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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气灯发出的光很快缩回到浅棕色的灯罩内，会议结束了。有几个人还在磨磨蹭蹭地说最后几句，现在他们都站着，有的赤着脚，有的穿着橄榄绿的袜子，站在被单、麻袋布上，脚边是他们之前靠着的那些枕头和靠垫；另一些人走到门口，从一大堆靴子里找出自己那双穿上，然后打着手电筒回自己的小屋，手电筒的微光使树林显得更加幽深，也使周围的夜色更加深沉了。后来，爱因斯坦在离开小屋之前，走到威利面前温和地问道：“是那个纺织工出身的家伙去警察局告发的，对吗？”
威利回答道：“好像是。”
“他付出了代价。因此我想警察会依据第三〇二条逮捕博杰·纳拉亚。当时有人看见吗？”
威利答道：“他哥哥。”
爱因斯坦的目光投向了远方。一两秒钟之后，他眨了眨眼，微微一点头，仿佛在确认什么，又抿了抿嘴唇——仿佛正在将信息分类归档。
威利想：“但愿我没有犯下另一个错误。”
一个月之内，向树林深处推进以扩大解放区的行动就开始了。每个分队都必须按照指定路线占领一些村庄并对村民实行再教育。有时候两个分队的路线会有一段是重叠的，有时候则会出现例外情况，两个或三个分队在一小段时间里同时驻扎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只有革命运动的高层才清楚各分队的部署及总的方略，只有他们才知道解放区扩展到了哪里。其他人则不问究竟地进行着这场艰苦的战役：在密林里长途行军，吃粗陋的食物，饮不干净的水，时常要和一些战战兢兢、不情不愿的村民打交道；这些村民已经接受过一支作风强硬的先头部队的洗礼，不时被召集起来，谈谈各自的“问题”，或者就只是拍着手唱乡间歌曲。队长会尽他的能力去解决听到的问题。如果他无法解决，就重复一些简单的词汇和口号，宣扬革命主张以及解放区的前景。他定下几条新规矩，以及村民的新义务。然后这个分队继续行军，临走时告诉村民会在几个月后回来，看看他们对这新赋予的自由适应得如何。
对于威利来说，这是一段奇特的时光，仿佛一步踏入了另一种生活：工作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回报，没有目标，无所谓孤单或者陪伴，听不到外界的任何消息，收不到萨洛姬妮的只字片语，没有什么可以锚定自己。刚开始时他还竭力坚守自己的时间观念，坚守自己的生命线观念，用他的老办法——回想自出生以来睡过的所有床铺，就像鲁滨逊·克鲁索刻木计日那样，这是他以前在教会学校时读过的一个故事。但是，这样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因为每天的行军毫无差别，经过的村庄也几乎一模一样。就这样，行军，宿营，几个月过去了，或许是一年，或许是更长时间。初时令他感到痛苦的那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成了习惯。他觉得记忆正在溜走，就像时间，而记忆溜走，头脑操练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操练变得非常吃力，令他沮丧；他开始头痛。最终他放弃了，就像身上蜕去了一块皮。
在分队里，同威利的关系最接近友谊的是指挥官罗摩占陀罗。吸引他的是威利身上和分队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东西。
一天，他们正在树林里休息。一对村民夫妇从他们身边经过，那女人头上顶着个包袱。村民向威利和罗摩占陀罗打了声招呼。威利答道：“你是要赶远路吗？”村民说，他们要走好几英里去看亲戚，然后又微笑着说：“我要是有照相机，就给你们留个影，让你们记住这美好的一刻。‘迷失在树林里’。”说罢，他哈哈大笑起来。
罗摩占陀罗马上警惕起来。他问威利：“他是在嘲笑我们吗？”
威利回答：“不是不是。他只是表示友好罢了。不过，我的确从没听到过哪个村民开这么精致的玩笑。他想说我们看起来像是迷路了，但没有直截了当说出来，而是用照相机开了个玩笑。他大概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等村民夫妇走远之后，罗摩占陀罗说道：“听说你父亲是位僧侣，出身于上等种姓。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要到我们这儿来呢？你为什么不待在英国或者美国呢？我的很多亲戚都去了英国或美国。”
威利粗略地说了他在英国、非洲和柏林的经历。在树林里，光是这些地名，就足够令人意乱神迷了，尽管威利为了避免遭人忌妒，有意不去过多渲染他充满戏剧性的际遇，谈到的都是些失意屈辱、东躲西藏的事情。罗摩占陀罗没有忌妒。他目光柔和。他听了还想听。就好像威利在那些遥远的地方的经历也是为他而经历的。自那以后，他就不时来找威利谈谈那些遥远的事情，不是太频繁，因为不想表现得过于亲密。
大约两星期后，他说：“我和你不同。你属于中产阶级。我是个乡下孩子，很穷。但你要知道，我在乡下身无分文的时候，并不老想着我很穷。有很多参加革命的人不理解这一点。我在乡下的时候，总以为我们过的只是一种平常的日子。我那时常常和一个男孩一起放牛，一个低等种姓的孩子，那时候被称作贱民。你想象一下，放着牛，脑子里却一点儿都没想着放牛的事。那个贱民男孩有时也会跟我一起回家。我爸爸一点儿也不在乎。在他看来，这个男孩胸怀大志，而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妈妈也无所谓，但她坚决不肯洗那个男孩用过的杯子。于是我就给他洗了。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这事。你猜他后来怎么样了？他确实胸怀大志——我爸爸说对了。他如今是一位高级教师，那个男孩，油得像抛饼，胖得像水桶。而我却在这里。”
威利努力想了想，似乎和罗摩占陀罗在一起时，还是有很多陷阱需要设法避开，然后他说道：“他去了他想去的地方。你去了你想去的地方。”
罗摩占陀罗继续说道：“我是直到进了城，上了大学，才明白我们有多穷。你看惯了我穿军装。但我刚进城的时候，常常穿件长衬衫和睡衣。我们那些政治家会特意穿上乡下人的衣服，来显示自己有多关心平民百姓，可那些衣服却是真正的乡下人引以为耻的。我第一次进城的时候，就总是为我身上的衣服感到羞耻。我大学里的那些朋友注意到了。他们都比我富有。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的钱都比我多一点儿。他们带我去一家裁缝店，为我定做了一套衣服。两三天后我们回到那家店里，他们帮我穿上那套新衣。我低头看着自己，简直难以相信。真是套漂亮衣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敢穿着这么一套衣服走到大街上去。刚穿上那套衣服时的感受，我现在有点儿想不起来了——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裁缝要我站到一面长镜子前。我又吓了一跳。那个乡下孩子没了。是个城里男人在盯着我看。但接下来发生了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是个城里人了。我有城里人的欲望。我要女人。但没有哪个女人会正眼看我。”
威利凝视着这张脸，苍白英俊、棱角分明，但身体却如此瘦小，比早先那个村里的放牛娃高不了多少。身体似乎在嘲笑俊美的脸庞，把它贬得一钱不值；而那眼神，曾经那么严厉，此时却充满了痛苦。
威利说：“我们这些生长在次大陆的人，在性方面都有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由父母亲和家里人替我们安排这些事。我们自己什么都做不来。要不是我有这种问题，我就不会娶那个姑娘了。我也就不会去非洲，白白浪费了十八年，也浪费了她十八年。要是我能更自如地对待性，要是我知道怎样得到它，我也许会成为另一种人。我的人生会有无数种可能。我甚至没能把它们看清楚。但我注定没有这种才能。我只能得到我已经得到的东西。”
罗摩占陀罗说：“那也比我强。”
威利觉察到罗摩占陀罗眼神中有那么一丁点儿忌妒，他想最好换个话题。
但是几天之后，在行军途中，罗摩占陀罗旁敲侧击地重新拾起了这个话题。
他问道：“你年轻的时候读过些什么书？”
威利说：“那时候读老师要我们读的那些书，我总感到很困难。我试着读了《威克菲尔德的牧师》，但没弄懂它在说什么。我不明白那都是些什么样的人物，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读他们的故事。我看不出这书和我所知道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海明威、狄更斯、玛丽·科莱利，还有她的《魔鬼的烦恼》——我读这些人的书，读所有其他人的书，都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最后我鼓起勇气决定再也不读了。只有童话，我读得懂并且很喜欢。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但我不敢把这个告诉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罗摩占陀罗说：“我的大学老师有一天问我——你知道，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穿裤子的人了——‘你读过《三个火枪手》吗？’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说：‘你错过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我就苦苦寻找那本书。在我们那个小城，这本书可不容易找到。可这本书真是令我失望啊！我如坠云雾，也不知道那些穿古装的到底是些什么人。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吗？我想，我的老师——他是个英裔印度人——之所以说什么我错失了一半的人生乐趣，是因为他的老师跟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猜那句话已经传了好几代了，一个老师告诉另一个老师，没人叫他们不要再往下传了。你知道什么书我读起来最容易？什么书我一看就明白，而且符合我的需要？是列宁、马克思、托洛茨基和毛泽东的书。读他们的书，我一点儿困难都没有。我不觉得他们抽象。我真是狼吞虎咽。除此之外，我就只读‘米尔斯和布恩书店’出版的书。”
威利说：“那都是些给小女孩看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才去读。我读那些书是为了看其中的语言，看那些对话。我觉得它们能教会我怎样去接近大学里的女孩。我觉得因为我的出身，我不知道该怎么恰当地说话。我不懂怎么谈论电影和音乐。只有特定的语言才能引出特定的话题，然后才能有性经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放了学我就回去读‘米尔斯和布恩’，把书里的一些段落背下来。然后我就在大学咖啡馆里用那种语言和女孩们说话。她们听了都放声大笑。只有一个女孩没笑。但没过一会儿她就站了起来，和她等待的男孩一起走了。她一直是在利用我。我恨透了她。我的性欲膨胀起来了，我跟你说过。我希望自己仍然穿着乡下人的衣服，希望自己从来没离开过村子。我希望自己从来没让那些朋友带我去做衣服。我的性欲越来越强。我觉得自己好像坐在弹簧上。正是性欲促使我参加了革命。有位革命者到大学里来鼓动大家憎恨女性。他宣称这是一种新的道德。他常常说：‘同志们，你们首先要牺牲性欲。’其他人也都这么说。我听他们说参加革命的都是真正的禁欲者和圣人。禁欲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传统的，我对之十分向往，也是这么向部下宣传的。我还处决了两个违背我教诲的家伙。其中一个强奸了一个部落女孩。另一个家伙，我看见他在猥亵村里的一个男孩。我没容他辩解。我剥夺了他的一切身份，然后把尸首留给村民们任意处置。”
威利注意到，罗摩占陀罗说到他在性方面遭遇的挫折的时候，就是不愿承认那是因为自己身材矮小。其他原因他都谈到了：出身、衣着、语言、农村传统，但他却遗漏了最明显、最重要的一点。这就像他们在正式会议上所作的那些自我批评，真相往往被有意绕开了，比如威利在谈到博杰·纳拉亚的被捕和分队同志的牺牲的时候，就有意避开了真相。威利很钦佩罗摩占陀罗，居然对自己矮小的身材毫无怨言，表现得好像他和其他男人并无不同，能够对更广泛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是无论怎样掩饰，无论怎样同情，都不能化解罗摩占陀罗的不幸和遗憾。当威利看到这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沉酣入梦的时候，常常不免对他充满怜爱。
威利想：“第一次见到博杰·纳拉亚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个恶棍。但没多久我就和他成了好朋友，抛弃了先前的偏见。第一次见到罗摩占陀罗的时候，看见他那瘦削的双手摆弄着枪，我以为他头脑狂热，杀人不眨眼。而现在我对他的偏见也已经渐渐消失了。在努力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逐渐迷失了自己。”
有一天，罗摩占陀罗问威利：“你为什么要离开你的妻子呢？”
威利回答道：“我当时在非洲，在一个日落西山的葡萄牙殖民地。我在那儿待了十八年。我妻子就出生在那儿。我住在她的豪宅里，靠她的田产过日子，她的田产至少是这里随便什么人的二十倍。我没有工作。我只是她的丈夫。有很多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很走运。远离家乡——印度是我最不愿意待的地方——过着逍遥的殖民地生活。你要知道，我是个穷光蛋，真的是身无分文。在伦敦遇到我妻子那会儿，我快大学毕业了，学的尽是些毫无用处的课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该往哪儿去。在非洲生活了十五六年之后，我开始改变了。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生命，我原先认为自己很幸运，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我感到我的全部生活其实都只是我妻子的生活。房子是她的，田产是她的，朋友是她的，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我开始感到，正是由于我的不安全感——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你一样——我很容易屈服于一些偶然事件，被这些偶然事件推挤着，日益远离了自己的本心。我告诉妻子，我要离开她，因为我厌倦了过她的生活。她听了之后，说了一句十分奇怪的话。她说，那并不真是她的生活。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她这句话，现在我想我妻子的意思是，她的生活其实和我的生活一样，也是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她的祖父，她的父亲。当时，我以为她这么说只是在指责我，根本不愿意好好想一想她的话。我以为她的意思是，她和我一起生活，使我获得了力量和精神寄托，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都是她赏赐给我的，而我却用它们毁了她的生活。如果我那时候像现在这样理解她的意思，我会十分感动，可能不会离开她。也可能是我想错了。我必须离开她，去面对我自己。”
罗摩占陀罗说：“我觉得我的出生、我的生活，一切的一切都是偶然的。”
威利想：“这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也许当人们能够更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时，他们才会过上更加合乎计划的生活。也许在外面那个简单化的世界，生活就是那样的。”
他们来到一个村子，这儿和他们去年行军经过的那些村子和林中聚落不太一样。它以前可能是一个封建小领主的领地。用罗摩占陀罗的话说，是一个收税地主：过去，那些境遇悲惨的村民要向他交纳四十到五十种税款，附近二三十个甚至更多的村庄实际上都归他所有。如今他的大宅子仍然矗立在村外，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过于宏大。宅子空着，但是没有人进去据为己有，也许是忌惮它往日的威严，或者是害怕有妖魔鬼怪作祟。前厅、铺了砖石的院子、屋门无存的房间，在整幢建筑的每一个部分，在这荒弃已久的石造院落内，到处都充斥着朽木烂石潮湿腐败的气味。这气味来自蝙蝠及其累积的粪便地毯，来自占领此地的鸽子和其他野鸟留在墙上的白色污渍，疙疙瘩瘩，层层叠叠。要把蝙蝠和野鸟留下的污迹清除干净，是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即使有人搬进去住，也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宅子重新充满人的气息。
出了村子走上很长一段路，仍然可以见到地主家的田产：杂草丛生的田野，因为缺乏灌溉已经干涸，栽种柠檬和甜橙的果园，因为无人照料已经枝叶芜杂，随处都有刺槐和苦楝树恣意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