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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十五年，如果视为一个朝代，则它连亘四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五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阯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89年的北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二十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北单于“不知所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Yarkand）时发兵两万五千。公元94年更合西域八国兵七万人讨焉耆（Karashar）。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夕董卓的拥兵自重，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以黄色为尚，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旂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仓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史实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足的进步。从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的差别。中外学者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全国统筹，东汉各地做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列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historiography）会有这样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地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 Twitchett也曾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史者的好奇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争，却仍以道德的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啰嗦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化，与章帝刘炟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四百年没有实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打开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