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斯的风险系数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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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叙述该从哪里开始呢？是从出东门的那只追逐狡兔的黄犬，还是厕中那只仓惶逃窜的老鼠？
这时候的李斯连舞台上的一个配角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名小得不能再小的文书，在楚国上蔡郡做看守粮仓的差事，温饱之余偶尔会思淫欲，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无聊时算计别人，也被人算计着。
李斯最大的爱好就是牵着自家养的那条见了他直摇尾巴的大黄狗，带着他那两个年幼的儿子，出上蔡东门，到野外追逐狡兔。
上蔡郡在楚国的地图上不过是鸟屎般大小的一个点，一座小城却因为一个人而闻名史册。李斯生于斯，长于斯，并一直认为他的人生轨迹将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死于斯，葬于斯。外面的世界，对此时的他来说，并没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房子虽然不大，足够居住；薪俸虽然不高，尚算无忧。如果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农人，这种生活就是人间天堂。可他是李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书。
人的命运在那样一个大时代背景里是没有稳定性的，一次偶然的小事件就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有人说，李斯的命运改变与一只老鼠的出现有关，并且据此推理，一只老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只老鼠藏身于李斯居住的宿舍旁边的厕所，每天趁没人时跑出来享用茅坑的粪便。厕所里人来人往，还经常有野狗来抢食。老鼠作为弱者，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人一脚踩死或被狗一口咬死。厕中鼠为了填饱肚子，每天提心吊胆，一边食用粪便，一边留意人与狗的行踪，稍有风吹草动，就要四下逃窜。
这个厕所，李斯每天都要去好几次，李斯注意到了这只老鼠。李斯望着它，它也用两只小眼睛回望李斯，眼神里流露着惊恐不安。那副丢魂落魄的样子，李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又一天，李斯因事到官府的仓库里去，见仓库里也有老鼠。此处的老鼠与厕中鼠有着巨大的反差，仓中鼠坐在高高的粮堆上面，粮食多得吃不完，也没有闲杂人员和野狗来打扰它们。个个吃得身体滚圆，毛色光滑，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态。
同样是鼠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老鼠的命运让李斯悟出了许多人生真谛。
厕中鼠活得畏畏缩缩，窝窝囊囊，要进不进，要退不退，吃着臭不可当的粪便，还要担心被人扑杀，被野狗撕咬……
仓中鼠却可以生活在如山的粟米之中，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一只只吃得脑满肠肥，嬉戏着在米堆中快乐地交配，不必担心有人扑杀，更不会有过路的野狗窜出来撕咬。
两相比较，李斯不由得感慨万分，喊出了他在这方历史舞台上的第一句台词：“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人与鼠的境遇是如此相似，每个人的能力生来是相差不大的。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够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如果位高权重，自然尊贵优雅，如果地位卑下，被人呼来喝去，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也会丧失。
两种鼠的命运让李斯明白了一个道理—“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李斯开始反省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他那本来如荒原般死寂了二十多年的内心世界，一股熊熊的野火正以燎原之势燃烧。他无法忍受自己如厕中鼠的命运，他要趁着年轻，努力做一只富贵傍身、高高在上的仓中鼠，去实现一个人的人生终极目标。
他再也无法安于现状，名利那头怪兽已经在他的体内掀开獠牙，咆哮着发出号令。很多年后，他或许会感谢那两只同种不同命的老鼠，小小的老鼠成了自己的人生导师，在自己最迷茫的时刻，给自己指引了一条光明大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于是，李斯作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离开偏僻贫瘠的上蔡郡，到可以让他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地方去。
李斯从彼时彼刻起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要改变自己卑贱的命运，无论是雄心还是野心，总之他要出人头地。李斯辞掉了粮仓管理员的小吏职务，直奔兰陵而去，兰陵当时属于楚国。而李斯并不是奔着楚国国君而去，他是奔着楚国一个叫荀况的人去的。荀子，名况，伟大的思想家，原是赵国人，曾在齐国担任过祭酒职务，后来受到楚国春申君的赏识，做了兰陵县令。春申君被刺杀后，他从县令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直居住在兰陵。
荀子融合了儒、法、墨、道、名、阴阳各家学说，是战国末期一位集各家学说之大成的学者。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梁启超也认为：“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李斯拜兰陵令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韩非是他的同门师弟。
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斯后来所走的人生之路，完全背离了其授业恩师荀子当初对他的教诲，有离经叛道之嫌。苏轼说过：“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我们通常把荀子纳入儒家行列。荀子与孔孟虽然号称儒家“三圣”，但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孔孟相信人性本善，而荀子恰恰相反，相信人性本恶。荀子曾经借舜之口哀叹，人的性情啊，人的性情啊，太不美啦，还问它干什么呢？（《荀子?性恶》：“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这口气中透露出他对人性的失望与惋惜。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话题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管本善还是本恶，都不妨碍我们没心没肺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思想家们而言，相信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意义就大不同了。尤其是那些能够有机会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君王，实现改造社会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决定了国家的政治走向，也同时决定了老百姓是活在哪一套制度里以及他们的幸福指数，比如商鞅。
信奉人性本善的思想家，他们大多注重道德的力量，主张人们通过内心反省，来自发约束自己的不良行为。而那些相信人性本恶的思想家，则相信法律带来的效果，主张用国家机器强行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
荀子教给李斯的是帝王术，何谓帝王术？简单地说，它是一项辅佐与控制帝王的技术。在一个以讲究政治技术手段的时代，帝王术是一个政治家行走江湖的必杀技。相对于帝王术，道德仁爱、正义礼乐显得虚而不实，也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那些急于博取帝王欢心的政治家，他们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蹉跎在这上面。
李斯学习帝王术，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成为帝王之师，既要帮助帝王统一天下，治理天下，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权力，成为帝王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在这方面，苏秦和张仪都是参透了帝王术精义的超一流高手，因此他们登台拜相如同俯拾草芥。而这些人都是李斯心目中的超级英雄，在他看来，男人的一生就应该活得像他们那样精彩不凡。
荀子虽然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他的理论体系并不仅仅局限于儒家。相较于孔孟，荀子理论的实用性更强。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韩非、李斯才会在踏上权力之路后转型成为法家人物。从学于儒家宗师荀子，李斯长时间受到儒学的浸染，他对儒家的那一套仁义道德之说也是认同的。虽然如此，但是儒家思想对他日后政治实践的影响是有限的。李斯压根就没打算像传统的儒士那样宣扬仁义学说，恪守儒家礼仪，一生安贫乐道。这时候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战争频繁、天下日趋统一的背景下，儒家那一套仁政王道的学说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只有尚法务实的王霸之术才能真正为统治者所需要，有着最大的用武之地。
书生学成之日，也就是准备“将身货与帝王家”之时。没人是为了街头卖艺，写诗换酒喝去穷经皓首。李斯是个精明之人，他能够拎清自己几斤几两，也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这就像是一场赌博式的冒险游戏，押中了宝，就能一飞冲天；押不中，就有可能会跌入尘埃，甚至万劫不复。
李斯这时候需要做的就是擦亮眼睛，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更主要的是找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人生价值最大化的君王。楚王胸无大志，不值得他为之驻足停留，韩、魏、赵、燕、齐这几家的君王都难称贤明之主，全是待宰的苦主，他想来想去也只有秦国的政治舞台可以让自己大展鸿图。
此时的李斯身在楚国，而他的老师荀况也希望他能留下来帮助楚国复兴。可是李斯却认为，楚国虽然强大，但几代君王都不思进取，难成大业。而其他国家又都太弱，灭亡是早晚的事。在这几个国家中，只有秦国有做大的可能，实力也是最强的，最关键的是，秦国几代君王都是野心勃勃的霸主。
李斯经过一番权衡，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投奔秦国。当他向老师荀况辞行的时候，荀况对弟子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感到非常失望。说他舍本求末，远仁义而近虎狼。
李斯听了老师的话并没有做任何反驳，只是笑着摇头。荀子虽然是自己老师，但他还是不懂自己的心。为了打消老师心头的顾虑，临行之前，李斯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
李斯说：“您曾经教导愚笨的我：人生几十年光阴太匆匆，必须好好要把握每一个机遇。现在七国争雄，正是游说者建功立业之秋。秦王想吞并天下，称帝而治，这正是布衣封侯，游说者拜相的大好时机。读书人要是不能学以致用，博取荣华富贵，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所以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卑贱，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穷困。长期处于卑贱的位置和困苦的境地，愤世嫉俗，淡薄名利，这绝对不是读书人的本心，而是无能的表现。我这就打算去秦国游说秦王。”
李斯在这里向荀子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志向。他说，自己来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成就两件大事。一是追求高贵的地位、物质的享受，不然人活一世与禽兽何异，与一条咸鱼何异？二是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帮助秦国统一天下。
虽然很多年后，李斯贵为秦国宰相，成为秦始皇的肱股之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荀况在这时候就已经预感到这个不太听话，又有些急功近利的学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遭遇不测之祸。
李斯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荀子的思想真髓，急于需要一方大展身手的舞台。作为荀子的弟子，李斯应该也算是师承孔孟。孔孟当年是为了推行自己的学说而寻求做官的路径，而李斯则是为了寻求做官而钻研学问，他将学问作为权力的敲门砖。
做官为大，还是学问为大，决定了他们的人生归宿，人生的价值也就各有高低。
李斯在离开师门后就直奔自己的理想之地而去，也就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秦国。当时诸国之中只有秦国既有吞并天下的野心，又有雄厚的实力。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坚定地认为，只有秦国才能为他提供建功立业，实现个人富贵的最佳机遇。
李斯的态度是积极的，有才能就应该让别人知道，就应该用才能为自己赢得应有的财富和名位，否则就是一种无能的表现。这是李斯内心的独白，他的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更大的功名利禄，他并不打算为自己的价值观留下一块遮羞布。
不管怎么说，李斯并不是一个戴着“仁义”伪善面具的人。他用两只鼠的命运告诉人们，他只是苦于贫穷，才想到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结果却引来司马迁和后来人站在他的惨淡结局的角度去审视他当日投身于秦国的行动，得出的结论是，这一系列行动只是李斯实现政治野心的手段。
野心是野心家的通行证，只有理想抱负才是英雄的墓志铭。所以李斯不是英雄，只是一个野心家。不管司马迁和后人如何评说，不甘于老死于上蔡的李斯勇敢地迈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步，与命运做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抗争，他并不仅仅只是想要做一个权力场上的机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