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侯治蜀 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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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34]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即将其称之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
[35]孔融事见《后汉书·孔融传》,荀彧事见前述。
[36]范文澜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37]《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三国志·张裔传》则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38]见《三国志》之《周群传》、《彭羕传》、《廖立传》、《来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