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精神生活 THE LIFE OF THE MIND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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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大学】</strong>鉴于美国是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根本没有一个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荣誉的传统，甚至连一条众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会阶梯也没有，因而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他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20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

我曾听说过一个人，在名校获得一个学士学位、一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为的就是日后人们简单的一句话：“他可是一路从耶鲁学出来的啊！”毫无疑问，在美国，这句话的确能使人推崇备至。不管怎么说，这样被授予社会地位，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讨厌的差别标准，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硕果。

只要想想汽车后窗的大学标贴，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人们居然会向人炫耀即便不那么知名的学校，仿佛这样一来就可以给他们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这样做的结果是，由于每个人都以自己受过教育的高等学校为荣，大学的声望早已高过教会了，比如没有人会在他的后车窗贴上“密歇根州休伦港圣名慈善会”，或者“埃尔迈拉市第一浸礼教会”之类的标贴。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这个做法，不用说，你就可以计算出当今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享有的荣誉了。

不过这样一来，当哪个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过歪门邪道和欺世盗名来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时，就无不把自己装扮成一所学术机构。《纽约时报》每天不仅刊登高尚的教学方法之类的东西，而且还有它的“每周新闻有奖问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从事教育事业似的。其他的报纸也会一本正经地刊登以下内容，比如在《时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读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错误地报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而事实上，魔方正确的可能性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辙的是那些经纪人、掮客和房地产商，他们也举办所谓的“研讨会”。连华盛顿那些最为露骨的院外游说集团①，尽管众所周知是在从事贿赂和施加压力的各种活动，也喜欢自称为研究所，仿佛它们是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科学研究所，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们在这个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还会发现诸如烟草研究所、酒精饮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谓的“研究所”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设有“讲座教席”和“教授”职位，由于某个资助者在一份杂志上的声明，我们偶尔得知，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竟拥有“美国企业研究所德威特·华莱士②传播学讲座教授”的职位。

随处可见的是，为了提高社会地位，所有的阶层都把自己紧贴在大学、学术团体、“科学”等事物上。诸如此类的什么都可以，但绝不能是商业、制造业和“市场”。有例为证，摩根图书馆为了招徕项目资助者，便授予他们“研究员”（Fellows）的称号，而不是捐资者（Donors）或资助者（Benefactors）。而且还根据捐钱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级，最高的级别是“终身研究员”（意思似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学教授终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当地的墓园里受到永久关怀）；下一个级别是“荣誉研究员”；再下一个是“常年研究员”；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员”。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享有的荣誉如此之高，以至它们容不得任何批评和忽视，至少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便是如此。因为有GI法案③，它们被作为战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贩卖给了大众。这些年来，除了很少的一些人，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参议员麦卡锡和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学生，没有人敢于大胆地指出大学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结果是，对大学的这种极为荒谬的偏爱非但没有受到责备，反而大行其道，因为谁也不愿意冒被指责为“反知识主义”的风险。这么说仿佛意味着，知识仅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应该只被少数几个高等学府所拥有。如果有人试图积极地把大学分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惧怕和愤怒。指向美国大学里的等级制度，对许多人来说，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制度一样令人恼火。

有意思的是，人们对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B.Fiske）1982年所著的《1982—1983年度〈纽约时报〉美国大学选择指南》的反应。美国全国自称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校大约有二千多所④，据费斯克估计，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清楚这个数字水分不少，其中像他们自己说的那么好的学校怕是不多。在一个“研究机构”失去其意义的世界里，“学院”也会失去意义，这显然是个合乎逻辑的推断。费斯克因此着手统计“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国大学，并得出总共只有265个的结论。为了对这些学院的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费斯克根据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生活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从五星到一星的评级标准。

根据这个标准，他把五星级评给了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史密斯学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学术质量上大体与评定烹饪等级的《米其林指南》最高三星级标准相当的学校，这些学校在教育上的质量相当于一个人在烹饪上达到“法国国家最佳烹饪”水平；紧接着，他把四星级授予了伯洛伊特学院、鲍登学院、艾奥瓦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米其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获得二星烹饪级别相当的学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尔斯学院、科尔比学院、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康涅狄格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相当于《米其林指南》由于“规范餐桌”而定为一星级的学校。

当他用比较的方式无所畏惧地剖析整个美国高校景观时，费斯克无法忽视的是，某些学校在学术质量上比三星级的学校还要差。像任何一个诚实的评论家一样，他只好从其他方面来进行评判，比如藏书量，或是学校剧院的水准，甚至校区里餐馆的质量，他按照这些方面的评判给出了级别。二星的学院包括新奥尔良的泽维尔大学、塔斯基吉大学、坦普大学、塞顿霍尔大学、圣路易斯大学、罗德岛大学，以及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还有些大学，如果从学术质量上评估，费斯克发现只能给它们一星，比如像图尔萨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不管怎样，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但是我们发现费斯克在以下的几个州连一个在学术质量上值得一提的学校也没有发现：内华达、南北达科他（这两个州共有20所大学）、怀俄明、西弗吉尼亚（这个州有17个学校候选）。同样，理查德·尼克松获得优异成绩的加州怀蒂埃尔学院和罗纳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也不值一提。

任何对大学作出的哪怕是中肯的评价，都会引起愤怒的轩然大波。我们可以设想内华达、怀俄明、南北达科他和西弗吉尼亚诸州的州长们会下令对费斯克的恶毒诽谤群起而攻之，大声谴责这个偏执、有眼无珠、假充内行、维护东岸既定权力的费斯克（他是《纽约时报》教育版的编辑），存心蔑视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应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待在报社的批评部门里。在他们的领地内发动宣传攻势推广他们的州，是州长们长期以来的重要任务之一。看到州长们拼命维护其领地的教育荣誉，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们想不到一个执教于某个级别较低的学校的教授，会对费斯克发动攻击。因为我们假设一个教授还是懂得批评的性质的，知道批评构成观点，而且观点越多、越激烈、越活跃越好。由于你的大学被某家报纸的雇员判低了等级而卷进公开论战，说明你干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与知识有关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这简直是在暗示，你对自己执教的学校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大信心。

我这里指的是大卫·贝内特先生，他是锡拉丘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无疑他希望自己执教的大学在学术质量上被评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却发现，费斯克竟然只给了锡拉丘兹大学二星，这使他大惊失色。评定这个级别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学生们填写的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基于对学生们的个人访谈。根据学生们提供的信息，费斯克写道：“文理学院的文科和理科课程混乱不清”、“授课班大而无当”、“注册登记一团糟”、“图书馆资料不足”、“录取标准看上去并不严格”，以及“大学体育队异常庞大”。同时，费斯克还发现，大多数教学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担当的。受访的学生们几乎没什么道德感，他们告诉费斯克：“甭管是谁，只要付学费都可以进来。”面对这么糟糕的调查结果，费斯克于是给了这所大学二星。然而，贝内特教授的反应不是去纠正这些不足，例如整顿注册混乱，或是改革助教的课程安排（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现象），而是去责怪费斯克对学校弊病的揭露，并对这个在他看来不过是坏消息传播者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他写了一封信给“坏消息传播者”的老板，《纽约时报》出版商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报纸在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威”被费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滥加利用了。他在写给索尔兹伯格的信中还说：“如果不是挂了贵报的名字，《〈纽约时报〉大学选择指南》就会被人当作一个可恶的玩笑丢弃。”

对于这一事关锡拉丘兹大学名誉的事件，同时还牵扯到爱德华·费斯克通过调查得出的、使大学蒙受伤害的级别这样的重大问题，阿瑟·奥茨·索尔兹伯格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忙不迭地向贝内特教授保证，费斯克的书已经被修改，修改内容马上会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来。不过，在他的回复中，索尔兹伯格接着称赞了费斯克和他的助手们，要人们注意这个体现了大量专业查询的、公正真实的报告。但他最后还是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作出了费斯克的书“将来重印和再版”时，不会再用《纽约时报》的名字作书名的决定。我猜想，索尔兹伯格声明将来会让报纸和书名脱钩，无疑是在向人表明，从职业度上讲，一个“高级”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评另外一个“高级”文化机构。

整个这件事，使人了解到学术机构已经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荣誉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们对轻视和批评的敏感，以及它们对荣誉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对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这些正说明了大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替代了过去骑士甚至绅士的阶层。费斯克真正令人恼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选择”一词，本是温文尔雅的机构，他却嘲弄说，好像随便一个什么东西说它自己是一所学院或是一所大学，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烦说明，“他可是个大学毕业生”这样的话很多年前也许有相当的分量，但是今天几乎没什么意义了。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情况就已经变了，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进大学去读书，结果压倒了金钱观念。“金钱”这个词没什么变化，而现实已经极大地改变了。

有种假设被深深织入了美国神话，那就是：有一张大学文凭就意味着某种成功，而不问是从哪一所学校得到的。这种神话很难破灭，甚至在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复杂的等级制度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消失。举例说，直到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者》（The Status Seekers）一书中仍然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张大学文凭，足以表明某人属于“文凭精英”的阶层。其实大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这一观点，就必须设计一个“精英的文凭精英”阶层，因为一个阿姆赫斯特学院、威廉斯学院、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的文凭，无论如何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得自东肯塔基大学、夏威夷太平洋大学、阿肯色州立大学或鲍勃·琼斯大学的学位。当帕卡德说：“一个上过大学的姑娘同一个没上过大学的姑娘相比，嫁给上过大学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显然混淆了事实，因为这种说法的致命错误在于，它忽视了这样的现实：某个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⑤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个从佛罗里达劳德代尔堡的诺瓦学院毕业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还在大谈特谈他为之陶醉的平等观点，可他犯的还是同样的错误。在《陌生人的国家》（<cite>A Nation of Strangers</cite>）中，他喜滋滋地说：“1940年，大约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龄青年进了大学；到了1970年，进大学的人已经达到适龄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上大学的人的比例还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过是被称为“大学”的学校罢了。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变的美国式追求，不过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爱德华·费斯克提出的“选择”信息，恰恰表明真正进了大学的年轻人数目，将总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三左右，其他人只是在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置身于美国高等教育的环境中，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万斯·帕卡德不是惟一被欺骗性语义蒙骗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处都是。在约翰·布鲁克斯的著作《美国的炫耀》中，他也赞成那种比较令人舒服的说法。他划分出“两种基本的美国人阶层：上过大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领域里，只有区别从真正的大学毕业还是从所谓的“大学”毕业才是有意义的。

理查德·伯耶和大卫·萨瓦乔在他们卓有见地的《地区评级年鉴》里评价一所中学时说：“高中毕业班的大多数学生都能上大学，这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被哪些学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学和学院呢？还是那些入学要求很低的学校？”今天，处境最糟糕的社会阶层中的一支，就包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进大学”的那百分之三十。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进了大学，却发现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仅在知识上、艺术上和社会地位上，在经济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国的社会阶层》一书中，科尔曼和雷沃特发现，进一所好大学，或者照我的说法是真正的大学，可以使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进一所费斯克选出的五星级货真价实的大学，收入可以在那基础上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他们还发现，如果你毕业于一所“不可选择”的大学，也就是费斯克礼貌地没有提到的剩下那1782所学校中的一所，那么你获得的就是“无收入优势”。全无收入优势可言。

某些时候，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都看穿了学院的骗术（原谅我这么说），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毕业于一所学术要求不高的大学，而且成绩中等偏上。当她开始在纽约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工作时，受到的只是同事们“不当回事”的粗暴对待。她鼓起勇气（我称之为蛮勇），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大学校长，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过，人们就是明白了“大学与社会地位”这一伟大的骗局，也通常不说出来。这是一种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疼痛，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错，却不知道错在哪里，而当事人通常会因此受到很深的伤害。正如一个人告诉科尔曼和雷沃特的，进入某个不入流的学校证明了如下事实：“本来进大学是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发现自己全然没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为他上的是一所没名气的大学。尽管进大学的门是敞开的，但像保罗·布卢姆伯格观察到的，真相是“现存的教育体制已经成功地取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因此变成一个再造等级结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个原因是，上层阶级的孩子上大学的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且他们上的一定是好大学。比如他们上斯沃斯莫尔学院⑥，而贫民阶层的孩子上匹兹堡的卡尔罗学院。其结果是，中上层阶级司空见惯的事，却会使中产阶级和贫民阶层瞠目结舌。“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伦纳德·赖斯曼写道，“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当然，玩世不恭的人会说，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向所有人开放高等教育的美丽幌子下，稳定阶级之间的严酷界限。

一个如此明目张胆的社会等级骗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发生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所说的欺骗正是在欢呼“开放教育机会”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应充足，通过简单地付钱就可以买到的话，这个计划就会成功。可遗憾的是，知识、学习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称说“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轻而易举使一个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会的开放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此两种办法可以统称为“自然提升法”。

20世纪60年代所发生的一切，简单讲就是在这个国家司空见惯的一个变本加厉过程，膨胀、浮夸、狂妄自大。这一点清楚地在70年代一个公民喜出望外的表达中体现出来：“英国有2所大学，法国有4所，德国有10所，而俄亥俄一个州就有37所。”这里每一所学院都想成为一个大学，就像每一个雇员都想成为“管理者”，而每一个管理者又都想当上副总裁一样，简直就像天经地义的事。

结果呢？全国的州立学院和师范学校一下子都命名为大学了，而且它们怀着甩掉贫困这一世上最良好的动机放手干了起来。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它地处伊利诺伊州的卡本代尔，是一个既没有学术影响、又没有文化传统的穷乡僻壤，以前只不过是一所师范学院，但是现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学生，而且还有自己的“大学出版社”。真实情况是，绝大多数获得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文凭的学生，还在从事教育领域里的工作，这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曾经是师范学校的标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几百个其他学校，像波尔州立大学、肯特州立大学、怀特州立大学（在俄亥俄州的德顿城）和北依阿华大学。观看过最近一场全国篮球锦标赛的许多电视观众一定像我一样，对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比赛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身份疑惑重重。这所学校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哈里森堡，不久前还是麦迪逊学院，一所平庸的师范学校，现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个可以与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索邦神学院⑦平起平坐的地位，可它的专业还是集中在小学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学术能力考试中的语言能力分数，位于大学入学平均分数线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国篮球大赛上没有参赛的大学，也许可以顺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个学术质量高的学校指南。起码可以通过追踪那些总是出现在大赛中的球队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德顿大学、德保罗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怀俄明大学（还记得费斯克对怀俄明大学的调查发现吗？）、薛顿贺尔大学，还有布莱德利大学。体育节目评论员称这些大学为“学校”（他们会说“某某是个篮球极棒的学校”）， 对此类机构的这种称呼一般比各州政府准确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赋予了它们大学的地位）。至于私立学校，我们有新泽西州的费尔莱迪金森大学。20世纪40年代以前它是一所两年制学院，实行GI法案以后，退伍军人的钱极大地刺激了它的发展。再者，西雅图一所商业学校从学院到取得大学地位，中间只用了短短九年。这所创建于

1972年的城市学院，1982年宣布已经成长为大学。可悲的是，世上有许多无辜的人会真的相信这家学校是一所大学。

有时，这些学校的诞生和被人认可，是通过下面的推理实现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学都是根据所在地进行命名，像牛津和剑桥，如果存在着像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这样的机构，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学校也标在地图上，发明出诸如埃文斯维尔大学、达拉斯大学、休斯顿大学，或者路易维尔大学之类的学府，并且神气地授予它们同样的地位呢？一个地方没有学习精神有什么关系？人们不知道求知欲和钻研有什么关系？如果知识分子的严肃精神和高深思想只能引起别人的紧张不安，要它们有什么用呢？

把“学院”提高到“大学”，这种做法和美国人长期形成的习惯颇为一致，即人们习惯用增加词的音节的办法来抬高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例如，学院（college）只有两个音节，神学院（seminary）也只有四个音节，可是大学（university）有五个音节，再加上以示区别的名字，就有了下面的：

<blockquote>

阿拉巴马蒙特瓦罗大学

阿拉巴马桑佛德大学

加利福尼亚西海岸大学

加利福尼亚伍德伯里大学

上艾奥瓦大学

肯塔基特兰西瓦尼亚大学

北卡罗来纳萧尔大学

俄克拉荷马卡梅隆大学

俄克拉荷马菲利普斯大学

得克萨斯中西大学

得克萨斯泛美大学

</blockquote>

以上这些例子不过仅仅擦着了一点皮毛而已。这些学校中的许多，是从以福音布道者名字命名的小教会学校开始起家的，然后再把自己提升为一个神学院，接着再更其名为“大学”。当然，这些学校远不是最糟的，还存在大量比这种学校地位还低的东西，它们才是真正的底层。那里人们听也没听说过大学，只知道明目张胆地欺骗，用钱买一纸伪造的博士文凭和个人简历。由于在这个国家办一所大学如此容易，顾客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才成。甚至在首都华盛顿特区，都有一所叫做玛赫西国际大学自然法学院的学校。事实上有钱人和穷人一样容易上当受骗。最近看到一所学术上根本没听说过的东北部的大学，它的学费每年（1980年）为7100美金，名列美国最昂贵学校的前十位，真让人震惊，居然与耶鲁、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普林斯顿和哈佛等学校并驾齐驱。

想弄清楚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如何落地生根，又如何变得名声远扬并不太难。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大块地，不知怎么逃脱了被用来建造大片“花园公寓”的命运，除了中间有几栋建筑外，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地空着。多年以前，路边有块牌子，标明那些建筑属于“康索拉塔神父”所有。过了几年，一座带拱顶的大砖建筑开始拔地而起，与毗邻的一栋建筑连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一个学生宿舍区。现在牌子上写的是“康索拉塔传教会”，人们担心很快又要有大动作。我这样预见下面将要发生的事，而且会很快：又有几栋建筑将要竣工，而且一座气派的大门就要出现，上面将大书：“康索拉塔学院”。几年之后，有了更多的建筑，招牌将在一夜之间更名为“康索拉塔大学”。那时，这个机构就可以证明它的称号名副其实了，因为它有了自己著名的橄榄球队、鼓乐队、团体操队，以及随处可见的轮椅坡道和为残疾人设立的特别课程。接着将会有花样繁多的海外课程：康索拉塔巴勒莫分校、康索拉塔库萨达斯分校、康索拉塔海德拉巴⑧分校。然后，在你还没有听说过它之前，

20世纪50年代以来常见的情景。 地下的牌子上写着“学校”；门上的牌子上写着“学院”；两人抬着的牌子上写着“大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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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纽约书评》上看到康索拉塔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有着《结构主义与乔治·艾略特的悖论》、《萨缪尔·约翰逊写作中缺少的马克思主义维度》一类的书名。然后，康索拉塔大学将一本正经得像其他大学一样，因而再不会有人把它当作昙花一现的笑谈了。

由于形迹可疑的低等大学正在不断增加，使得少数顶尖学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等级标准更显必要和有价值。它们在大学的总体中是少数，课程设置遵守学术自由原则，因而比较令人放心，学术标准也更有保障。正因为它们顽固的不妥协特点，因此才能经得起比较。这点可以从你在新英格兰和东部各州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中得到佐证：“他上的学校可不是常青藤⑨的。”不过顶层阶级大体上是在大学之外的，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这枚等级徽章。我们可以说，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就像道格拉斯·萨瑟兰所说的英国绅士，他们的子女“被指望在一切方面都循规蹈矩，学业优异通常不被看作是一个区别于常人的标准。此种态度完全和这个阶层从来不去赚钱的清高相辅相成，他们只喜欢以业余身份做事情”。从事任何职业性的工作都是丢人现眼的。因此，萨瑟兰说，“一个绅士绝不在汽车里朝他的仪表盘下面看，因为他对引擎一无所知。”由于数不清的理由，看不见的顶层和上层阶级经常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形迹可疑的学院，部分是出于心甘情愿的无知，部分是以守为攻，知道他们的孩子进不了好学校，再就是出于沾沾自喜的怪僻和固执。科尼里斯·文德比尔特·惠特尼再次证实了这一心理。他的女儿和他女儿的朋友们上的不是瓦萨学院或者卫斯理女子学院⑩，甚至也不是东北大学或惠顿学院，而是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学院。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反常，他还故意说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欢去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转悠，“去年12月份我在那里取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他接着说，在那里吃午饭的时候，“人们把我们介绍给其他人时都称惠特尼博士和惠特尼博士，这后一个是说我夫人玛丽，她已经被瑞士莱辛美国学校授予了人文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历史悠久的好学校，像普林斯顿和耶鲁，常被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⑪和约翰·奥哈拉这样典型的中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美国人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标志和证明。他们俩谁也没能从他们选择的顶尖大学毕业，奥哈拉甚至都没去上他本可以去上的耶鲁大学，他终生都在翻阅1924年的学校年鉴魂牵梦萦着这件事。这二位都把他们的大学提到了神圣的位置，或者把大学看作一个可以通过归属感救赎自己的神圣会社，而且肯定都会把他们最崇尚的学校标志贴在他们的汽车后窗上。像大多数中产阶级一样，他们俩都是“team player”⑫，除非归属于某一团体，否则他们很难想象自己的身份。

好学校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力，在菲利普·罗思⑬的《再见，哥伦布》（<cite>Goodbye, Columbus</cite>，1959年）中有很好的记述。书中的主人公在回忆时，对比了贫困的纽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阶层聚居的绍特黑尔的街道，后者都是根据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鲍登、康奈尔、达特茅斯、哈佛等等。《社会名流纪事》杂志发现，由于如此经常地提到同样的那些学院，为了方便工作，不得不使用一张缩写字母表。常青藤联盟的学校当然都在上面，不过也有霍巴特学院、利哈伊大学、纽约市立学院、伦斯勒理工学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学。可以确信，如果不是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顽强记忆，常青藤学校的荣誉早就在普通大众中销声匿迹了。如果今天有两条船往来于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经营它们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个世纪以前那样，用耶鲁或哈佛来为船命名，以使它们更上档次。

可是，常青藤学校对中上层阶级依然发挥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号召力，如果你没能去读它们，最好是远离它们，而且要有相当的距离，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剑桥城、纽黑文、普罗维登斯、汉诺威、普林斯顿⑭一类的地方。推迟了上常青藤学校雄心壮志的人，正是居于更上层的阶级。正如C·赖特·米尔斯观察到的那样，“去读哈佛或耶鲁或普林斯顿已经不算什么了，只有去读那些排外的寄宿制预科学校才真正算数。”除非一个人上过霍奇基斯、格罗顿、希尔、圣马克、安多福、埃克塞特，或者米尔顿等预科学校⑮，不然拼命往常青藤学校里钻的做法从社会角度讲都像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还是得不到上等人的地位。独具慧眼的《大学预科生手册》（<cite>The Preppy Handbook</cite>）知道，上一所好的预科学校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一所有实力把学生“喂”进常青藤的预科学校。选择正确的学校是关键，因为“尽可能上最好的（学校），那样，你就可以在挥动手帕告别或拍打着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后一节之后一劳永逸了。”“仅有成功还不够，”戈尔·维达尔⑯说，“还必须有人失败。”光有一个威廉姆斯学院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南密西西比大学来衬托前者的价值，这样，双方才能在伟大的美国高校等级体系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滑稽是不是？无可置疑，美国人出于令人厌倦的地位竞争目的，必须依赖高等教育体系。同样滑稽的是，为了维护这一目的，必须有像贝内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来保卫中上层阶级的尊严和荣誉，使其免遭揭露和诋毁。如果这类事还带有喜剧性，那么其他一些事情一点也不滑稽。由于这些大学在分配社会荣誉上拥有不同凡响的力量，为了获得社会地位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厮杀，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为了社会地位而碰得头破血流、希望破灭的人，在高校校园里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进取心的学生，也包括那些本来计划要进哥伦比亚大学，到头来却被俄亥俄卫斯理安大学录取了的孩子们。

甚至教授们也是如此。我虽然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教授，由于没能在“最优选择”的大学执教而被迫去了一个“高优选择”或仅仅是“值得选择”的学校，导致失去社会地位而自杀或杀人的。但我知道有许多大学教师被羞愧和对自己无能的负疚所摧垮，并且从那时起，怀着苦涩的心情把他们的一生倾注到对社会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养智慧和做学问上。无论对于学生还是老师，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是贵族沙龙、王室接见会、封建朝廷的现代翻版。任何不明白这一点的人，都应该更努力地研究研究这一现象。实际情况是，尽管根据宪法，这个国家没有哪一个机构有权授予贵族头衔，但大学似乎是个例外，或者它们干的很像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