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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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大的玩主朱厚照撒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既无子嗣，也无兄弟。根据古代宗法制度的原则，大宗绝嗣后，由小宗入继承祀。虽然在正德皇帝驾崩之前，张太后和内阁大臣杨廷和已经瞒着正德皇帝定下了皇位继承人。但是从人的本性上来说，张太后并不希望别人的儿子登上皇位。可谁让自己的儿子没有留下子嗣呢？这真是一件让人心酸而又无奈的事。

就在正德皇帝去世的当天，慈宁宫联合内阁一起颁布了朱厚照的遗诏：“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尊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圣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礼宗庙，君临天下。”

虽然打着遗诏的幌子，其实是杨廷和和张太后以正德皇帝的名义发布的，与朱厚照本人并无关系。遗诏里没有一个字是朱厚照本人的意思。这份遗诏对后来发生的大礼议事件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在处理这件事时考虑不周，以致酿成一场大祸。

“遗诏”颁布之后，由内阁和礼部联合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迎君团。成员由内阁大臣、礼部尚书、帝国功臣、宦官和皇亲外戚等帝国权力高层组成。数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往兴献王府所在地安陆，迎接帝国的新主人。

朱厚熜一直居住在湖北地界，因为那里是其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朱厚熜是朱祐杬的独子，兴献王十分疼爱这个唯一的儿子。在朱祐杬的亲自调教之下，朱厚熜小小的年纪就已经通晓经史子集及修身齐家治国之道，是个遇事相当有主见的人。

正德皇帝驾崩之时，朱厚熜正静静地待在封地为父亲守孝。虽然他的父亲去世已有两年时间了，但是服丧三年的期限还没有结束。按照明制，他只需要再熬上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明王朝亲王的爵位，成为帝国的一个藩王。在当时，全国分封的藩王大大小小有四十多个。

人们常说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但是天上掉馅儿饼这种巧事往往却砸在那些毫无准备的人的头上，朱厚熜就是那个毫无准备的人。本来应该成为藩王的朱厚熜，等到的却是一个天大的馅儿饼——皇帝的宝座。别人抛家舍命疯狂争夺还不一定能到手的皇权，就这样轻易就到手了。这一切对于年轻的朱厚熜来说，既有不明就里的恐惧，也有一飞冲天的满足。

当迎接新皇的首席大臣定国公徐光祚将大行皇帝的遗诏郑重地交到朱厚熜手中的时候，他所能做的就是跪伏在母亲蒋王妃膝上痛哭流涕，母子之间俨然生离死别。这时候的朱厚熜只是一个十五岁的懵懂少年，虽然明朝还有明英宗朱祁镇、他的前任明武宗朱厚照这样比他年纪更小的皇帝，可是他们都是出生不久就被立为皇嗣，并且接受了最好的宫廷教育，而教育和辅佐他们的官员都是帝国的股肱之臣。与他们相比，朱厚熜所受的教育显然要寒酸许多。

在朱厚熜的身边，除了王府长史袁宗皋，其他全是陌生的面孔。朱厚熜感觉自己就像被一股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裹挟着上了路，这让他根本无法体验到皇权给他带来的安全感。距离京城越近，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

迎接新皇的仪仗队在走到距离京城只有一天路程的良乡停了下来，因为储君进城是要举行一番仪式的。这时候，朝廷已经派出一名礼部侍郎级别的官员前来迎接朱厚熜。明朝的礼部是专门负责朝廷各种庆典及日常活动的部门。礼部搬出帝国的典章，恭请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明日以皇太子礼从东安门进皇宫参加劝进礼，等待即位。

朱厚熜非常熟悉明朝的皇家礼制，既然礼部让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那就面对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自己到底是谁的太子？谁又是自己的父皇？在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前，朱厚熜是不会轻易入宫的。他拒绝进宫的理由是：遗诏上只是让他继承皇帝之位，并没要求自己以皇太子的身份登上皇位。朱厚熜没做丝毫犹豫就拒绝了礼部的提议，他刚刚还在为父守孝，怎能轻易就将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在一边？

朱厚熜在礼仪之争上如此较真儿，这让杨廷和等内阁官员大为震惊。一场席卷帝国权力高层的大礼议之争就此拉开序幕。

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体上疏，他们希望能够靠着人多力量大，逼迫朱厚熜就范。他们以为只要稍微施加压力就能摆平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少年皇帝，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在自己身份的界定上，朱厚熜表现出了一种决绝的姿态，他拒绝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城登基。双方互不相让，一个在城内，一个在城外，明朝权力核心层陷入皇权易主的困境状态。

其实那些文官并不是闲着无事可干，拿即将登基的新皇消遣。我们知道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皇位的传承脉络来不得半点儿马虎。既然朱厚熜即将登基做皇帝，那么他就要和前面那些皇帝建立直系亲属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文官要员执意要求朱厚熜先过继给已故的明孝宗朱祐樘做儿子，然后再继承皇位。朱厚璁从小就熟读《孝经》，深受传统礼仪之道的熏陶，加上他性格深处的执着和倔强，在过继这个问题上，他始终不肯做出让步。

如果按照杨廷和等文官的意思，朝廷应该在北京城外搞一个“皇子过继和太子受封”的仪式，然后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昂首走过东安门，进入皇宫，完成登基大典。可是想法总归是想法，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在双方的据理力争之下，最后各退半步。朱厚熜改道大明门入宫，但同时他也接受了认明孝宗朱祐樘为父的现实。在第一次交锋中，双方均做出了妥协和让步，算是打成了平手。

十五岁的少年从湖广安陆来到京城，一个藩王府的王子摇身一变成为帝国的九五之尊。一切就像是在做梦。朱厚熜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理清现实中的各种关系。除了自己从藩王府带来的人，他将自己的信任交给了首辅杨廷和。早在九年前，也就是正德七年（1512年），杨廷和已经官居内阁首辅。正德皇帝死后的那封代笔“遗书”和朱厚熜即位时的“即位诏书”都出自此人之笔。

就在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三天，皇帝找来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们商量：“朕继入大统，虽未敢顾预私恩，然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在恋慕，可即写敕遣官奉迎，并宫眷内外员役咸取来京。”皇帝想念自己的母亲，这是人之常情，杨廷和等内阁大臣也挑不出毛病。于是赶紧派司礼监太监秦文和内官监太监邵恩等前去迎接朱厚熜的母亲，好让母子在京城团圆。

事情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两天之后，朱厚熜让文官们讨论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加尊号的问题，他要求追封已故的父亲为先皇。嘉靖皇帝只是想在祭祀父亲时有个名号，他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他的预料。

礼部尚书毛澄在接到嘉靖帝朱厚熜的指示后，感到左右为难。在苦无良策的情况下，他只好去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的意见是，嘉靖皇帝既然已经过继给了弘治皇帝，那么就应该尊明孝宗朱祐樘为“皇考”，称兴献王朱祐杬为“皇叔父”。这样的话，其父朱祐杬就不可以再加尊号。不但不可以加尊号，就是在祭告生父时，自己也要口称“侄”。

杨廷和的建议虽然符合皇位继承的宗法理论，但却打破了嘉靖皇帝的忍耐底线。本来过继给明孝宗朱祐樘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如今又要让自己撇开生父，这让嘉靖皇帝无法忍受。

为了说服朱厚熜，杨廷和甚至搬出了前朝的事例。西汉末年，当时的汉成帝刘骜膝下无子。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便将共王之子定陶王接到宫中，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哀帝。为了能够使共王后继有人，又别立楚孝王之孙刘景为定陶王，作为共王的继承人。而宋仁宗赵祯也没有儿子，将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接入宫中，改名曙，立为皇太子，后来即位为宋英宗。这两个皇帝都是由藩王立为皇太子，然后登基，属于宗法制中的过继法。而那些过继者要认被过继者为父，作为被过继者的后人而行事，也就是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

按照封建宗法制的过继原则，大宗是不可以绝后的。如果遇到大宗无嗣的情况，就要由小宗过继给大宗，来延续帝系，奉祀宗庙。就拿这一时期的皇权谱系来说，宪宗——孝宗——武宗这一支是大宗，是帝系之所在；而兴献王朱厚熜则是旁支，属于小宗。朱厚熜以旁支入继大统，自然要继大宗之后。

有学者发现在历史的更替中存在这样一个规律：当皇帝的子嗣发生问题时，这个皇朝的权力体系往往也在逐步衰退。从生育学角度来说，一个男人难以生育或者所生儿女体弱多病难以养活，说明这个男人的体力和精力相对就弱，于是他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体力和意志力就会大打折扣，他的统治也就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眼前的嘉靖皇帝，他是因为正德皇帝在子嗣上出了问题，才从斜刺里杀出来当上了皇帝。他的儿子、孙子以及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全都在子嗣上出现了问题。于是，明、清两朝的统治也从这一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与之相反，洪武皇帝朱元璋，半生戎马，半生为帝，照样生了二十六个儿子，这还不算女儿；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打了一辈子仗，也有十多个儿子；康熙皇帝更厉害，子女加起来总共生了五十多个。可见，明、清两朝都是由这些生育强人创立或者走向繁荣的。

杨廷和完全是从维护帝系继统的角度出发。他认为自己的建议完全符合中国宗法文化的传统，无人能够否定，也不会有人敢于反对。杨廷和的建议得到了官僚集团的积极响应，文武群臣百余人联名上奏嘉靖皇帝，要求他遵循祖制，将帝系归入大宗。

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之所以会站出来挑这个头，率领诸臣与嘉靖皇帝掰手腕，除了个人因素，更多是因为他那内阁首辅的特殊身份。从帝国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内阁除了要为皇帝分忧，更要对帝国的官僚集团负责。内阁作为文官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们需要将官僚集团的声音传递上去。

换句话说，如果杨廷和这时候执意要站在嘉靖皇帝的立场上，他就要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愿，那么他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就会更大，就有可能让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

在杨廷和与其他内阁成员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第一条路就是全力迎合嘉靖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在官僚集团中的形象代言人，而不惜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杨廷和这么做能捞到怎样的现实利益呢？是权？是钱？还是名？

论权，作为帝国官员能够当上内阁首辅，已经算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论钱，作为内阁首辅能够享有的俸禄在帝国官员中也是最高的；论名，就更不值得了，为了迎合皇帝与文官集团对抗，最后只能落下一个臭名昭著的下场。好处没有捞到多少，坏处倒是接二连三。哪头轻哪头重，杨廷和还是拎得清的。

在遵循封建礼法这件事上，帝国的官僚集团表现得空前团结，雪片似的奏章压得嘉靖皇帝透不过气来。在这场权力博弈的初期，嘉靖皇帝处于明显的劣势。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经验、学识等方面来看，朱厚熜都不是那些朝臣的对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刚刚从安陆州来到京城，京城的权力系统对他而言是陌生的，这种陌生的具体表现就是一种天然的排斥性。

十五岁的少年竟然有如此城府，不能不让人叹服，尽管他这么做其实是不符合法统规范的。嘉靖皇帝的目的就是要抹去自己是小宗过继大宗的事实，他要告诉天下臣民，他这个皇帝并不是通过非正式渠道得来的，他不需要欠杨廷和和张太后的情，更不需要活在正德皇帝的阴影之下。他有自己的路要走，也有自己的父母正待相认。

他的这种想法自然受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帝国官僚集团的极力反对。令朝臣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少年皇帝居然会在自己认准的这条道上，一路走到黑。

其实嘉靖皇帝还是想在这场君臣博弈中争取到首辅杨廷和的支持，他知道只要杨廷和这个缺口打开，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他在私下里不止一次地召见过杨廷和，以一个少年人的谦卑姿态，向一个长者虚心求教，希望能够得到理解与支持。可杨廷和显然无法接受小皇帝僭越法统规范的现实，任凭皇帝说破了嘴皮，也丝毫不为所动。

嘉靖皇帝还试图用金钱和爵位来收买其他内阁成员，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就在嘉靖皇帝快要扛不住的时候，进士张璁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对于朱厚熜来说是天大的利好消息，也为他追封自己的亲生父母提供了理论依据。奏折引经据典地批驳了杨廷和等文臣的观点，这为孤军奋战的嘉靖皇帝壮大了声势。为了能够进一步笼络士子之心，皇帝为张璁加官晋爵以示嘉奖。

张璁是浙江永嘉人，此人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走得颇为坎坷。二十四岁中举之后，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先后七次参加科举考试，皆名落孙山。就在他的人生跌入低谷之时，他的朋友，长于星相术的御史萧鸣凤，为他相了一面，然后丢下一句话：“你的好运来了，三年成进士，再过三年就当骤贵。”

这句话犹如一针强心剂，为陷入困境的张璁指明了方向。经过个人的不懈努力，张璁终于在四十七岁时考中了二甲进士。就在此时，中央权力高层发生了议礼之争，嘉靖皇帝和以杨廷和为首的廷臣闹得不可开交。张璁默默地关注着这场争论。凭借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度，他看到了皇帝的势孤力单、急待援手，也发现了杨廷和等人的破绽所在。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张璁决定将宝押在嘉靖皇帝身上。在权力高层的斗争中，这种押宝式的投资并不是空手套白狼，而是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会丢官丧命。

张璁站出来力挺嘉靖皇帝，等于是站在了全体廷臣的对立面上。虽然他从皇帝那里捞到了晋升的机会，可他并没有赢得朝臣的支持，相反还为自己在权力系统树立了更多的劲敌。话说回来，如果张璁没有博得皇帝的好感，那么他在官场上的处境可就危险了。当时支持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毛澄、给事中朱鸣阳、史于光和御史王溱、卢琼等人纷纷上疏弹劾张璁，要求皇帝对其施以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