，有太多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我们得等到这一代人全都死了。这一代人，还有下一代人。我们只能指望第三代人。”

就这样，他们一步一步往回撤，威利那田园牧歌式的幻想仿佛着了某种魔法，一点点自行消解。他们在村民帮助下修筑的路消失了；淘尽了淤泥的水箱又堵塞了。牵涉土地、水井或继承权的家庭纠纷，小得不能再小，已经罗摩占陀罗裁决，似乎都已解决了，如今纷争又起，闹出了至少一起人命官司。

一天，在村子外面，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人走近正在行军的部队。他问基索：“你参加革命有多久了？”他这么问，似乎就是为了让他们听听他那一口漂亮纯正的发音，让他们知道尽管他穿得像农民，肩头挂着条薄毛巾，但实际上他是城里人。

基索答道：“八年。”

那人说：“每次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确实经常碰到你们这样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想，你们只是上尉或者少校，初出茅庐，晋升的路长着呢。请原谅我这么说。我参加革命三十年了，所有那些运动都参加过，而且我觉得我还能再干三十年。只要时刻警惕，你就不会被抓住。所以，我自以为够做将军了。或者准将——如果你们觉得我话说大了。”

威利问道：“你这么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呢？”

“当然是逃避追捕啰。除此之外就极其无聊了。但是，即使为这样的无聊所包围，我的灵魂也从未停止对世事的判断，但从未发现它的价值。这一点很难向外人解释清楚。但我总是乐此不疲。”

威利问道：“你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呢？”

“老一套。我那时还在大学里读书。我想知道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学生们曾对这类问题有过一些非常激烈的讨论。革命运动的一位侦察员——我们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安排我去看穷人的生活。我们在火车站碰头，上了一趟慢车的三等车厢，走了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像是观光客，而我的向导则像是陪同的导游。我们最后来到一个贫穷的村子。真的非常穷。我从没想过我的向导为什么会选这个村子，它是如何被革命运动发现的。当然，村子里没有任何卫生设施。那在当时的我看来可是非同小可。也没有什么吃的。我的向导问了他们一些问题，然后把他们的回答翻译给我听。有个女人说：‘我家里已经三天没生火了。’她的意思是她已经三天没做饭了，她们全家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我非常激动。第一个晚上即将结束的时候，村民们围坐在露天的篝火旁唱起歌来。他们那样做是为了给我们看还是自娱自乐，他们是不是每晚都那样，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我只知道自己迫不及待想要参加革命。当时的革命，三十年前的革命。一切都由向导帮我安排。费了点儿时间。我离开了大学，赶到一个小城，和联络员见了面。他们派我去某个村子。从小城出发走了很久。公路变成了泥路，接着天黑了。正是三月份，天气还算舒服，不太热。我一点儿也不害怕。然后我到了那个村子。不算太晚。一看到村子，我首先注意到了大地主的宅子。好大一座宅子，茅草屋顶修葺得整整齐齐。穷人家的屋顶可不会那么整齐，屋檐都是不加整饬的。我的任务就是干掉那个大地主。刚到村子第一天就看到我要杀的那个人的宅子，真是耐人寻味。看见那宅子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有另一种信仰，就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指引我前进。我接到的指示是杀掉那个大地主。我不会亲自动手。我要找一个农民去干。那就是当时的观念，使农民转变成反抗者，通过他们来发动革命。说来你也许不信，刚看见那宅子，我就看见一个农民在夜色中朝我走来，他刚干完农活，因为某些原因回家晚了。又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他作了自我介绍。我直截了当地说：‘兄弟，晚上好！我是一名革命者。我需要找地方过夜。’他管我叫先生，请我去他家的小屋过夜。我们到了他家后他让我在牛棚过夜。这是典型的革命故事。那个牛棚很糟，不过我如今也见过很多比那更糟糕的牛棚了。我们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米饭。喝的水是从一条小溪里打来的。可不是故事书上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英国小溪。我们是在印度，先生们，那是条浑浊的泥沟。什么东西你都得煮过，好去掉臭烘烘的怪味。我和主人聊起了他的贫困、他的负债，以及他生活的艰难。他似乎很吃惊。接着我就请他去杀掉那个地主。你们也觉得我太沉不住气了吧？我到村里的第一个晚上就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完。那个农民一口拒绝。这让我松了口气，真的。我还不够强硬。要是那个人说：‘先生，你说得对，我早想这么干了。你来看我怎么宰了这个杂种。’说不定我就逃之夭夭了。但他却说，过去的三个月他就靠地主给他钱和吃的过日子。他还说——仿佛是要用他自己的智慧来回报我告诉他的理论——杀了地主就像是杀了会下金蛋的鹅。他的话里尽是类似的格言。第二天，我一大早就逃走了。这也是一个典型的革命故事。大多数人会回到城里，坐汽车或者坐火车回家，回到书斋里，或者去和女佣纠缠不清。但是我却坚持下来了。于是你们就在这里见到我了。三十年了，仍然和农民混在一起，向他们灌输那种杀人的哲学。”

威利问：“你整天都做些什么？”

基索说：“我正要问他这个。”

“我住在某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过夜。不用为租金、保险和生活起居操心。我早早起来下田干活。我已经习惯了。我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回到安坐在四面墙包围的小房间里的生活。我回到农民家里，吃点儿他们的东西。还读一会儿书，马克思、托洛茨基、毛泽东、列宁的经典著作。然后我去村里各家串串门，安排后面哪天开会。再回去。主人从田里收工回来，我们会谈上几句。其实我们没谈什么。很难。彼此间没什么可说的。你不可能真正融入村里的生活。过一两天我就换个地方。我可不希望主人家讨厌我，到警察那儿告发我。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的生活没什么两样。我都觉得我是在描述一个高级执行官的生活。”

威利说：“我不明白。”

基索说：“我也不明白。”

那人说：“我指的是无聊。一切都为他们安排好了。一旦进入那些机构，你一辈子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英美烟草公司，皇家烟草公司，联合利华，铁箱公司，都一样。我听说在皇家烟草公司，那些小伙子们就吃顿中饭，然后上各家门店转悠，检查香烟盒子上的生产日期。”

他察觉到了对方的不信任，不免焦躁起来，说话也有了戒心，不再像原先那样讲究修辞了。他不想再和部队的人待下去了，于是一看见他可以进去休息的一片小屋，他就告辞了。

基索问道：“你看他是不是在哪一家大公司里干过？”

威利答道：“我觉得他可能申请过但没被录用。要是他们招他进了铁箱公司或其他哪家公司，也许他就不会跑到乡下来教农民杀人了。他说的那些上尉啊少校啊自己够做将军之类的废话，也许说明他想参军却没部队肯要他。他有点儿让我恼火。”

“那是过分了。”

“我对他恼火是因为，起先我想他尽管一副小丑相，但大概还有点儿小聪明，我可以用到。我听得很仔细，以为我能慢慢明白他所说的一切。”

基索说：“他是个疯子。我看他没有被捕是因为警察认为抓他不值得。而农民们可能都把他当笑话看。”

威利想：“但村民们可能也是这样看我们这些人的。也许我们也都有点儿疯了，精神错乱了，自己却还不知道。基索以前也许想做医生。而现在他过着这种生活，还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真实的。要看出别人是否不正常，总是很容易。那些村民叫我们帮忙杀人，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在发疯。那些人的面孔扭曲丑陋，仿佛他们真的生在一个可怕的时代。但我们看不见自己不正常的地方。不过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不正常了。”

他们最终回到了基地。威利在基地有自己的房间。革命高层扩大解放区的愿望落空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整体的气氛十分阴郁，能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地方，威利还是很开心。他觉得自己不再被抛入半空中；他觉得他也许能够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喜欢干净低矮的茅草屋顶——如此让人安心，尤其是当他躺在绳床上的时候——他可以在茅草和椽木之间藏一些小东西；他喜欢抹过灰泥的夯实的泥土地面，踩在上面脚底下会发出空洞的声音。

威利希望能再次见到防区长官，那个温文尔雅的人。但他没有露面。听人说他开小差了，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向警察投降了。他在投降之后领到了警方的赏金，游击队员投降后都可以领到那笔赏金。然后他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大城市，花了好几天时间跟踪分居的妻子，最后一枪要了她的命。如今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也许他已经自杀了。但更有可能，他揣着获取自由的同时拿到的那笔赏金，正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四处逍遥，尽情施展当游击队员时学会的那套乔装隐匿的技巧，也许甚至逐渐摆脱了旧时的个性和隐忍多年的痛苦。

要不是警方几乎在同时逮捕了坎达帕里，以上消息本该会引起更大的轰动。从目前的情况看，坎达帕里被捕这件事更为重要，虽然他已经失去了大多数追随者，而且已经几乎构不成安全威胁，警方在逮捕他以及押送他上法庭的时候都没有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随身携带的剪报簿，里面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孩子的照片。这些照片蕴含着某种深沉的打动人心的东西，但坎达帕里已无法说清；他已经丧失了理智，剩下的只有这种深沉的情感。威利被深深地感动了，甚至比在柏林第一次听萨洛姬妮说起坎达帕里时还要感动：他对人类的深情，他眼眶中的泪水。现在已经没法同她联系了。这些天来，威利一直怀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悲戚，为他自己，也为这个世界，为每一个受伤的人和动物，他想要进入那个丧失理智的人的内心。他竭力想象那个身材瘦小的老教师怎样从报纸上挑选照片，又怎样把它们贴进簿子里。究竟是哪些照片吸引了他？它们为什么会吸引他？但他还是不能理解那个人，那个人始终是他思想的囚徒，永远被孤独地囚禁着。想到他已经精神错乱，没有人能够和他交流，想到他头脑里从过去到现在积累的难以想象的纠缠和转折，威利比听到这个人的死讯更感动。

甚至他的敌人也被感动了。爱因斯坦认为革命运动应该做出表态，表明与老革命家休戚与共。他在防区的正式会议上提出此事。

他说：“他的耻辱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们和他争论过，但我们不能抹杀他的贡献，他在革命遭到镇压奄奄一息的危急时刻挽救了革命。我建议我们劫持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长，如果做不到，就劫持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长。我们要清楚这样做是一种姿态，表示对坎达帕里的声援。我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我已经调查过了，已经想到了一个目标，也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下手。我需要三个人、三把手枪和一辆汽车。我还要一个人等在部长官邸旁边的交通信号灯前面，在我们逃走的时候把横向行驶的车辆拦住三四秒钟。他要假装拦车是为了部长。整个行动不会超过两分钟。实际上我已经演练过一次了，用了一分五十秒。”

一位重要的分队长说：“目前我们不应该做任何长警察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事。但请你先说说你的计划。”

“部长宅邸在阿齐兹纳加尔。我们需要提前一个星期或者至少四天赶到那里，熟悉周围的道路。我们需要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从其他什么地方租一辆。我们三个人早上就坐在大门外的车上。部长宅邸与马路之间隔着一道高墙。那再好不过了。卫兵会过来问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会记下他，时候一到就干掉他。我们就说我们是大学生——我会选出一个人来回答——想请部长出来和我们谈谈什么的。我会判断什么时候人少，时机成熟。我从车子里出来，经过卫兵面前到达部长宅邸的前门。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带的一个人会开枪打卫兵的手或脚。这时候我已经进了部长宅邸。有人来拦我，我就朝他开枪。我会冲进部长的办公室或会客室，同时大声喊叫并开枪。我会立刻射伤他的手，并不停地大叫。他一定会吓坏的。他一受伤我就押着他走出前门到我们停在门口的车子前。我研究过他的体格。我能对付得了他，能把他押出来。做这些时必须冷静、准确、坚决。一步都犹豫不得。然后我们就开车穿过设定好的信号灯。就两分钟。勇敢、冷静的两分钟。这次行动会对我们很有利。大家会知道我们仍然在活动。”

那个队长说：“不错，很简单。也许太简单了。”

爱因斯坦说：“最有效的行动都是简单直接的。”

基索说：“我担心交通信号灯会出问题。行动时索性把它们关掉是不是更好？”

爱因斯坦说：“关得太早，他们会修好的。关得太晚，路口就会堵车。最好有人走到十字路口，如果我们离开的时候正好是红灯，那个人神情严肃地戴上警察的白手套，拦住横向行驶的车辆。如果正好是绿灯，那就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