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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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查理一世专制时期（1629～1640）</b>
<b>议会定于11月3日开幕。有人曾力劝劳德另定开会日期，因为这一天是个不祥的日子，亨利八世曾于11月3日召开议会，结果开会时死了红衣大主教沃尔西，闭会时许多寺院被毁。劳德没有理会这些预言，因为他已感到疲惫，所以和国王一样，轻率地将未来交给机运。当时，胜利者与失败者都不曾猜到后来的结果。</b>
<h3>政治与宗教的双重专制</h3>
<b>将政府机构看作试验品，认为可以随时更换，是世上最危险的事情。查理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曾试图和议会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却又深信：如果议会不听话，他也完全能够抛开议会，自己把国家治理好。他鲁莽地当起专制君主，宣布要坚持专制统治，同时又充满信心，如果将来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再回头利用议会。</b>
<b>他身边最有才干的枢密顾问官和大臣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此时，无论是查理，还是他的左右，都并不打算永久性废除英国的旧法律和伟大的枢密院。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傲慢无礼，却并非不怀好意。他们所说的话，甚至所做的事，都没有心中所想的那么大胆。他们说，国王曾对人民表现出公道仁慈，做过许多让步，但下议院太难满足。他们要求国王成为他们的附属品，这一点国王办不到，他若迁就便不再是国王了。当国王与议会无法取得一致的时候，议会理应让步，因为国王才是国家唯一的统治者。既然下议院不肯让步，国王就只能抛开议会，自己治理国家。人民迟早会明白这件事情的必要性；然后议会也能明白过来，并变得更加明智。到了有需要的时候，国王自然会再召开议会，谁也无法左右他的决定。</b>
<b>宫廷比内阁更缺少远见，只以为解散议会便等于扫除了他们的阻碍。当议会开会的时候，大臣们坐立不安，谁也不敢大胆敛财，尽情享受他们的特权。权力遇到障碍，阴谋不易施展，白厅的游宴上笼罩着不愉快的阴影。国王思绪万千，王后也惴惴不安。现在议会解散了，所有的不安与拘束随之消失，往日的浮华又重新呈现。宫廷没有想到，当他们一味追求眼前利益的同时，也在帮助本国政治进行一场变革。</b>
<b>人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解散议会是一个经过深谋远虑的计划，有人想要毁掉上下议院。下议院刚刚解散，汉普顿宫、白厅，凡是国王巡幸之处，天主教徒、宣教士及其信徒、阴谋家以及寻欢作乐的人们，都在为他们的胜利弹冠相庆。与此同时，在伦敦塔里，在伦敦市及外省的重要监狱里，监禁着许多公共权利的守护者。议会原是神圣不可侵犯且言论行动自由的地方，这些人却因此被弹劾[ 被捕的议员是：登齐尔·霍利斯、迈尔斯·霍巴特、约翰·埃利奥特、佩特·海曼、约翰·塞尔登、威廉·科里登、沃尔特·朗、威廉·斯特劳德和本杰明·瓦伦丁。——《国家审判》。</b>
<b>]。他们要求享受议员特权，取保释放，法官们却迟疑地不知该如何答复。1629年9月，国王与法官们互通信息，犯人们的要求被全部拒绝。他们受审时勇气不减，大多数不肯承认自己犯罪或有任何错误，也不肯交付罚款，他们宁愿坐牢。</b>
<b>当国王迫害议员的时候，群众的愤怒与日俱增，并毫不掩饰地公开表现出来。尽管议会失败被迫解散，但它的精神仍然存在，议会领导人仍坚持在全国的审判官面前努力。受到指控的议员们坚决不屈，这使人民更加斗志昂扬。人民常看见犯人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受审完又从威斯敏斯特回到伦敦塔，人民的高呼和祈祷一路陪伴着他们。法官们流露出焦急的态度，这使人民得到一线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毫无希望。群众如同在战场上一样，一会儿看到希望，一会儿又感到害怕。</b>
<b>大审判终于结束了。有几个议员因为害怕或者受到诱惑而支付了罚款，奉命远离首都、归隐田园，以遮掩他们的软弱。其余节操高尚的人则坚持到底，始终不肯屈服。他们被囚禁在监牢深处。人民看不见他们的面容，听不到他们声音；他们也看不见、听不见人民。掌权者发现再没有公开的反对，就以为自己大获全胜，人民一败涂地，不可能东山再起了。1629年4月11日，查理急忙同法兰西订立和约；1630年11月5日，又同西班牙订立和约。他终于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了。</b>
<b>有时候，统治一个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一段时期内，公民们只注意自己的个人利益：乡绅们在郡中议事，商人们在市政厅内，水手们在岸边，学徒们在店里，都没有什么议论或者愤激的举动。但这并不表示，全国人民会一直这样麻木不仁地活下去。他们只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方向，好像在辛苦劳动中忘记了自由的失败。查理的专制手段虽然充满压迫，却并不那么强烈。他没有筹划什么雄图大业，也不追求那些富有风险的荣耀，只满足于有尊严地享受他的权利与地位。战争既然已经停止，他便觉得没必要再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牺牲。人民致力于耕种、贸易与读书，此时没有野心勃勃、无休无止的专制来阻止他们的努力，或妨害他们的利益，所以国家发展迅速，一片繁荣景象。这样的平静与兴旺发达，给当权者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他是明智的，而全国人民对一切都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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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政府面临的麻烦从国王身边的近臣与仆人那里再度萌发。人民的抗争刚告一段落，国王身边的两派很快争夺起了权利，以王后与政府为一方，宫廷与内阁为另一方，双方都想左右这个重获新生的专制政权。</b>
<b>王后一到英国，就毫不掩饰她对新国家的反感。英吉利的宗教、政治制度、风俗、语言，全都令她感到不快，甚至在他们婚后不久，她就幼稚无礼地对待丈夫。她远离故乡，只有权利的乐趣才能使她聊以自慰。在可怕的议会解散后，她才体验到统治的全部快乐。她凭借自己的和蔼活泼，没多久就操纵了这位拥有高度原则性的青年国王。查理对此还心存感激，为王后能屈尊与他为伴而感到受宠若惊。查理是个拘谨传统的人，很看重家庭生活的幸福，却难以使活泼好动、性格强悍的亨利埃塔·玛丽亚王后满意。她想要的是举世公认、不可一世的王国——让她可以炫耀手中的一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她身边聚集着天主教士、追逐财富与权势的纨绔子弟、卑劣的阴谋家以及年轻的大臣，这些人声称，他们的荣华富贵与政治上的胜利只有依仗她才能得到，只有她才能解救他们信奉的宗教。本地的天主教领导人、罗马教皇的使者们，在王宫里大肆卖弄欧洲大陆的见解、习俗和时髦风尚。王后的宫殿里全是外国的礼仪和制度，而且无不触犯英国原有的信仰与风俗。她还要求国王，要让人民看到国王对她的敬重，让人民知道他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如果未经她认可，国王就不能行事；若国王拒绝她的要求，她就大发脾气。查理也喜欢王后有求于自己，因此只是一味地想着如何为她分忧，消减她的怒气，此外就别无他念了。</b>
<b>对于国王这样的喜怒无常，纵使是最有奴性的枢密顾问官也不可能无条件服从。查理有两个顾问官，他们不是无头脑无气魄的人，他们虽然对国王的事业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却不愿因一个女人的幻想或宫廷的要求来为国王效劳。</b>
<b>斯特拉福德抛弃同伴依附国王，其实并没有牺牲什么值得深思的原则，也不用勉为其难地违背自己的良心。他原本就是野心勃勃、性格强烈的人，只是由于痛恨白金汉，才变为一个爱国者。他向往荣华，只想充分地炫耀他的才华与精力，而不是出于怀有正直的信念。现在他替国王办事，正像他以前为自由出力一样，热情丝毫不减。只是他要做一个严肃、高傲、有能力、不肯屈尊的阁臣，而不是一个专门巴结上司的轻浮幸臣而已。他心胸广阔，因此不愿意沉溺于宫廷卑劣的阴谋之中；他性格高傲又急躁，因此不肯迁就宫廷的礼节与见解。他工作热情高涨，不怕任何敌人，排除一切抵制。他热衷于扩大和加强国王的权利（如今国王的权利就是他自己的权利），又忙着重建秩序，革除弊端，取缔非法的私人利益，推进不会危害君权的公众利益。他是一个热烈如火的专制者，但他仍然拥有一颗爱国之心，一直努力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他的目标，他的行事特点，都努力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专制而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可信赖的，勤奋的；它不重视民权，但关心人民的幸福；它讨厌一切卑劣的陋习，一切轻微的渎职行为；它要求各方面不分大小上下，不分宫廷民间，统统听命于它的意志和观点。</b>
<b>斯特拉福德的朋友劳德大主教，对世俗事务不大关心，但拥有更多无私的热心。他为人严苛，生活简单，狂热地崇拜权力，无论是他为之效劳的权力，还是他自己手中握有的权力。在他看来，对人民的行为进行限制和惩罚，就等于建立秩序，而秩序永远等于正义。他不知疲倦地活动，但视野狭隘，粗暴苛刻。他既不能调和两种对立的利益关系，又不肯尊重人民的权利。他以严格的正义感来反对滥权，又以狂热的憎恨来反对自由。在对待大臣与市民上，他同样行事鲁莽，而且毫不讲究方式方法。他深信只要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那么大权在握就所向披靡。他常被一种牢不可破的成见所控制，这种成见以狂热的激情和权威左右着他。</b>
<b>这样的枢密顾问官正符合查理的新形势。这两个人不在宫廷之内，就不需要讨好宫廷，而会始终效忠于国王，既没有幸臣们的傲慢无礼，也没有他们的贪欲。这两个人凡事持之以恒，不辞辛劳，有胆有为，认真办事。爱尔兰一向是国王的麻烦，耗费国王许多钱财，但斯特拉福德掌管不久，这里就变成国王的财富来源。爱尔兰的公债还清了，以前捐税收支混乱，现在则很有条理，不久就有了盈余。如今贵族不能再肆无忌惮地压榨平民，贵族派系与宗教派系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争斗了。斯特拉福德到任时，军队疲弱，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没有整齐的军服；在他重新整顿后，军队变得纪律良好，粮饷充足，不再抢劫居民。治安有人维持后，贸易就开始发达，制造业兴旺了，农业也有进步。简单来说，爱尔兰现在应用专制手段，依靠严刑治理，有时甚至会使用不名誉的粗暴手段，不过相比从前人民受税官剥削、贵族欺压的情况，现在已文明多了，也有利于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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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劳德在英格兰掌管民政，不像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那样权力巨大而集中，他的才能也不及他这位朋友，但他遵循同样的路线施政。他受命管理国库，不仅禁止一切非法侵吞与支出，还尽力明确各项税收系统，使征税不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税官为了榨取私利，致使征税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弊端。劳德与商人们会谈后，废除许多对贸易有害也对国库无益的条款。1636年3月间，他推荐伦敦主教贾克森做财政大臣。贾克森是一个勤奋温和的人，扫除了许多对国王和人民都不利的弊政。劳德将国王与教会的利益放到第一位，但遇到与国王或教会都无关的问题时，他也会以善良和真理为目标，毫无畏惧，也丝毫不顾及其他的利益。</b>
<b>斯特拉福德与劳德的行为虽然有益于国王，也不损害人民的利益，却大大影响到宫廷人士的利益。幸臣们结党营私，共同反对他们，比人民反对得更强烈，而且手段也更多。当斯特拉福德第一次出现在白厅的时候，大家就嗤笑他是个暴发户、粗鄙的乡绅，因为他们听惯了斯特拉福德在议会上反对宫廷的说法。他们也不喜欢劳德的严肃态度以及他语言的直率，讥笑他是个只会讲神学的书呆子。这两人都有几分傲气，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态度又一点不讨人喜欢，两人都看不起阴谋或钻营，主张节约，好谈公务与国家需要，而这都不是宫廷所喜闻乐见的。王后对他们渐生反感，因为他们阻挠了她对国王施加的影响，而高等贵族则嫉恨他们的权利。所以没过多久，宫廷和人民便联合起来攻击他们，大声疾呼反对他们的专制。</b>
<b>查理却没有抛弃他们，他完全信任他们的忠诚与才干。他们的见解与他个人的看法十分一致，他尤其敬重劳德的奉教虔诚。不过，尽管国王本人可以不理睬宫廷的看法继续重用两人，却无法令宫廷接受他们二人的管理。查理的行为举止与感情都很严肃，但思想深度不够，不能洞悉绝对专制的难以贯彻，没想到实行专制必须牺牲一切。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就是这样，好像无论什么事，都不用他操心费力便能办到。他经常在内阁专注公众事务，但是尽了责任之后，就不再操心。他极少关注自己的统治真正贯彻下去需要什么，更多的是考虑统治的乐趣。在他看来，王后的喜怒、宫廷的惯例、宫内职官们的权利，都是必须考虑的要事。政治利益要求他不能忘记那些事，因此就导致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国王让斯特拉福德和劳德饱受这些折磨，他以为只要把他们留在位子上就行了。国王命他们实施专制，却不知一旦要宫廷做出牺牲，或与白厅的条规相反，他们的权利就行不通了。当斯特拉福德在爱尔兰办事的时候，他常奉命进行解释与道歉。有人说他言语中藐视王后，又有贵族说他高傲，他不得不在都柏林作出回答来驳斥这些无根据的控诉。他从未得到国王保证他平安无事的承诺，以及一些此类可以使他安心办事而不必提防各种突如其来危险的承诺。</b>
<b>因此，尽管国王的顾问官们有精力、有热情，尽管国内太平无事，国王的行为还算良好，但政府仍然软弱无力，不受人们敬重。政府受到国内纷争的打击，轮流被两个相敌对的势力所支配，它们有时不顾一切地摆脱法律的束缚，有时却又在极其微弱的困难面前让步。政府已在大陆抛弃了基督教事业，甚至禁止驻巴黎大使斯丘达莫尔勋爵在基督新教教堂做礼拜，因为它的仪式与英吉利教堂的仪式不一样。1631年，政府任命汉密尔顿侯爵为统领，在苏格兰招募六千人前去打仗，没想到他竟然吸收了清教徒派的宗旨和信条，而那正是英吉利国教所严禁的。查理诚心信仰前辈们所创造的革新宗教，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又总是会给天主教徒许多特殊的优待。大主教劳德和他的君主一样真诚地反对罗马教廷，甚至在讲经中竭力反对王后教堂所举行的礼拜仪式。但是，他却很赞成罗马天主教式的制度，教皇还因此送给他一顶红衣大主教的帽子（1633年8月）。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政府也经常出现缺乏决断、自相矛盾的情况。英国在大肆炫耀专制主义，却不知道建立专制的基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需要持之以恒。时间一长，专制主义就逐渐被人淡忘，以致专制的抽象要求日益超越了它所采用的手段。如今财政有了秩序，很公正，国王又并不穷奢极欲，但款项仍然十分缺乏，就像以前国王极其浪费、官吏普遍贪污时的情况一样。查理高傲地不肯向议会让步，于是想出削减自己花费的办法来平衡收支。在他看来，富丽堂皇的排场、豪华的宫廷宴会都是君主应有的权利，甚至是应尽的责任。他以前不知道大臣们在筹备这些排场和宴会时从中获取了多少好处，当他知道后，却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所以，国王虽然通过和平的方式省去了许多额外支出，还是无法满足政府的需求。英国贸易发达，商船的数量及其活动日益增多，这就更加需要海军的保护。查理很自信地答应给予保护，并努力实现自己的诺言，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国王的舰船年久失修，水手们又很久没有领到饷银。巴巴里[ 北非（除埃及外）的伊斯兰教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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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海盗竟然来到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海湾。海盗骚扰大不列颠海岸，登岸劫掠乡村，掳去几千人（1637年）。后来，雷恩斯巴勒船长奉命赴摩洛哥捣毁了一个海盗的大巢穴，发现三百七十个奴隶，其中包括英吉利人和爱尔兰人。由于政府懦弱无能、苟且偷安，斯特拉福德不得不自己出资为一艘船装备军械，以保护都柏林的港口免遭海盗蹂躏。</b>
<b>这样的昏聩无能及其不可避免的危险，当然逃不过经验丰富的人们的观察。各国驻伦敦代表已写信将这里的情况告诉自己的君主，英格兰徒有繁荣之名，被欧洲大陆认为是脆弱无能、鲁莽轻率、岌岌可危的。英格兰驻巴黎、马德里、海牙等处的大使，不止一次被人蔑视，甚至遭到侮辱[ 当时的文字材料，包括豪厄尔所收集的信件，提供了上千例这方面的事件，这里我只举其一。1629年，托马斯·埃德蒙爵士到法国签订和约时，奉命前去迎接他进入法国境内的那位先生说：“我来向你致敬并陪你到王宫时，身边的随从很少，阁下不会感到惊讶吧，因为在雷岛被杀死的人太多了。”这话暗讽白金汉公爵在雷岛作战的失败。</b>
<b>]。斯特拉福德、劳德和其他阁员们都知道这样不妙的情形，也曾想方设法补救，其中最为勇敢最具才能的就是斯特拉福德。他奋力反对一切阻碍，迫切期望国王能以勤劳和远见治国，确保国家拥有稳定的国币收入、充实的武器军火、堡垒森严的要塞以及一支陆军。1634年，他毫不迟疑地召集爱尔兰议会。爱尔兰议会最听话，又乐于供他驱使，这也许是由于议员们怕他，也许因为他有功于爱尔兰。但是查理不许他再召开议会，因为国王与王后最怕听到议会这个词。尽管他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却不得不受懦弱的人束缚。他具有远见，却无济于事，因为他一直在与盲人对话。内阁有几个大臣的想法与他相同，却更加自私，每当需要有人支持他的见解时，他们都退缩不前，只剩下他和劳德两个人去承受宫廷的阴谋与仇恨。</b>
<b>在英格兰历史中，查理的专制哪怕不算最残暴的，至少也是最不公平的，它完全称得上前所未有的滥用君权的罪名。查理既不能借口国事需求，又没有任何伟大的政绩能够满足人民朦胧的需要，就随意抛弃并践踏人民的权利。他不顾国家的法律和舆论，以及自己许过的诺言，随时根据环境需要，冒险尝试各种专制手段。他采用这些鲁莽的非法措施，并不是为了取得一个伟大制度的胜利，只是为了运用权宜之计艰难维持一个进退两难的政权。狡猾的律师们奉命搜索旧档案，试图从中发现以前的违法案件，将它们作为国王的权利。于是就有这些学问欠佳而品行险恶的人，把许多伪装的权利变成现实中的扰民苛政。若是有人上诉，那些奴性十足的法官就会宣布，这是国王一直都有的权利。有些法官不肯迎合君主的意向，国王就干脆成立了一批非正规法庭，例如横行不法的星法院[ 星法院（Star Chamber），以专断暴虐而闻名，1641年关闭。</b>
<b>]、北方政务会[ 北方政务会（the council of the north），1537年由亨利八世在约克建立，那是在北方各郡因镇压小修道院而引发骚乱以后的事。建立北方政务会是为了在这些郡中执行法律、维持秩序，它不受威斯敏斯特各法庭的管辖。起初这种法庭的管辖范围很有限，到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代，它的管辖范围有所扩大，也更加专横。</b>
<b>]等。它们独立于习惯法之外，代行法院职务。就这样，政府重新订立久已不抽的捐税，又巧立名目开征新的税种。许多专卖项目又出现了。（这些专卖项目由伊丽莎白所创，不久废除；詹姆士一世再立，但议会一直不许征收，便取消了；查理自己也曾一度取消过。）专卖项目使大臣们获得巨大利益，却使人民饱受痛苦。查理还常常扩建皇家森林。仅以罗金厄姆森林为例，它从周长六英里，扩大到周长六十英里，人民若不小心闯入，就会被逼缴沉重的罚款[ 当时在查理治下总共收缴罚款六百万镑。</b>
<b>]。官员们四处查问人民的越权违规行为，如果找到错漏，却不加以革除，反而要人民出高价来换取弊政的继续。国王与某些办事人秘密勾结，给他们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的特殊权利。他们甚至将法官的严格执法变成一种获利的手段，只要稍有借口，就施以前所未闻的罚金。有人害怕这样的灾祸，就事先重贿以免除惩罚。这个时候的法庭，好像不干别的事，专为国王敛财，同时也让国王的对头们倾家荡产。如果某郡人民对滥征滥罚表示不满，国王就将当地的民团武装解除，直接让国王的军队进驻。人民不仅要供他们食宿，还要供应他们的装备。人民被迫偿付不属于他们的欠款，否则便会受到滥捕穷追。官府根据他们的财产、信用、经营事业的大小，要求交付若干数额的罚款，才释放他们。无论是抽捐，还是监禁、判罪、严罚或颁赏，都充满了随意性。专制范围日渐扩大，平民的怨恨之声此起彼伏，宫廷也害怕起来，然后就轮到导致人民怨怒的地方官员来行贿以免罪。斯特拉福德也疯狂地进行专制，有个名叫蒙特诺里斯的贵族说了几句略欠考虑的话，就差点被处以死刑。虽然最终并未执行，但此事在英格兰已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国王的内阁中也有人大声斥责。斯特拉福德为平息众怒，送了六千镑到伦敦分给重要的阁臣们。花了这笔代价后，他不仅免了罪，还获准可将他搜刮的罚款随意送给他所宠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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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这就是查理财政需要的后果，但是，他的恐惧心较之财政需要，使他更远离正轨。他虽然十分自傲，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但有时也觉得自己力弱，需要人支持。他几次尝试恢复高等贵族曾经的权势。他害怕乡绅们在伦敦的势力，便借口禁止浪费，命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里。星法院以维护贵族的尊严为己任。若有人得罪贵族，或在言语、行为上对贵族表示不敬，就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刑责，被罚巨款。国王与遭到不敬的贵族则因此得利。国王的目的，是要壮大贵族的势力，抬高他们的身价。但这样的尝试并未继续下去，或许因为效果欠佳，又或许因为贵族们往日的行为，使国王不太信任他们的子孙。事实上，确实有几个贵族站在怨恨国王的队伍前列，而且人民信任这几个人。因此，国王现在需要找出另外一个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已有一定势力，却还需要国王扶持，如果国王给他们一定的专制权利，他们就会报答国王。英格兰的教士们对这样的使命期盼已久，现在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b>
<b>英国国教是根据世俗君主的意愿建立起来的，在建立之初就丧失了独立性。这个团体既不赋有神圣的使命，又不能依靠本身的权利而存在。它既远离人民，又与罗马教皇和普世天主教会分离，其主教和高级教士们不过是国王的臣仆而已。它是一个有责任代表人类信仰的团体，但基础却如此薄弱空虚。英国国教早已知道自己的根本弱点，但由于害怕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铁腕，它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恢复地位。这个教会同时受到天主教和不奉国教的人们两面夹攻，其所拥有的财产和信仰一样岌岌可危。因此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世俗君主，只有这种权威才能使教会免受仇敌的侵害。</b>
<b>伊丽莎白晚年时期，一些德高望重的国教教士曾有所表示。坎特伯雷大主教下面的牧师班克罗夫特博士认为主教制度并不是世俗的制度，自从使徒时代[ 指《新约》中彼得、保罗的时代。</b>
<b>]以来，主教们便从上帝手中取得各项权利以管理教务。事实上，这些新教士认为自己的权利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便开始慢慢走向独立。尽管这种尝试一直小心翼翼，却仍受到轻蔑和反对。伊丽莎白断然宣称她对宗教有充分的、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人民很积极地站到女王这边，他们要求宗教改革，他们很明白，主教们希望独立，并非出于使信仰摆脱君权的考虑，只是为了自己能控制信仰。</b>
<b>詹姆士一世在位时，不曾做过什么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他维持对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却给主教们许多恩惠，有心加强他们的势力（比如通过削弱他们仇敌的办法），因此他们的自信与力量也日益增大。他们热心地宣称国王有神赋的权利，不久又开始宣称他们自己有神赋的权利，班克罗夫特当初小心翼翼提出的主张，现已变成全体高等教士公开承认的意见。1604年12月，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每当国王炫耀他的权利，教士们必鞠躬致敬；不过他们立刻就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要求反对人民，以获得国王的欢心。他们努力支持绝对专制的事业，希望将来有一天，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的帮助才能维持统治。</b>
<b>查理与议会发生矛盾后，在国内很孤立，四处寻找维护统治的方法，国教教士们认为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无人敢与他们争斗，天主教势力也不再让他们恐惧。教会大主教劳德得到国王的完全信任，由他独掌全部教务。其他大臣也没有竭力反对教士，同他们坚决斗争。大臣们对此漠不关心，或者自己就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许多学问渊博的人也为教会增色添彩。几所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非常崇拜该派的原则。如今教会只剩下一个敌人，那就是人民——他们见改革没有完成，不满之心与日俱增，就热衷于完成宗教改革。人民同时要求两样东西：对福音的信仰以及公民的自由。它们互为保障，因此同样危险，既威胁着国王的权力，又威胁着主教统治制的权力。国王虔诚奉教，相信他的权力和主教们的权力同样源于上帝，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教士们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一方面可以脱离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压制人民。</b>
<b>劳德便以他一贯的强硬开始行动了。第一件根本要务就是统一教会的信条、纪律和礼拜仪式，绝不容许丝毫差错，这样才会有力量。劳德以最大的决心，倾注全力、毫无顾忌地办起这件事。统管宗教事务及判决宗教案件的高等法庭越来越专断，它的受理范围、形式以及量刑轻重都日益严酷。所有教会都被规定完全采用国教教会的宗教教义，严格遵行其礼拜仪式。许多教堂的牧师原本不是国教教士，现在全部换成他们的人了。人民成群结队地去听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传道，于是教会禁止他们宣讲。他们既无教堂可以演讲，又无职位收入可领，只能周游各地，在客栈、私宅或田间向信徒们传道。官吏到处追捕并迫害他们。但在乡间，贵族、乡绅和退休的市民却崇拜他们的宗教文化，请他们住到自己家中，聘请他们为牧师或家庭教师。但官吏们仍不放松，继续迫害他们，将他们驱逐出境。许多受迫害的人只能离开英格兰，前往法国、荷兰、日耳曼，在那里创立属于自己信仰的教会。然而，专制独裁居然渡海来迫害他们，命令这些教会奉行国教的礼仪。至于那些已经取得英国执照的法国、荷兰、日耳曼工匠，当初可以自由信奉本国宗教，现在却因此被取消执照，许多人只好离开英格兰，光是诺里奇教区就流失了三千名勤奋的外国工匠。就这样，不奉国教的人们，既没有藏身之地，又没有稳定收入，虽然不断逃亡、躲藏，却仍坚持著书为他们的教旨辩护和宣传。检查官员禁止这样的新书出版，并搜查相关旧书。国教会既不许人们违背他们的礼仪，也不准议论教会。人们听不到他们所爱戴之人的讲话，听不到在他们思想中占重要地位的话题，就痛苦异常。或性情温和或胆小怕事的不奉国教的教士们，为稳定人民情绪，也为避免自己在教徒中完全孤立，就提出妥协意见，希望官方也能做出让步，例如允许教士不穿宽大的白色法衣等。官方回答，如果所提到的宗教仪式很重要，那么就必须绝对奉行；如果无足轻重，那么就不用特别提出反对意见。不奉国教的教士们无路可走，只好起来反抗。他们来到宗教法庭，等待他们的却是侮辱与严刑。主教、法官和其他官员们，用笨蛋、白痴、流氓等最无礼的口吻称呼他们。只要他们开口为自己辩护或有所解释，官吏们就禁止他们发言。即使他们表明不再传道、写文章，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些实施虐政的人也不肯停止迫害。格罗斯特有位牧师叫沃克曼，曾断言教堂里的图画与装饰品是偶像崇拜的残余，就被拘入狱。不久前，格罗斯特市才给他颁发了每年二十镑的终身补助金，此时却下令停发。市长和市政厅的职员们也因此被控，受到很重的罚款。沃克曼出牢后，开办了一所小学校，劳德又下令封禁。这个可怜的牧师为了谋生，只好改当医生，劳德又禁止他行医，如同禁止他教书一般。沃克曼被逼得走投无路，不久就发疯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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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时，天主教礼拜仪式的华丽场面逐步占领了没有牧师的教堂。教堂四壁装饰得富丽堂皇，但迫害已将信仰赶走。许多礼拜堂在大事铺张的排场中行奉献礼，却需要动用武力才能让人到教堂礼拜听经。劳德亲自规定新礼拜仪式的详细细节——有的借鉴罗马天主教，有的是他自己别出心裁的创造，充斥着浮华与冷酷。只要与规定的礼拜仪式或教律稍有不符，人们就要被治罪受刑。劳德从不与人商量，任意标新立异，只要国王同意就办，有时甚至完全独断专行。他改变了教堂内部的布置、礼拜的形式，甚至改变了议会批准奉行的礼拜仪式。这些改变，虽没有刻意学习罗马教会，却使英国国教越来越像罗马天主教。有人刊行书籍，证明英国主教们的教义大可直接采用天主教的教义。这些书籍虽未领过正式发售执照，却因题名“奉献给国王和劳德大主教”而公开销售。许多神学家都是劳德的朋友，例如蒙塔古主教和科森斯博士，他们都相信同样的教义，却不受惩罚。而人民所爱戴的几个传道士虽竭力恪守规则，委曲求全，企图保留一点传道及著书的自由权，结果仍是枉然。人民日益相信天主教教义就要取得胜利了，大臣们也与人民有完全相同的感觉。德文郡公爵的小姐改奉了天主教，劳德问她理由。她写道：“我看见劳德阁下和其他许多人都匆匆地赶往罗马方向，我不愿意挤在人堆里，我要从容不迫地独自到罗马，走在你们之前。”</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