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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麟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做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了。
1974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约为六千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髻辫之间，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之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地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Darius）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丁（Arch of Constantine）上面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地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办法，造成三头六臂？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loess land）。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质松疏，经常有一百尺到三百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带泥土4%或5%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Amazon River）夏季能带砂10%到12%。然而1940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46%。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量从42.9%到63%。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地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332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各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80%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cyclone）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从《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2270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生战事。各诸侯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者有如公元前720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反而阻汆。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侯。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的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前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前228年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赈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箝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