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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笑。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一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什么要为供奉先祖而活着啦、要完成人类文化啦,等等,讲的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道德义务,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既然如此我们这些累赘最好还是统统死掉,一死百了!”
“浑蛋!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听我说,你太自以为是了!不错,你我都不是直接参加生产的人,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是寄生虫。你难道盼望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吗?你相信无产阶级会最终胜利吗?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我们过的确实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支持资产阶级。你曾经说自己的十分之一贡献给了无产阶级,十分之九贡献给了资产阶级。那么,对资产阶级的贡献指的又是什么呢?从为资本家装满口袋这一点来看,我们跟无产阶级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敢于否定自己所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话,那么斗士就肯定是由什么神仙变成的。你说的那些话太极端、太幼稚!即使是把十分之一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那也足够了。这十分之一是非常珍贵的。就为了这十分之一,我们要努力地活着,而且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傻瓜才去死!笨蛋才去死!”
他生平第一次得到了一本算术教科书。书不太大,封面是黑色的。啊,书里一串串的数字映入眼帘是那样的美妙,少年简直有些爱不释手了。当他翻到最后几页时,发现书中所有练习题的答案都印在上面,少年锁紧眉头嘟哝了一句“瞧不起人”。
外面是雨夹雪,屋内墙上的列宁像不知在笑什么。
婶婶说:“你长得不漂亮,所以得学会招人喜爱;你身子骨弱,所以至少要做到心肠善良;你好说空话,所以要尽量多做一些。”
明明知道却硬要人家自己说出来。
月圆之夜。海面上巨浪翻滚,忽明忽暗,在汹涌的波涛中,我迫不得已甩开了她的手,我们曾经誓言永不分离。就在那一瞬间,她被巨浪吞没,同时大声喊出了一个名字。但不是我的名字。
我们是土匪,我的自尊被夺走了。
“未必会有那种事,不过假如为我立铜像的话,我希望右脚向前迈出半步,昂然挺胸,左手插进西装马甲,右手将写坏的稿子攥成一团,而且不要加上脑袋。不过,这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只是不愿意自己的鼻尖上落满鸟屎。基石上要这样写:这里有一个男人,生来,死去。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撕毁写坏的稿子。”
书上写着:梅菲斯托菲勒斯被雪花般飘落的玫瑰花瓣烧焦了胸膛、脸颊和手掌。
我在拘留所度过了五六天。有一天中午,我踮起脚透过拘留所的窗户向外张望,只见院子洒满了小阳春的日光,窗户附近的三棵梨树也都竞相开出了梨花,树下有二三十名巡警正在训练。随着一个年轻巡警队长的号令,巡警们时而一起从腰间抽出绑犯人的绳子,时而吹响警笛。我望着眼前的情景,心里揣摩着每个巡警究竟出身于什么家庭。
我们是在山里的一个温泉浴场举行的婚礼。母亲不停地哧哧笑着,她解释说旅馆女服务员的发型实在是太可笑了。她一定很开心吧。没文化的母亲把我们叫到炉边,教训我说,你这孩子不定性,所以……也许是没了底气,母亲话说了一半,目光又转向更无知的新媳妇寻求支持:你说,是吧。母亲的话说得没错。
教育妻子,他整整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完成教育以后,他想到了死。
病妻哟,如停滞不动的云,如一株大芒草。
红色的烟雾,像扭来扭去的蛇一样向天空钻去,渐渐变粗;火舌蔓延,如翻滚的大浪,卷起旋涡;不久,火势越来越猛,怒吼着向山上冲去。大山被火光映得通明,成千上万棵冬季的枯木熊熊燃烧,一个人骑着一匹黑马风驰电掣般地在树林中穿梭着。
你只有一句话告诉我!“Nevermore.”
这是一个晴天,天空碧蓝如洗。一只不知来自何处的小猫在院中的山茶花下打着盹。正在画油画的朋友问我,那是不是波斯猫。我随口答道,也许是一只流浪猫吧。这只猫跟谁都不亲。有一天,我做早饭时烤着沙丁鱼,结果那只猫就在院子里哀怨似的叫起来。我走到外廊,学它喵地叫了一声。它站起来,静静地向我走来。我扔给它一条沙丁鱼。它战战兢兢地吃着,摆出随时准备逃走的架势。我很激动,我的情感被接受了。我进到院子里,打算摸一摸它身上的白毛。孰料我的手刚一触到它背上的毛,它突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牙齿甚至咬到了我小指的骨头。
我想当演员。
从前的日本桥长二十二丈六尺五寸[6],可是如今的却只有十六丈二尺。我们不得不认为,是河面变窄了。如此看来,过去无论是河还是人,都远比现在大。
这座桥始建于庆长七年[7],其后重建过十次,现在的是明治四十四年[8]落成的。在大正十二年[9]的那场大地震中,镶嵌在桥栏上的青铜龙翼被熊熊大火所包围,烧得通红。
我小时候很喜欢玩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道中绘双六的起始点就是这里,上面画着几个手持长矛的人在桥上巡逻。早先这里曾经十分繁华,可是如今却变得冷冷清清。自从鱼市搬迁到筑地以后,连这里的名字都渐渐被人遗忘,现在这里已经被从宣传东京名胜的明信片上除名了。
今年十二月下旬的一个浓雾迷漫的深夜,一个异国女孩子远离众多的乞讨者,一个人伫立桥头。这是一个卖花女。
从大约三天前起,一到黄昏,她就捧着一束鲜花坐电车来到这儿,然后就默默地站在玩弄圆圆的东京市徽的青铜狮子旁,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日本人有一个坏毛病,他们一见到落魄的洋人就会认定是俄罗斯的白人。现在,小女孩捧着花束站在浓雾中,同时还极力掩藏着手套上的破洞。尽管只是个可怜的孩子,但大多数日本人见到这种情景也会好奇地小声说,啊,是俄罗斯人。倘若有读过契诃夫小说的青年路过的话,他也许会放慢脚步,自鸣得意地臆断女孩子的父亲是个退役的陆军二等大尉,母亲是一个骄傲的贵族。另外,要是有初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生经过,他会大叫:“哎呀,是涅莉!”然后急忙将外套的领子立起来。然而,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不想对这个女孩子做进一步的探究。
不过,有一个人在想,她为何选在日本桥?在这座行人稀少、光线昏暗的桥上卖花很难卖得出去,那……为什么?
对于这种疑问,答案既简单又颇有一些浪漫色彩。那是因为她的父母对日本桥的幻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日本最繁华热闹的桥一定是日本桥。
女孩子在日本桥的生意十分惨淡。第一天她只卖出去一枝花,买主是一个舞女。那个舞女挑选了一枝含苞欲放的红花。
“它会开吧?”
她的问话很不礼貌。
女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会的。”
第二天,一位醉醺醺的年轻绅士买了一枝。倘若他没喝醉的话,就会显出犹豫的神情。
“随便给我一枝就行。”
女孩子从昨日卖剩下的花束中给他选了一枝白色的花蕾,绅士仿佛偷东西似的,鬼鬼祟祟地接了过去。
女孩子只卖出了两枝。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她一直站在冷雾中,然而无人理会她。
在桥另一端的一个男乞丐拄着拐杖,跨过电车道向这边走来。他是来警告女孩子,这里是自己的地盘。女孩子连着向他鞠了三个躬。那个拄拐杖的乞丐咬着嘴边黑黑的胡须想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
“那……明天就不准来了!”
说罢,他又消失在浓雾中。
过了不久,女孩子准备回去了。她摇了摇花束。这些花儿是花店淘汰下来的,她向人家要来拿到这里来卖。已经过去三天了,那些花儿也差不多都枯萎了。每当她摇晃时,那些耷拉下来的花蕾就颤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