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升与降：贫民化趋势 CLIMBING AND SINKING, AND PROLE DRIFT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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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往上爬】</strong>改变阶级属性之困难，并没有吓住数以百万计一心想往上爬的人，也没有吓住成千上万渴望沉沦的人。
要计算人们在这两方面追求上所浪费的精力是令人伤感的。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斯赫德（August B.Holling-shead），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向上爬的人称为“奋斗者”，而不是“向上爬的人”。
据我们所知，这些奋斗者中有一部分是华盛顿的社会地位治疗专家萝珊·魏斯曼（Rozanne Weissman）的客户，她在技术上指点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如何向高位攀登。她建议怀着如此热望的人们，首先将他们的姓名登在当地报刊的漫谈专栏里，然后等待着接踵而至的政府聚会的邀请。遗憾的是政府聚会对社会底层的人总是大门紧闭的，对向上层阶级进军的人来说，有时彻头彻尾的谎言在短期内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个守门人说：“在聚会上碰到某人问我‘您何处高就？’，我就对他们胡说八道一通，告诉他们‘我是开业会计师’。”
最孜孜不倦向上爬的一部分人是大学教授，C·赖特·米尔斯掌握了他们的密码：“人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地位成就的，”他意识到，“尽管他们出身于中下层阶级，而这个阶级并不以头脑的通情达理、文化的广博精深，以及想象力的丰富著称，因此从事这项职业的许多人在阶级地位上有一定的上升，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大概更多的是知识，而不是社交风度。也有些人，在他们的专业之外还保持着粗俗的文化情趣和平庸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教授的贫民阶级本能拽着他们去打保龄球，而另一部分却把他们往上拔，一直拔到最负盛名的休假疗养地，和一群享有遗产的人一起度价格高昂的暑假。
我们看到的商品邮购目录与中产阶级息息相关，这些人极其盼望着地位的高升，可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只能在幻想中如愿以偿。通过购买印有“预科生啤酒衫”字样的T恤之类商品，这些中产阶级不遗余力地要把自己拔高到中上层阶级的地位，而不是在他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社会地位下面徘徊。（这种邮购目录还推销其他商品，如音乐簸箕，一展开就会奏起《为自由而生》①，还有“世上最小的口琴”。这些东西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预科生啤酒衫”实际受众的心态。）另一家邮购公司推出的9×12英尺大小的护墙板也很好地满足了那些不切实际、一心想往上爬的人，这种护墙板实际上是色彩饱满的深棕色摄影壁画，描绘出一个由上流社会图书馆里那种连在一起的书橱形成的门道：镶木地板、硬木做的细工家具、真皮装帧的书籍，在引人注目的宽敞门道周围有许多装饰板条。人们把这种墙纸贴到自己中产阶级客厅的墙上，虽然“看起来还是像墙纸”，但每次看到它，尤其是眯起眼睛或者有些微醉时，你就能心满意足地想象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升了。
<h3 title="沉沦"></h3>
<strong>【沉沦】</strong>如果说，不论是在现实还是幻想里，向上爬是容易被人理解的，那么一心想往下滑到社会底层则是不可思议的，尽管这样的事情比大多数人注意到的要多得多。男女同性恋者在这一行为上的差别，成为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运动的例证。野心勃勃的男同性恋者，至少在幻想中，热切地期望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成为古玩店、画廊和美容美发厅的拥有者，此目的可以通过不断地接触知名人物来实现。他们打电话时会模仿优雅的声音，并且本能地受到“风格”和上流社会的吸引。女同性恋者则恰恰相反，她们喜欢沉沦，从中产阶级沦落为出租车司机、警察、建筑工人。男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就是坐在雅致的餐桌旁，桌上摆着鲜花、餐具垫和洗手指的玻璃碗，周围是成功、富有、服饰华丽、机智狡猾和不在乎道德的人们。女同性恋者的终极梦想则是穿着工作服，和那些高大健壮的贫民阶层一起，尽情与好友们共进午餐，肆无忌惮地大声喧哗、互开玩笑。
像女同性恋一样，有时文人也表现出一种过分而无节制的沉沦欲望，比如T.E.劳伦斯②加入皇家空军，当了一名士兵，而诺曼·梅勒③则和凶残的贫民杰克·亨利·阿波特④结为同盟，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为曾经受到的阶级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感到内疚？酗酒是沉沦最常见的途径，只要看一眼包厘街⑤就可以确信这一点。既然作家在传统上往往是酗酒者，我们也就可以据此认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成自身阶级地位的下滑。作家和文人们还通过模仿贫民阶层的打扮来满足他们沉沦的欲望，就像那些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一样，穿着油漆工的工装裤，或者加入到平民社团中，再不就穿得像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人，成为莱斯利·费德勒⑥所说的“冒牌少年平民”。
仅仅下滑一个等级的想法很少见，如果你是中上层或中产阶级，要想成功地沦落，就必须下沉到很深的底层。但几乎没有人真正成功地沦落了，就像没有人能卓有成效地进军名利场一样。不管你付出多少努力，就算你的谈吐没让你露馅，你的语法，你对服装、轿车和精神生活的品味也会让你暴露无遗。光临贫民窟的上流社会人士往往成为贫民嘲笑的对象，因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省掉“g”的发音，而混进上流社会里的贫民，则因为对吃洋姜一窍不通而犯下大错。
当然，有很多人社会地位的降低根本不是故意的。通货膨胀、失业、停滞的经济和下降的生产力造成保罗·布卢姆伯格所称的“美国阶级制度的欧洲化”，即“一个更僵化的社会结构、更严重的贫富不均”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进步后，“美国大众现在发现他们重重地摔了下来”，过去在社会顶层还有空地方，现在呢，布卢姆伯格说，“不祥的是……似乎只有社会底层才有足够的栖身之地。”
<h3 title="贫民化趋势"></h3>
<strong>【贫民化趋势】</strong>令人悲观的是，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到沉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贫民化趋势，这个词暗示了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每一样东西都将无一例外地趋于贫民化。贫民化趋势似乎是批量生产、批量销售、大规模通讯以及群众教育不可避免的伴生物。一些重要征兆表现在畅销书书目、吸引每一个人（聪明、敏感和细致的人除外）的电影、购物城，以及人们像旅鼠⑦般飞往知识文化匮乏的“阳光地带”这一行为上。贫民化趋势是布卢姆伯格对美国霍华德·约翰逊⑧化的另一种说法。奥特加·加塞特在《大众的反抗》（<cite>The Revolt of the Masses</cite>，1930年）里说：“目前的时代特点是思想的平庸。尽管知道它的平庸，仍然任由它无处不在地强加给人们。”正如唐纳德·巴塞尔姆⑨指出的，作为这个进程的结果，生活的酒变成了“给他力”⑩，这种说法是埃兹拉·庞德⑪较早时对自动钢琴正迅速替代萨福的竖琴这一观察的修订版。贫民化趋势是勤于思考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的话题。
看看杂志和报纸，就会发现贫民化趋势的证据随处可见。认真研究贫民化趋势的历史专业学生发现，早在20世纪40年代，《大西洋月刊》封面上的内容摘要就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图片。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逻辑严密的批评家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那些习惯于阅读文字的读者群正日渐消亡，或因衰老而失明，而新的受教育者们绝不可能以过去的方式重新形成一个读者群。看看报纸，我们会找到更多贫民化趋势的证据。人类学家马赛罗·吐兹（Marcello Truzzi）在1972年研究了这个国家的报纸后，发现20年前在1750种日报里只有大约一百种辟有占星术专栏，而现在却有1200种。或者看看《新共和》杂志上的广告，从前，即使是广告商也认为这个杂志的读者由自由派人士、怀疑论者、无神论者、知识分子和有组织的投反对票的人组成，而下面是一则1982年出现的广告：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1/1-200601235335361.jpg" />
另一则广告针对《新共和》的“新”读者群，广告作者大概认为由于这些读者上的是美国中学，所以连简单的数学运算都不会，因此对他们来说，一个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是——
<blockquote>
小费运算表，钱包大小的卡片，帮助你迅速计算出百分之十五的小费。售价1美元。俄勒冈州，蒂拉穆克县，瑞什麦提克斯镇720信箱
</blockquote>
从近期占去四分之一版面的昂贵广告中，我们可以判断出，做广告的人一定认为《纽约时报》的读者也在趋于贫民化。这里要谈到的是带有“美国雄鹰”标志的纪念性皮带扣，这种银质的皮带扣以山为背景衬托出一只鹰，通常只会受到衣衫不整的牛仔或青少年喜爱。“这些皮带扣将成为绝版，”广告上说，“一年之后它的金属铸模就将被永久销毁。”很容易看出这是个骗局，以前这种诈骗曾在《大众机械》的读者中得手，人们很自然地会为“收藏品”的诱惑而动心。现在它针对的读者是经纪人、基金会管理人员、大学校长、学者、医生和律师。
生意就是生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对此作出猜想。就在《纽约时报》的“皮带扣”丑闻四天之后，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刊登了一项声明，再没有比这项声明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贫民化趋势了。这个周刊过去一直是极为讲究修辞、喜爱咬文嚼字的阶层的阵地，但让我们看看它的现在：
<blockquote>
《泰晤士》文学副刊的读者包括：
出版商、学者，
以及所有与文学界
相关的人士。
</blockquote>
至此，除了“泰晤士”后少了个“报”字，还没什么大碍，这个疏忽可以归咎于排版人员。但下面的可就差劲了：
<blockquote>
因此，它是理想的大众媒介，
您可以在上面刊登广告、
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和编辑。
</blockquote>
只要打听一下最近当地书店里发生的事情，你就能发现类似的贫民化趋势迹象。主要的倒不是那儿卖挂历、搞笑猫咪张贴画、问候卡和纸娃娃等，而是书的出售十分完美地证明了罗杰·普莱斯的第一法则：“如果一样东西没人想要的话，就不会有人得到它。”过去你往往可以随意订购任何已出版的书籍，过一周左右就能从书店得到它。现在可不行了，令人震惊的是，就连最固执的人都与这样的事妥协了。连锁书店——难道还有其他的书店形式吗？——不仅要收2美元的订购费，还要收书价一半的订金。他们试图使这些障碍合理化，于是给过去的“订购”重新取了个名字。为了突出此过程的艰难和服务的优质，他们称之为“特别订购”，这使它听起来偏离常规、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为之。这样做的效果很显著，顾客们受到鼓励一味地依赖畅销书书目，使他们的兴趣仅仅停留在书店经理（也就是以前的书商）认为大量采购就必定会带来高额利润的东西上。
顾客很快了解到，他再傻也不该走进一家书店问销售人员：“你有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吗？”或“你有没有弗洛伊德的《文明与不满》？”既然你面前堆满了莱昂·尤里斯⑫和安·兰德斯的作品，为什么还要对上述东西感到好奇呢？书界另一个贫民化趋势的例证是，国家图书奖正被美国图书奖取而代之，这两个奖项虽然在名字上巧妙相似，含义却截然不同。过去的国家图书奖具有显而易见的评判审慎的优点，它由公正无私、知识渊博的裁判们来裁决。而现在的美国图书奖则由出版商、编辑、广告商、销售人员和书店雇员来决定，它看中的不是书的质量是否优异，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场潜力。书店新采用的“特别订购”措施和图书奖的商业化，这两样新鲜事物看起来似乎不过是芝麻小事，从文化角度考虑却简直是民族灾难。这些证据就存在于你的住所附近，证明了奥特加令人悲观的研究结果：“大众捣碎了它周围一切与众不同，一切优秀、独特、历练和经典的东西。”
如此说来，贫民阶级表面上看起来是失败者，事实上却是永远的赢家。奥特加在1930年写道，新兴的贫民阶级是“各个阶层的侵略者”，强行用他们的方式玷污迄今为止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文化、复杂和微妙的领域。然而，时间却表明，事实上贫民原地未动，并没有侵略任何阶级，倒是社会顶层自动下滑来使自己适应他们的需求，因为购买力越来越集中到贫民阶层手中。
更进一步的贫民化趋势证据（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是人们在商店、市场、银行和邮局的表现。排队——一个不论东欧还是自由世界都存在的绝对可靠的贫民化信号——现在到处都很普遍。当工作人员抱着电话没完没了地闲聊或者莫名其妙地消失好一会儿时，无精打采的顾客们怀着动物般的耐心等待着。为什么不等呢？反正顾客早就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一个奴隶、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了，他们从来不抱怨。现在一个零售交易要比十年前多花三倍的时间，因为按规定得进行电脑收款操作，对此也无人反对。这样的耽搁越平常、越必要和越能被人接受，你知道，我们就变得越贫民化。同样平常和被接受的，还有相互寒暄和服务的消失，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商店和商行里普遍推行的自助服务（弄得像好事似的）。事实上，自助是最贫民阶层式的。贫民喜欢这种做法，是因为它将买卖交易过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险降到了最低。对他们来说这样挺好，不过由于贫民化趋势，我们不得不全部表现得像垂头丧气的废物。
过去，不同的事物往往有不同的拥护者，那些去看《窈窕淑女》（<cite>My Fair Lady</cite>）音乐剧的人绝不会喜欢看电视情景喜剧《小淘气》（<cite>Diff’rent Strokes</cite>）。而现在百老汇音乐剧定期在电视上做广告，就好像它们拥有同一群观众似的。并且，音乐剧的制作人请求那些公开声明不喜欢风趣、细腻、微妙和风格化的人来观看他们的作品。音乐剧《第四十二街》（Forty-<cite>second Street</cite>）除了最贫民化的老套路，别无其他引人之处。由于它的制作人不遗余力地在电视上大做宣传，因此它十分自然地吸引了情景喜剧《三人行》（
<cite>Three’s Company</cite>）和《爱之舟》（<cite>The Love Boat</cite>）的观众。
一个与贫民化趋势（不如说迅猛波及）相关的迹象是，两家优秀的纽约剧院被一家糟糕的饭店取代了。这件事发生于1982年的春天，碰巧那时奇克出租车⑬的制造商发表声明，声称不再生产这种车子，而这种车我认为是美国惟一文明的出租车。同时，美国的啤酒酿造商将某些敏锐的人已知多年的事情——美国啤酒业的贫民化趋势——公开化了。酿造商特别提到他们减少了啤酒花的含量，因为啤酒花会使啤酒带上酒味和苦味，而贫民喜欢清淡和微甜。正如一个酿酒业发言人所说的，“在过去的十年内，美国啤酒的苦味大概下降了百分之二十，整个酒味都变淡了。”朋友，这就是你我正在喝的酒，除非移居国外或有足够的钱消费从德国、荷兰进口的啤酒，我们别无选择。
也许事情并不完全像奥登所说：
<blockquote>
知识失宠
显见于每张面孔
</blockqu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