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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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种子一样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祖父生活的时代，他的家族就脱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此时中华大地正处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末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个字或多或少表达了朱元璋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活下来了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的时候，朱五四已经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个新出生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困窘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又增加了负担。当然对于乱世中的底层人民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在这场艰难的赌博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活在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在农村来回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可能。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横行，淮河流域一带旱灾、蝗灾和瘟疫轮番摧残着这片土地。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灾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俩的生活无以为继。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钱安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面临着考验。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才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很少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他曾经在南宋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和画符念咒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孙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选择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一名游方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凉，但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寺中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走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去化缘乞讨。

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寺庙。这时候的他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儿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可他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将他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留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反对现存社会秩序，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几乎不具有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到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

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