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希望之火不灭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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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次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b><b>（1643~1645）</b>
<b>主和的人眼见两方委员还不曾得到什么结果就要分手，十分焦急，于是在快到2月中旬的时候，协同作出最后努力。在他们看来，关于民团问题，如果国王作一些让步，例如在若干年内让出指挥民团之权，交给几个领袖，似乎是可行的。南安普顿伯爵就急匆匆地赶往牛津，请求国王让出这个兵权。</b>
<h3>议会的不和与独立派的兴起</h3>
<b>现在，长老会会员高兴到极点：议会得救了，他们的仇敌闷不吭声了，苏格兰军队已答应帮助他们。因此，今后的一切，无论继续改革，还是停止战争，都由他们说了算。</b>
<b>不久后，一股宗教狂热和专制风气弥漫于议会内外。10月12日，教士大会奉命起草一个管理教会事务的计划；10月20日，四个苏格兰大臣[ 分别是是亨德森、瑟福德、吉利斯皮和贝利。</b>
<b>]奉命协助教士大会准备一个宏伟规划，以便统一两国的礼拜仪式。各郡所派的委员会抓紧调查在职教士的行为和宗旨，将近二千名牧师被驱逐[ 主教派的文章说被驱逐者达八千人，反对主教派的人则说不足一千六百人。这里采用的估计数字是尼尔提供的情况。</b>
<b>]，他们被控告为再浸礼派、布朗派或独立派等。那些把他们送进监牢的人正是不久以前和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人。在伦敦市里，凡是拒绝在盟约上签名的人都不能当市政会的会员，甚至连选举市政参议员的投票权都没有。星期日和节假日的各种民间游乐活动全被禁止，无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还是明显没有什么害处的，都不能幸免。冬去春来，自古竖起的五朔节花柱[ 用花或彩带装饰的柱子，少男少女会绕柱舞蹈游戏。</b>
<b>]全被拔掉，也不许再立新的，若是小孩们犯了这条禁令，就要重罚父母。大主教劳德已被监禁三年，无人过问，11月13日，忽然传他到上议院受审，奉命答复下议院所控的各项罪状。</b>
<b>他们对战争也表现出同样的狂热。因为在最近几次战役中立下大功，就扬扬自得，不再谈和平了。许多富裕市民出钱为士兵供给军装，还有自愿入伍的。甚至有几个领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纳德等人，向来对谈和表示友好的，如今却对市政会大声疾呼，鼓励他们作出最大努力。这个党派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精力充沛、大权在握。</b>
<b>但是，这一派离垮台也不远了。从一开始，该党就担任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改革，但从没有用相同的观点来办这两件事。宗教方面，这个党的信仰热诚，信条简单、坚决、连贯。长老会的体制，是由平等的牧师们管理宗教事务，共同开会议事。这个体制不是人定的，而是奉神旨存在的，也可以说是根据基督的法律存在的，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体制，人们不能随意修改。他们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场神圣的革命，要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它的胜利。但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与此相反，思想空洞无物。他们虽然出兵抵抗国王，内心却热爱独裁；虽然要节制君权，但还是尊重国王的特权；虽然只相信众议员，却并不怨恨或藐视贵族；既服从维新的需要，又服从古老的习惯。他们对于自身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看法和目的，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就足够了。</b>
<b>长老会派就这样交替地被这些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的队伍中从未涌现过一个领袖。它跟随政治改革家的足迹，这些改革家是民族运动的最早阐明者，又是他们的真正代表。这样的同盟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为什么说是自然的？因为这两党有共同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不要求取消政府。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因为政治改革家拥有大权，可以运用他们在阶级、地位、财富和知识上的优势来维持这个权利。在这些优势面前，即使是最热心的长老会会员也不愿意和他们一争高低。大多数政治改革家虽接受长老会的支持，但对教会事务，却不能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政治改革家满足于一个温和折中的主教制，按照法律限制来管理教会事务。因此他们表面上支持长老会，私下却尽力阻止他们的发展。这样一来，主张宗教革命的那些人的精力就会被一些领袖们所抑制；只有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两党的联盟才是完全真诚的。</b>
<b>到1643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革命却几乎还没有开始。而且，政治改革也处于动荡不定的阶段，缺少保障，大有转化为一场革命的趋势。现在，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党派的内部缺点，它们在结构上、纲领上、计划上的重重矛盾已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这一派每天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尝试各种不恰当的努力，它的立场与言论往往先后矛盾。一会儿宣扬民主派的原则与感情，以反对主教制；一会儿又宣扬专制独裁和贵族制的教义与影响，以反对正在上升的共和主义。这些人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骂维新派；有时敢作敢为，有时缩手缩脚；有时叛逆，有时专制；有时以自由的名义去迫害主教们，有时又以权利的名义去制裁独立派。
</b>
<b>此时，这一派觉得自己已被他们的几个领袖抛弃、否定或牵连。有些像拉迪亚德这样的人，原本最富自尊心，最讲道德，现在却不肯挺身采取行动。皮姆等更为坚忍和有胆略的人，却一心想与新党妥协，因为他们认定新党将很快独揽大权。许多腐化堕落的人已经放弃一切爱国希望，心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贵。他们在管理事务的委员会中，形成一个贪污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分配官职、征用物品等差事进行敛财。许多贵族已前往牛津投靠国王，其余的贵族们则归隐乡下，不问国事，他们轮流和议会或宫廷谈判条件。9月22日，上议院还剩下十个贵族，到10月5日，只剩五个了。于是每次开会都要点名，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较为高级的贵族，日益脱离人民大众，不但不再支持长老会，反而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的信教狂热使有才干保护民权的人和他们脱离关系；而他们温和的政治观点，却使他们摆脱不了可能会危害他们的盟友。</b>
<b>况且，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无论它在教会或政府中的计划是否完成，这三年里的公共事务都是在他们的协助和同意下进行的。于是，人民就将所受的许多痛苦，所遭遇的许多失望，都归咎于这一派。人民谴责他们，说他们的压迫不亚于主教们，专横又不亚于国王。一想到该派的自相矛盾和脆弱无能，就令人痛恨不已，人们愈发感觉需要有新的原则和新的统治者出现。</b>
<b>长老会派和主教派都准备就绪，等待时机力图争夺指挥大权。早在这许多纠纷开始以前，长老会派就流露出意向，企图强迫国教会采用一种共和制，并利用那种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信仰。独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礼派都公开质问，为什么让国教会存在下去？无论是天主教士还是主教派，或者长老会派，它们究竟有什么权力压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他们说，凡是同一地方或邻近地方的居民，因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会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任何别的教会都没有统治这个教会的合法权威。这种良心自由原则（这是地位卑贱的新教徒在盲目热情的错误行动中对人宣布的）刚一出现，就被人们看作犯罪或疯狂。主教派和长老会派，牧师们和地方官都要求严禁这个原则。应该怎样管理基督的教会，以及归谁管理，这两个问题一直是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大家都认为，他们只需要在教皇的绝对权力、主教们的贵族制、长老会的民主制之间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却没有人追究这几种体制的起源、形式和名称是否合法。</b>
<b>此时，有一项伟大的运动正在动摇全局，尽管从表面上难以察觉。每天都会出现各种争论，全国人民需要考虑社会的新问题，来衡量意见。这些都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并进入到与人文、社会相关的更广阔的领域中去，能够大胆摆脱所有的古老成见和清规戒律。与此同时，关于奉行信仰与礼拜方式的自由，几乎已成定局，但还没有从法律上取代主教的大权。议会忙着应付敌对势力，无暇顾及它的党人在宗教方面脱离常规的问题。长老会派的热情有时会让两院发出带威胁性的宣言。1643年6月11日，一条法令声明“禁止近来对宗教和政府名誉肆意毁谤的报纸、书本、小册子”，无论什么出版物都要先接受严格的检查。但是，权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运动前面的人。几个礼拜之后，只有保王党和主教派受到这条禁令的限制；新教派对此不是设法规避，就是置之不理。于是，数目更多、种类更繁、狂热更高涨的新教派布满全国，例如独立派、布朗派、反浸礼派、反童年洗礼派、贵格派、唯信仰论派、基督的王国派[ “基督的王国”一词出自《圣经·旧约》，意即“上帝的国必存到永远”。基督的王国派是狂热的盼望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基督教派。</b>
<b>]等。在长老会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况下，这次革命同时唤起了许多狂热教徒、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来反对长老会派。</b>
<b>从此以后，所有问题全部面目一新，社会动乱改变了它的性质。那些势力强大、受人尊敬的传统，过去曾经指导政治改革家和宗教改革家的观点，受到严峻挑战。对政治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古代英格兰的法律；对宗教改革家而言，这些传统就是教会的组织方式。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种典范又是一种约束，无论他们的事业有多么冒险，双方都没有对空泛的愿望和无限的要求让步。如果说他们在行动上有错误趋向的话，至少还能够指出行动的目标，而他们的劲敌却没有明确的目标作为指导，又没有历史或法律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思想。他们赋予革命决定和管理一切事物的权利，且以革命作为他们的唯一指导。在革命的指导下，哲学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真理，狂热的教徒不惜任何代价寻求信仰，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成功。于是调动制度、法律、习惯、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意志来控制革命。在这样大胆的事业里，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据对一个原则的信仰，或是出于一种宗教狂热，或是以需要的名义行事。长老会派在教会里严禁君主制与贵族制，那为什么在国家体制里还保留君主制与贵族制呢？政治改革家们曾透露，如果国王或贵族坚决拒绝一个有利于人民的议决案，众议员们就应该运用自身的权威强行通过它。既然有这样的意向，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事态紧迫时才请出民权，其实民权早应该作为合法权利，且作为政权本身的基础。教士们依靠什么权利才能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财务自由的、独立的集团？若从他们手中收回全部司法权，甚至收回贬逐教徒的权力，只留下劝导、讲经、教训、祈祷的职能，那么所有一切滥用宗教权威，所有令宗教与政治格格不入的困难，当然都会立刻停止。况且，信仰的合法权利本来就不属于教士而属于教徒。选择和委派牧师的权利，应该属于信徒；牧师并无互相选派之权，更无权强迫信徒承认。不仅如此，一个基督信徒本来就是一个牧师，是他自己的牧师，是他家庭的牧师，是所有被他的语言所感动的人的牧师，这些人会因此而承认他受感于天，愿意和他一同祈祷。无论是布道还是斗争，唯有上帝才能选择并赐封他的圣徒，谁都不能与上帝相争。自由思想家听了这番话大声喝彩，对他们来说，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要实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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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于是独立派兴起了，他们比长老会派的人数少得多，在英国土地上的根基也没有长老会那么牢固，但他们却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势头。英格兰此时正处于一个光荣而令人畏惧的危机之中，人们忘记了自己的脆弱，只记得尊严。无论是政客还是奉异教的信徒，无论是长老会派还是独立派，都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长老会派经受不起这样的考验，因为他们的智慧建立在传统和法律权威的基础上，因此他们不善于用讲原则讲道理的方法来驳斥对手的论据。只有独立派说出了一条简单的原则，这个原则支持着他们的全部行动，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致陷入自相矛盾，使诚实的人不致被虚伪欺骗。他们开始发出一些强有力的号召，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义，在人们心中唤起了昂扬的热情。这些号召是：权利平等，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取消全部弊端。他们的政治体制与宗教体制之间并没有矛盾，一般成员与领袖之间也没有秘密斗争，既无排他性的信条，又无严格的考验使人们难以加入。他们将信仰自由作为一条基本大法，由于他们所建议的改革规模巨大，他们的计划又广泛而尚未确定，这就吸引了目的各异的人投入他们麾下。律师们加入他们的团体，希望从教士手中夺去全部司法权及管辖权；酷爱自由的立法者考虑在他们的帮助下制成一部全新的、明晰的、简单的立法计划，以便从律师们手中夺去巨大权利和利润。哈林顿可以梦想在他们之中有一群圣人，西德尼可以梦想斯巴达的自由或罗马的自由，利尔伯恩可以梦想古代萨克森法律的恢复，哈利森可以梦想基督再来到世上。无论是共和派或阶级平等派，无论是推理派或理想派，无论是信仰狂徒或胸怀大志的人，都在兼收并容之列。只要对保王党和长老会派怀有深仇大恨的人们能抱着同样的热情，一起冲向那情况不明的未来，这就足够了。</b>
<h3>国王在牛津的行动</h3>
<b>尽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们在战场上和威斯敏斯特大厅取得了胜利，却无法平息这些内部斗争，这在伦敦和牛津都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了。国王身边的人劝他利用这些分歧，不断有人提供各种不同的消息和建议。有人说应该把仗打下去，因为冲突的各派必定只顾私斗，不管公敌；也有人劝国王找在牛津躲避的贵族——特别是霍兰伯爵和贝德福德伯爵——出来调停，尝试和埃塞克斯等人谈和；甚至有人提议试探一下独立派领袖们的态度，因为有利于同他们谈和时取得较好的条件。洛夫莱斯勋爵已得到国王的许可，同哈里·文爵士密切联系起来，却不知道哈里·文其实是议会派来的卧底。事实上，那些背离议会的贵族，在牛津并不受欢迎。查理虽然同意接见他们，却一副冷冰冰的态度。霍兰伯爵在杰明的帮助下，设法重得王后的欢心，却没有效果；他用尽手段想要恢复从前与国王亲密的关系，也是枉然。在纽伯里之战中，他曾自告奋勇，亲临前线，以他的血作为重新效忠国王的证据，但是傲慢沉默的国王丝毫不为所动。这些来牛津躲避的贵族，看到宫廷执意不要他们效劳，一直在考虑怎样摆脱这种难堪的处境。向国王建议继续打仗当然更为动听，但也没有什么结果。围攻格罗斯特的失败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无政府状态，甚至还有公然结党营私的。大家因为这次致命的失败而互相责难。内阁对于陆军的无纪律性颇有微词，陆军却很无礼地责骂内阁；鲁珀特亲王虽然除了国王之外，可以不听任何人的号令，却很妒忌统帅；统帅与贵族们也口出怨言，反对鲁珀特亲王的独立行事与粗鄙行为。国王很尊重自己亲人的荣誉，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鲁珀特亲王，他为了维持王族体面，不惜牺牲掉他最有用的朋友们。只有海德曾经直率地尝试改正国王的错误，但他在宫廷毕竟是一个新人，并无职务以外的名望和权利，有时还需要国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气或大臣们的阴谋。总的说来，牛津与伦敦同样存在内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产生致命伤，因为伦敦的不和正推动事态往前进展，而牛津的不和则使事态陷入瘫痪。如今，查理在内心深处厌倦了自己那班人马，如同当初他厌倦自己的人民一样。他才得知议会与苏格兰已结成新联盟，于是派汉密尔顿公爵（他重新得到国王的信任）驻扎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准备不惜任何代价，阻止这两者的联盟。据说公爵奉命向苏格兰建议，将来内廷的官职将分派三分之一给苏格兰人，原属于苏格兰的诺森伯兰、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各郡重新交还给苏格兰，国王答应定居纽卡斯尔，威尔士亲王及其王廷则驻在苏格兰。无论国王的条件是否出于真心，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安特里姆伯爵不久前在爱尔兰被驻扎的苏格兰军队拘捕，从他身上搜出几项证据指向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他和蒙特罗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约克时所定的。他们准备装运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苏格兰，同时在北方招募高原人，分化敌人的兵力，以帮助国王。这个计划显然即将实行，因为蒙特罗斯在围攻格罗斯特的时候回到国王身边，而安特里姆刚从牛津来此。国王和他上次前往苏格兰一样，一边对人民提出最动听的建议，一边进行最黑暗的阴谋反对他的人民。在苏格兰首都的议会和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已订好条约，并将这些详情通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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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还暴露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国王与爱尔兰叛党经常通信，接受过他们的建议和贡献，甚至他正同叛党订立停战条款。可是，当查理和英格兰对话的时候，总是对爱尔兰痛加咒骂，以掩盖他和爱尔兰的秘密接触。叛乱所点燃的战火已经在这个不幸的地方接连发生，但还没有达到目的。爱尔兰共有一万多名士兵，军饷不高，又很少有机会休息，根本不够平乱，只够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内战还没开始之前，议会曾计划出大力气平乱，于是借了一笔款项，打算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征伐。不料内战爆发，议会自顾不暇，极少想到爱尔兰。即使想到，也不积极，只是在当地基督教徒闹得厉害的时候，说几句安抚的话，最重要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一切祸害都是国王的责任。查理很少注意爱尔兰人民的利益，也很少为爱尔兰基督教徒作出牺牲。他责备议会不该动用安抚爱尔兰人民的款项，自己却截留下解往爱尔兰的粮食，又从都柏林的军火库里取走了枪炮子弹。爱尔兰的重要基督教徒是亲附主教制和王室的贵族，陆军的军官中有很多人是保王党，都是议会急于驱逐的。他们的将军奥蒙德伯爵，有钱有勇，慷慨大方，为人民所爱戴，他两次击败叛党，却将胜利完全归功于国王。爱尔兰的议会党衰落得很快，亲附议会党的地方官全被保王党撤换了。议会曾派两个下议院议员前往爱尔兰当委员，想恢复失去的势力，可是奥蒙德不许他们入市政会，最终将他们逼回英国。从这时起，爱尔兰所有军政大权都集中到国王手中。1642年11月14日，爱尔兰叛党在基尔肯尼设立了一个握有统治大权的二十四人的议会，井井有条并审慎地管理乱党。他们不止一次对国王表示服从与亲密，劝他不要再与效力于他的忠诚人民为难。这个时候，查理还不能完全置英格兰舆论于不顾，所以不能公开同爱尔兰叛党联盟，但他认为可以向爱尔兰表示一些好意，于是把正在爱尔兰平叛的军队撤回英国，以攻打更恶劣更可怕的反叛。奥蒙德奉命同基尔肯尼的议会进行磋商，不谈别的，只说基督教的事业及其捍卫者在爱尔兰所处的困境（事实上也不假）。军队写了一篇悱恻动人的抗议，向都柏林的大堡陈诉，历数军人的疾苦，宣布他们不想再当兵。同时将这篇备忘录送交牛津与伦敦，要国王和议会都知道他们的痛苦。当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时候，谈判正在进行，也快要达成协议。9月底，也就是议会在威斯敏斯特郑重接受它与苏格兰订立的新条约的前几天，英格兰得知国王刚刚同爱尔兰叛党订立了停战一年的条约，调回前往平乱的英吉利军队，共有十个团的部队回来，五个团将在切斯特登岸，五个团将在布利斯托尔登岸。</b>
<b>各方面一片哗然，爱尔兰人成为英国人蔑视、仇恨和恐惧的对象。甚至在牛津城里，保王党也心怀不满，有几个军官离开纽卡斯尔勋爵的军队，向议会投降了。霍兰勋爵回到伦敦，他说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确大有势力，良心不容许他再在那里逗留下去。贝德福德勋爵、克莱尔勋爵、佩吉特勋爵和爱德华·迪林爵士，都以同样的借口来掩饰他们的三心二意和胆小怕事。议会十分欢迎这些回头的人们归来。国王的行为变成大家咒骂和挖苦的对象，他们回想他刚刚才郑重发布的誓言，又回想他提出答复时盛气凌人的腔调，那时已有人抱怨宫廷与叛党私通消息了。人民得知在调回的军队里杂有大批爱尔兰天主教徒，居然还有许多女人身穿野蛮的奇装异服、手执长刀，就愤怒不止。国王不仅不为被屠杀的爱尔兰基督教徒报仇雪恨，反而收留那些万恶的凶手在军中。许多较为优秀的人士，本来没有群众那样感情用事的偏见，从此以后也深深恨上国王，有的是因为国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为他重用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徒。</b>
<b>查理很快得知这种情形，并察觉是议会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认为无论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词而以他的行动来判断他的动机，简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发人去请海德来，他说，他曾在宣言中提到过议员们是议会的一部分，这未免给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国王认为，同意他们继续存在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国王无权取消自己实行解散议会的权利。无论如何，他们已经通过反叛放弃了所有权利，因此他想命人写一篇通告，宣告他们实际上已被解散，从而明文禁止他们集会，并严禁任何人承认他们是议会。海德听完国王这番话，十分惊诧，又很着急，只能答道：“我知道陛下已经周详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却还没有仔细考虑过，它需要很认真地考虑。我个人无法想象，因为陛下禁止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他们就不再前往那里。陛下的严令反而会让许多已经脱离他们的人重新回去。也许议论中的法案会判无效，至少我希望它无效，但是这要等议会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话，无论什么法官，都绝不会宣布法案无效。有人指责说陛下想解散这个议会，想取消这个议会所通过的全部法令，其中包括许多对人民很宝贵的法令。既然陛下常常否认有这样的意图，就应该知道发布这样一个宣言会使多少忠诚善良的人民忧心。因此，我恳求陛下在实行这个计划以前再郑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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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内阁大臣们几乎都表示同意海德的意见，查理虽然骄傲，但和这些大臣在一起时，就变得摇摆、胆怯起来。一旦有人表示反对，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和自己的枢密顾问官们开会的时候，当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或不知道怎样结束令他不愉快的讨论时，他多半就会让步。他犹豫几天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但此时有必要采取一些决定性措施，仅仅为了使保王党们保持警惕，不让议会在和平间歇期得到便宜，赢得早已不耐烦的人民的注意。有人提议说，既然议会的名义具有号召人民的影响，那么何不召集那些曾经退出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来牛津开会，用这个由国王出席的合法而正式的议会来反对他们那个叛逆又破裂的议会？查理不欢喜这个建议，因为一旦有议会出现，他就得听议会的建议，受它的势力左右，他认为这样有损于君王的尊荣。王后反对得更坚决，她认为一个英吉利的议会，无论怎样热心帮助国王，都不可能支持天主教徒和她所宠幸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这个提议，就难以拒绝它了。保王党对它极其欢迎，甚至内阁也指出它的种种优点：新议会将议决以款项支持国王；当大家看到有这么多议员同威斯敏斯特议会脱离关系时，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将丧失名誉。所以，查理虽然心存不满，也只好同意了。当时大家的看法是，若打算解散一个桀骜不驯的议会，最好的方法就是成立第二个议会。</b>
<b>这个措施最初在伦敦引起一番焦虑。他们听说保王党企图同市民们直接进行和平谈判，不要议会干预；又听说和约的基础已经商量好了，其中一条就是承认在伦敦办成的借款。议会常常不能按时付息，而国王则保证到期清偿。又有人揭露温和派与独立派想阻止苏格兰人进入英格兰，而且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摆脱长老会派的束缚。12月8日，皮姆病逝了，下议院议员们哀悼他们丧失了一个最老的，也许是最有用的领袖。他的才华虽不及汉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评论及公开的辩论中，对议会党功劳很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汉普登。他为人坚决、耐烦、能干，善于攻击对方，善于布置辩论或对策，善于鼓动人民的情绪，又善于取得摇摆不定的重要贵族们的支持。他几乎是各个委员会中最勤奋的成员，本党的决议案几乎全出自他的手笔，凡是别人想要规避的任务，他都慨然担任。总之，他不辞辛劳，不求名利，他把雄心壮志完全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过一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它是专门针对主张秩序与和平的人所发表的言论，就好像他对过往有所遗憾，又怕将来有人会责怪他似的。他死了，与汉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可以免受做出违心行动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免受违反过去一贯生活的痛苦。现在那些正在变改良为革命的人物，如克伦威尔、哈里·文、哈斯利格等人，不仅没有心怀恶意地指出这位维新老将晚年时略带迟疑的表现，还带头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遗体停放了几天，以便成群结队的人们前来瞻仰，也为反驳保王党传播的他死于不体面的病症的谣言。有一个委员会奉命调查他的身后遗产情况，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建纪念碑。全体议员为他送殡，几天以后，全体议员代他偿还了一万镑的债务，据说是他因国事积欠下来的。</b>
<b>当下议院议员们通过上文所说的几个提案时，市政公会派遣一个代表团来上议院，感谢议会出力，感谢勋爵将军的勇敢，在议会面前重新宣誓，表示愿为议会的神圣主张赴汤蹈火，并请全体议员赴会，以示团结（1644年1月13日）。</b>
<b>议会又恢复了信心。在牛津议会预定开会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议会点了名，上议院只有二十二个贵族到会，下议院却有二百八十人出席。缺席的人中，有一百人是奉议会之命出去办理公务。两院议决，不容许对他们的权利加以怀疑，他们将以轻藐的态度拒绝和对手们通信。2月1日，埃塞克斯转交给上议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党军队的统帅福思伯爵送给他的。于是指派一个委员会来审查信的内容，委员会报告说这件公文并没有向议会说什么话，贵族院的将军只好将它送回原寄处。</b>
<b>原来这封信是聚集在牛津的四十五个贵族代表和一百一十八个下议院议员专门写给埃塞克斯本人的。信件告诉他，他们已经就任，并且愿意讲和，国王也有意赞成，希望他运用他的影响“促使信任他的议员们也趋向于议和”。这种说法针对威斯敏斯特的上下两院，查理已坚决不再承认他们是合法议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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