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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后,他的秘书再打来电话,我将两件事都婉言回绝了。
秘书说:“北方就在一旁,您直接跟他谈吧!”
而我最怕直接跟他谈,实在不知该怎么谈,我天生缺乏回绝别人的智慧和技巧。在这方面我是个低能儿。
于是便急说:“不必直接和他谈了,千万别打扰他的工作!你替我转告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觉得仿佛做了对不起他一辈子的什么事似的。
一年多互无联络。
第三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的一位老同志,央我帮他在首钢工作的儿媳妇调岗位。我曾和他谈过北方,并许下过诺言,只要在首钢的范围内,若有什么需要关照之事,由我开口求助于北方,似乎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但在我回绝了北方的好意之后,尤其在一年多互无联络之后,此事令我左右为难。
几经犹豫,最终还是给北方写了一封信。
我想这肯定是一封不被理睬的没有回音的信。
殊料竟很快收到了秘书替他回的信,信中说一定“亲自过问一下”,“当成件事儿办”。
但此事最终并未办成。
但我知道,他属下的一名人事处处长,的的确确是替他“当成件事儿办”过的,并不完全是虚与委蛇的应付。也有北影老同志的儿媳妇期望值过高,后来改变了初衷的因素。
这使我对北方十分感激。
每有新书出版,总想寄他一册,但一忆起他“顾不上看”的话,便打消念头了。
渐渐地,我开始在某些场合,从某些人口中,较多地听到关于北方、关于他父亲的种种议论了。
北京人是敏感的,不少北京人都称得上是半个“中国现象专家”。
我开始替他担着份儿忧。
当年的“战友”中有人说:“周北方现在傲气得很,身份也高贵得很了,出国住总统套房,与某某公子亲密无间,几乎可以称兄道弟了!”
首钢的朋友中有人说:“首钢快成周家的父子承包公司了。周冠五会见重要的外国商团,陪晤的往往只有他儿子!”
很知内情的社会人士说:“除了一个陈希同,周冠五根本不将北京市委放在眼里!他对陈例外,那也是认为陈和他背靠同样的大树!否则他敢一贯地傲视冶金部,公开与中央和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大唱反调?”
我曾见过一册首钢的内刊《开拓》。周冠五的标准照占据整个封面,内刊中的特大字通栏标题竟是“周冠五同志最新指示”、“冠五书记发表重要谈话”云云。
我不能不认为,我所听到的种种,无论出于哪些人之口,都不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
于是我决定给北方写一封信。
执笔在手,面对稿纸,竟不知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信还是写了,也寄给他了。
不过只有两行字,是用很粗的签名笔写的,写在一张洁白的打印纸上。
那两行字是——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
我是用楷书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写的。希望他能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自省且自律,自警且自诫。
我是用最大信封寄的。因不愿折那一页纸。而且贴的挂号邮票。我想他肯定是收到了的。我已无法将我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更明白、更易懂了。除非他弱智。
我抄录给他的是汉朝刘向的两句话。
没有回音。
我也并不期待着回音。只不过是对他毕竟帮过我一次的回报。虽则非是我本人求助于他,而是替别人求助于他。
如果说还有别的什么因素促使的话,那便是“知青”“战友”间的一种情谊了。倘在他那一方,对我确曾有过的话。我想最初无疑是有的,这我能感觉到,我也不弱智。我想后来就消弭了,因为那是我和他都无法长久保持的。好比《红灯记》中李玉和说的——“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再后来,收到过以他名义寄来的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他的公司将举办晚会。
一名当年的“战友”也收到了,打电话问我去不去。
我说:“不去。”
又问:“没空儿?”
我说:“有空儿也不去。”
再问:“为什么?”
我忍不住大声吼道:“你听着,周北方正在得意扬扬地迈向险境!腐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也会物色扩散体的!”
对方沉默良久,低声说:“那我也不去……”
再再后来,就听到他被逮捕了。
我相信,此一经济大案,在全国公布以后,周冠五将因他的儿子又一次“名声大噪”了。正如北方因他的父亲,当初由一名北大荒知青而在首钢青云直上,几步跃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职。
有传言说他已经死了;
有传言说他并未死,但成了植物人,不能更多地交代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