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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笑。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一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什么要为供奉先祖而活着啦、要完成人类文化啦，等等，讲的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道德义务，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既然如此我们这些累赘最好还是统统死掉，一死百了！”
“浑蛋！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听我说，你太自以为是了！不错，你我都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寄生虫。你难道盼望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吗？你相信无产阶级会最终胜利吗？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过的确实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支持资产阶级。你曾经说自己的十分之一贡献给了无产阶级，十分之九贡献给了资产阶级。那么，对资产阶级的贡献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为资本家装满口袋这一点来看，我们跟无产阶级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敢于否定自己所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话，那么斗士就肯定是由什么神仙变成的。你说的那些话太极端、太幼稚！即使是把十分之一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那也足够了。这十分之一是非常珍贵的。就为了这十分之一，我们要努力地活着，而且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傻瓜才去死！笨蛋才去死！”
他生平第一次得到了一本算术教科书。书不太大，封面是黑色的。啊，书里一串串的数字映入眼帘是那样的美妙，少年简直有些爱不释手了。当他翻到最后几页时，发现书中所有练习题的答案都印在上面，少年锁紧眉头嘟哝了一句“瞧不起人”。
外面是雨夹雪，屋内墙上的列宁像不知在笑什么。
婶婶说：“你长得不漂亮，所以得学会招人喜爱；你身子骨弱，所以至少要做到心肠善良；你好说空话，所以要尽量多做一些。”
明明知道却硬要人家自己说出来。
月圆之夜。海面上巨浪翻滚，忽明忽暗，在汹涌的波涛中，我迫不得已甩开了她的手，我们曾经誓言永不分离。就在那一瞬间，她被巨浪吞没，同时大声喊出了一个名字。但不是我的名字。
我们是土匪，我的自尊被夺走了。
“未必会有那种事，不过假如为我立铜像的话，我希望右脚向前迈出半步，昂然挺胸，左手插进西装马甲，右手将写坏的稿子攥成一团，而且不要加上脑袋。不过，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只是不愿意自己的鼻尖上落满鸟屎。基石上要这样写：这里有一个男人，生来，死去。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撕毁写坏的稿子。”
书上写着：梅菲斯托菲勒斯被雪花般飘落的玫瑰花瓣烧焦了胸膛、脸颊和手掌。
我在拘留所度过了五六天。有一天中午，我踮起脚透过拘留所的窗户向外张望，只见院子洒满了小阳春的日光，窗户附近的三棵梨树也都竞相开出了梨花，树下有二三十名巡警正在训练。随着一个年轻巡警队长的号令，巡警们时而一起从腰间抽出绑犯人的绳子，时而吹响警笛。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揣摩着每个巡警究竟出身于什么家庭。
我们是在山里的一个温泉浴场举行的婚礼。母亲不停地哧哧笑着，她解释说旅馆女服务员的发型实在是太可笑了。她一定很开心吧。没文化的母亲把我们叫到炉边，教训我说，你这孩子不定性，所以……也许是没了底气，母亲话说了一半，目光又转向更无知的新媳妇寻求支持：你说，是吧。母亲的话说得没错。
教育妻子，他整整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完成教育以后，他想到了死。
病妻哟，如停滞不动的云，如一株大芒草。
红色的烟雾，像扭来扭去的蛇一样向天空钻去，渐渐变粗；火舌蔓延，如翻滚的大浪，卷起旋涡；不久，火势越来越猛，怒吼着向山上冲去。大山被火光映得通明，成千上万棵冬季的枯木熊熊燃烧，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风驰电掣般地在树林中穿梭着。
你只有一句话告诉我！“Nevermore.”
这是一个晴天，天空碧蓝如洗。一只不知来自何处的小猫在院中的山茶花下打着盹。正在画油画的朋友问我，那是不是波斯猫。我随口答道，也许是一只流浪猫吧。这只猫跟谁都不亲。有一天，我做早饭时烤着沙丁鱼，结果那只猫就在院子里哀怨似的叫起来。我走到外廊，学它喵地叫了一声。它站起来，静静地向我走来。我扔给它一条沙丁鱼。它战战兢兢地吃着，摆出随时准备逃走的架势。我很激动，我的情感被接受了。我进到院子里，打算摸一摸它身上的白毛。孰料我的手刚一触到它背上的毛，它突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牙齿甚至咬到了我小指的骨头。
我想当演员。
从前的日本桥长二十二丈六尺五寸[6]，可是如今的却只有十六丈二尺。我们不得不认为，是河面变窄了。如此看来，过去无论是河还是人，都远比现在大。
这座桥始建于庆长七年[7]，其后重建过十次，现在的是明治四十四年[8]落成的。在大正十二年[9]的那场大地震中，镶嵌在桥栏上的青铜龙翼被熊熊大火所包围，烧得通红。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道中绘双六的起始点就是这里，上面画着几个手持长矛的人在桥上巡逻。早先这里曾经十分繁华，可是如今却变得冷冷清清。自从鱼市搬迁到筑地以后，连这里的名字都渐渐被人遗忘，现在这里已经被从宣传东京名胜的明信片上除名了。
今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浓雾迷漫的深夜，一个异国女孩子远离众多的乞讨者，一个人伫立桥头。这是一个卖花女。
从大约三天前起，一到黄昏，她就捧着一束鲜花坐电车来到这儿，然后就默默地站在玩弄圆圆的东京市徽的青铜狮子旁，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日本人有一个坏毛病，他们一见到落魄的洋人就会认定是俄罗斯的白人。现在，小女孩捧着花束站在浓雾中，同时还极力掩藏着手套上的破洞。尽管只是个可怜的孩子，但大多数日本人见到这种情景也会好奇地小声说，啊，是俄罗斯人。倘若有读过契诃夫小说的青年路过的话，他也许会放慢脚步，自鸣得意地臆断女孩子的父亲是个退役的陆军二等大尉，母亲是一个骄傲的贵族。另外，要是有初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经过，他会大叫：“哎呀，是涅莉！”然后急忙将外套的领子立起来。然而，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不想对这个女孩子做进一步的探究。
不过，有一个人在想，她为何选在日本桥？在这座行人稀少、光线昏暗的桥上卖花很难卖得出去，那……为什么？
对于这种疑问，答案既简单又颇有一些浪漫色彩。那是因为她的父母对日本桥的幻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日本最繁华热闹的桥一定是日本桥。
女孩子在日本桥的生意十分惨淡。第一天她只卖出去一枝花，买主是一个舞女。那个舞女挑选了一枝含苞欲放的红花。
“它会开吧？”
她的问话很不礼貌。
女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会的。”
第二天，一位醉醺醺的年轻绅士买了一枝。倘若他没喝醉的话，就会显出犹豫的神情。
“随便给我一枝就行。”
女孩子从昨日卖剩下的花束中给他选了一枝白色的花蕾，绅士仿佛偷东西似的，鬼鬼祟祟地接了过去。
女孩子只卖出了两枝。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她一直站在冷雾中，然而无人理会她。
在桥另一端的一个男乞丐拄着拐杖，跨过电车道向这边走来。他是来警告女孩子，这里是自己的地盘。女孩子连着向他鞠了三个躬。那个拄拐杖的乞丐咬着嘴边黑黑的胡须想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
“那……明天就不准来了！”
说罢，他又消失在浓雾中。
过了不久，女孩子准备回去了。她摇了摇花束。这些花儿是花店淘汰下来的，她向人家要来拿到这里来卖。已经过去三天了，那些花儿也差不多都枯萎了。每当她摇晃时，那些耷拉下来的花蕾就颤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