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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厄普代克
约翰·奥哈拉于1933年12月中旬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当时他28岁，刚刚离婚。作为一个记者，他的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常常迟到、嗜酒成性以及屡遭辞退。他先后从事而又丢掉的工作包括《波特斯维尔时报》、《特马加信使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时代》杂志、《纽约客》杂志、《编辑与出版人》、《纽约每日镜报》、《电讯早报》、华纳兄弟公司公关部、本杰明·南伯格公关企业，另外还有匹兹堡的一家创办不久叫做《期刊索引》的杂志——他在那里做了4个月的编辑。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奥哈拉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但迟到早退和性情粗暴让他丢掉了职位。按照《纽约客》“本城故事”栏目主管B.A.伯格曼的说法，奥哈拉在《纽约客》工作期间写出了“一系列优秀文章——它们结构严谨、文笔优雅、发人深省，但不知为何，杂志总编辑罗斯自从奥哈拉来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不喜欢他，并且对他的所有文章一律不用”。奥哈拉的这份工作只干了一个月。然而，奥哈拉作为自由撰稿人，却在《纽约客》杂志取得了持久的成功。从1928年杂志编辑采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起，由于凯瑟琳·安吉尔的赏识，杂志后来又陆续采用了一百多篇奥哈拉的作品。
奥哈拉在1934年1月写给罗斯的信中，用一种典型的既逢迎又自大的语气写道：“倘若你能给我打造一枚奖牌就好了，或是用其他什么方式来庆祝这样一个事实：从1928年到现在，我是《纽约客》杂志所有编外人员中写稿最多的人。”但是，《纽约客》开出的稿酬对任何作家来说都微薄得难以谋生，何况是奥哈拉这种嗜酒成性且品味日益奢侈的人。他的第一篇作品仅得到15美元的稿酬，后来的标准是每字10美分，一年累计不过数百美元。
显然，正是多萝茜·帕克对奥哈拉的鼓励，才让这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年轻人在突然失去匹兹堡的编辑工作之后，重返纽约，集中精力创作关于波茨维尔镇（即《相约萨马拉》中的吉布斯维尔镇）的长篇小说，这个故乡小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奥哈拉的小说里。在他计划撰写的作品中，有三个长篇小说是关于那个地方的。《医生之子》是以他的童年为基础的——他是敬业而好斗的帕特里克·奥哈拉的最小的儿子；《霍夫曼庄园》讲的是关于乡间俱乐部的故事，是为了争取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小说奖而匆忙写就的，但未能获奖。在1932年12月写给朋友罗伯特·西蒙德的信中，他说自己打算在这两个已经写成的故事之外，加上第三个故事，它是关于“斯库伊奇尔县的团伙成员的——他们是一些混混，混迹于一家路边旅店，波茨维尔乡间俱乐部的成员有时会去那里”。一年以后，他搬到纽约第三大道铁路附近位于东51街匹克威克陆军俱乐部旁边的一间8美元一星期的小公寓里，靠偶尔卖文艰难度日。他开始写作一部小说，题目是多萝茜·帕克为他暂定的，叫《魔鬼的树林》，取自布莱克的一首诗的名字，多萝茜·帕克本想用它做自己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但又放弃了。1934年2月12日，奥哈拉在给弟弟汤姆的信中谈到了这部小说的大纲：
这部小说的情节微不足道，但很难讲述。它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是俱乐部成员；故事从这个年轻人在1930年的圣诞节聚会上把酒泼到一个男人脸上开始，虽然这个男人曾经资助过他。然后我要表现的是：对报复的恐惧、年轻人的生活以及其他一些事情如何造成了他的毁灭。小说里还有其他一些人物，其中有些取自生活，有些来自虚构，但故事核心还是围绕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的婚姻在大萧条的头一年走向破裂。我不奢望这部小说能成为美国小说史上最好的或第二好的作品，但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第二部将更加出色。我现在全部的心思就是完成它的写作。在下工夫完成故事的叙述之后，我才能进行加工、润色等等。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做任何修改，也几乎未做编辑。
两个月之后的4月9日，奥哈拉写信给汤姆说，他已经写完了这部小说，“我恐怕把这个故事写糟了，但我现在没有办法。唉，我知道还会有更多工作需要做。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写完之后，却没有出现那种我期望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从12月份以来我一直在写它，其他什么事也没做，现在我得给《纽约人》凑点儿东西了。”
很难想象他后来又对这部小说下了多少功夫——
“加工、润色等等”——因为《相约萨马拉》的出版问世，在今天看来可以说速度奇快。4月份交稿，8月份出版，并且加印了3次。出版此书的哈考特布雷斯出版社曾要求删掉部分露骨的性描写，尽管如此，本书仍然被亨利·塞德尔·坎贝和辛克莱·刘易斯指责为淫秽（刘易斯说它“除了浅薄幼稚之外别无他物——不过是一个笨拙的青年在谷仓后面的色情幻想”）。
然而，这部小说却受到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的赞扬，后者在《骑士》杂志上写道：“如果你想读这样一本书——作者对他所写的内容了如指掌，而且又写得十分精彩，那么请读奥哈拉的《相约萨马拉》。”多萝茜·帕克的称赞则更显精辟和明智：“奥哈拉先生耳不遗听，目无遗视，但在他的心中有一种好奇而酸楚的悲悯。”这部“微不足道”的小说，这部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完成的作品，却流传了下来。虽然奥哈拉又写了更多的长篇小说和数量惊人的短篇小说，却从未超越《相约萨马拉》所达到的艺术成就。在美国作家中，他与霍桑和海明威一样，都属于那种第一部长篇作品就被认为是其最优秀作品的作家。
《相约萨马拉》写的是一个爱尔兰人报复那些曾经怠慢他的新教徒的故事，另外还有其他的小故事穿插其中。在这部书中，奥哈拉实践了他给同样来自波茨维尔的作家沃尔特·法克哈尔的建议：
“如果你想离开那个糟糕透顶的镇子，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写一点能让你离开那里的东西。写一点能让你自动和它断绝关系的东西，这将有助于你摆脱郁积心中的怨恨，摆脱对那些傲慢粗鄙的家伙的怨恨。”
在书中，朱利安的姓氏是英格里斯，他把一杯酒泼到了哈里·莱利这个“愚蠢的爱尔兰人的脸上”，因为后者不厌其烦地讲那些可笑的爱尔兰下流故事。
朱利安是奥哈拉笔下的主人公，是一个“上等人”，所以这位爱尔兰裔作家克制住了自己的敌意，并赋予英格里斯他自己所具有的特点：敏感、富于观察力和好斗（这一点不太有吸引力）。在对待朱利安的父亲威廉·英格里斯医生时，奥哈拉的敌意则毫不掩饰：老英格里斯是当地的贵族和名医，他被描写成在其体面的会员资格和公开场合的庄重外表下，隐藏着要命的无能。他喜欢给受伤的矿工做手术，但是只有在他的助手莫洛伊医生（这个名字是奥哈拉在自传体的《医生之子》中给他父亲起的名字）的引导下才能安全进行。英格里斯医生解雇了一个护士，因为有一次他听到她说：“下午有个环锯手术，上帝保佑英格里斯手术时莫洛伊医生能在场。”这次解雇使莫洛伊医生离开了医院，然而我们却被冷冰冰地告知，英格里斯医生“继续做着手术，年复一年，而且有几个人经过手术仍然活了下来”。英格里斯医生为朱利安做出了一个小镇人物行为举止的榜样，他因为儿子拒绝子承父业而感到遗憾，这一点和《医生之子》中的莫洛伊医生以及实际生活中奥哈拉的父亲一模一样。
在奥哈拉体内，种族意识和父子隔阂相互交织，几近沸腾。除此之外，他和海伦·蒂特（被称为“贝特”）的短暂婚姻（1931-1933）也增加了他的痛苦。贝特来自布鲁克林一个富有的新教家庭，她的母亲不同意她同这个好斗的、嗜酒如命的爱尔兰天主教记者之间的婚事，而且他的嗜酒也确实是造成他们婚姻破裂的一个原因。1932年奥哈拉写信给罗伯特·西蒙德说：“我希望能让自己休假，当然，我已经有过很多通宵的假期了，我醉得一塌糊涂，要过一天一夜才能清醒过来。”而且，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他的写作生涯比朱利安·英格里斯的凯迪拉克车销售代理好不了多少。他把朱利安写得像他一样，有堂吉诃德式的好斗性格，而且不由自主地冒犯那些他追求的女人。他的妻子卡罗琳终于因为一次充满讽刺挖苦和隐秘恳求的争吵而离他而去；但是在此之前，她分担了朱利安突然陷落的痛苦。一系列细腻的描写，显示出那种正遭到破坏的柔情爱意。
“他缓缓地拾阶而上，让每一步都落地有声。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卡罗琳有充分的准备，接受他被哈里拒绝的事实。他觉得为了卡罗琳自己应该这么做。如果为了让她放心，他本应该冲入房间，用急促的脚步声告诉她一切很顺利，哈里已经不生气了，但这对她来说不公平。”
对脚步的描写如此细致入微，加上简短的对话和随后的性爱，只有一个心头被婚姻占据、并拥有一个真正的女人的男人才能写得出来。在这部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关于社会问题的第五章，它把认知与情感、连同一种慷慨的同情倾注于女性的经历中，讲述了卡罗琳与朱利安结婚之前的生活。遗憾的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奥哈拉把某种不太有说服力的乔伊斯式的意识流强加于卡罗琳。不管怎样，英格里斯父子与异性的关系是浪漫和脆弱的，这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永别了，武器》中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
据我看来，奥哈拉让格雷迪夫人多次受到冒犯，是因为他坚持把性的欲望赋予女性人物——那是一种独立于男性欲望的、坚定的、甚至是汗水淋漓的肉体和心灵的存在。
《相约萨马拉》这部小说对社会全景和婚姻的描画十分出色，但是使它在读者心中留下不灭印象的，却是一幅一个男人因嗜酒和自负而毁灭的图画。朱利安的崩溃发生在一个很多方面都极端特殊化的社会里，发生在三天之内——那是一个受难的历程，由泼酒开始，虽然我们并没有见到（但是我们可以从朱利安的心理活动和乡间俱乐部舞厅里爆发的令人惊骇的流言得知这一点），然后，他在喜剧性的酒后眩晕和呓语中，偷偷地把海琳·霍尔曼带到旅店停车场，还有他那在花瓶中调制而成的、令人难忘的怪味冰水威士忌。当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因为在波茨维尔地区对此书的诽谤所激起的风浪，直到15年后在40英里以外的雷丁依然能够感觉到）。那时，这种野兽般的狂饮，还有朱利安迷迷糊糊躲进凯迪拉克车内的景象，显得异常可怕——它像一股流动的旋风，把我眼中的宾夕法尼亚那原本平淡无奇的世界打开了一个洞。重读此书，感到句子是那么令人惊奇地简洁！多萝茜·帕克说此书的“节奏令人难以置信”，她是正确的。
在这部具有强烈美国色彩的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汽车被看作地位的象征、爱情的巢穴、沉思的小屋、致命的武器和群体的标志。从头至尾，在吉布斯维尔的街道上，人们互相看到和听到对方上车下车。在小说开头，爱玛·佛列格勒听到牛顿夫妇开车回来，在小说结尾，朱利安听到艾丽丝·卡特莱特开车离开，赫伯特·哈里也听到了汽车声。当发动机轰鸣、断开的链子撞击挡板时，一张行动的大网向那些懒睡在床的人们发出召唤，促使他们走出家门，开始行动，警示他们不要落后，不要错过。
奥哈拉1930年圣诞节时回到波茨维尔。我们可以推断，正像卡罗琳所读到的那样，那里的雪天和拉夫尔·巴顿在《纽约客》上的描写一模一样。细节的真实成为奥哈拉小说的特征。那也是他所迷恋的某种东西。真实性是奥哈拉的风格，他用这种粗暴的方式说明他是热爱这个世界的。然而，小说中另外一种更重要的真实，可以说并没有被人们意识到：《相约萨马拉》所忠实的，是命运潜入我们生活的方式，它发生在割裂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割裂不断扩大直至完全成为冷漠。在这部离心式风格的小说中，有许多看似与主题关系不大的事件——如路德·佛列格勒的升迁（可能如此，但并不确定），如玛丽·曼纳丝从一个美丽的矿区少女变成一个纽约荡妇，如阿尔·格里科作为爱德·查雷的随从，却未能保护爱德的女人免遭朱利安·英格里斯的攻击——阿尔似乎挺了过来，但却变得更加不可靠，等等。这些事件大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会突然之间把生活压得粉碎。奥哈拉在流动与变化的行动中，在几乎无法察觉的过程中，在这个我们的行为（whatwedo）转变为我们的本质（whatweare）的过程中，能够抓住某个瞬间。然而，我们的本质，却并非我们认为自己应得的。
按照梭罗的说法，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沉默而绝望的生活。奥哈拉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一个新闻记者、一个纵情酒色者和一个做过许多兼职工作的人，以他独特的眼光看到了美国社会丑恶和令人失望的一面。由于他的某种诚实禀性，他对此并没有大加渲染地夸张。他并没有忘记，即使在社会组织最卑鄙肮脏的夹缝里，人类的意志也能够闪现出光辉。一种奇特而欢愉的固执使一个伙伴乔伊（奥哈拉作品《酒绿花红》里的主人公。——译注）式的失败者显得生动起来。而且，《相约萨马拉》并没有像《包法利夫人》那样，留给我们一种与毁灭的严酷相关的悲剧感。朱利安保持了一种欢快而任性的尊严。卡罗琳认为“他喝醉了，但不管他喝醉与否，他都是朱利安”。他开着玩笑离去了，最后一次做出了迎面痛击那群“杂种”的姿势。正像他那位下颌突出的创造者一样，他付出了他得到的一切。
死神如是说
在巴格达有一位商人，他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买些食品回来。过了一会儿，仆人回来了，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说道：“主人，刚才我在市场里时，人群中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时，发现那是死神。她看着我并且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您把马借给我，我赶紧离开这里，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将会去萨马拉，在那里死神无法找到我。”商人于是把马借给他。仆人翻身上马，以最快的速度策马飞奔而去。然后，商人来到市场上，他看见我站在人群中，就走过来说道：
“今天早上您见到我的仆人时，为什么用手势威胁他呢？”
“那个手势不是威胁的意思，而是表示惊讶，”我回答道，“看见他身在巴格达，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和他今晚在萨马拉有个约会。”
——W.S.毛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