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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爱情敌：
乾隆并没有因与傅恒妻相爱就迫害傅恒，反而看重傅恒“是个文武全才”，提拔傅恒当了宰相。
乾隆爱宫人：
乾隆下旨：“在宫中服役满七年或年过二十五岁的宫人，一概放归，通知各家接领。”
乾隆爱动物：
乾隆有一次打猎，碰到两只黄羊，正要放箭，突然弃弓收缰，放走黄羊。纪昀问乾隆为何收缰，“乾隆没有立刻回答，望着烛火，许久才幽幽地说道：‘朕看见那老母黄羊在舐小黄羊身上的血，突然又不忍射杀它们了。’”
乾隆爱传统文化：
乾隆主持修《四库全书》，把当时皇史nfda9里的秘藏书全编进去，同时征集海内民间所藏图书一齐编入。
……
乾隆在二月河笔下成为了博爱皇帝。
康熙在二月河笔下成了为民皇帝，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没有铺陈开写康熙的博爱，重点写了康熙如何爱民。
康熙很是有“人民性”，他的一切文治武功都是为民着想。他对大臣的宣称：“秦始皇以砖石为盾，朕以天下臣民为长城。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依然如故。众卿须牢记朕今日此语!”当然他的撤藩也成了为民的举措了，他说：“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朝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更为百姓休养生息。”他说征讨葛尔丹也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西北人民亿兆，地方万里，如今正在葛尔丹铁啼下苟延残喘。”百姓在康熙眼中远胜过朝臣，康熙说：“十个朝廷大臣说朕好，比不上一个民女的话。”
乾隆私访是以考察吏治国情为主，有时还搞些风流韵事。而康熙私访的主要目的是救民于水火之中。二月河多次写康熙发觉人间有不平事之后，突然亮明身份：手下人高喊“圣驾在此，谁敢无礼”！接着让读者与康熙一道过足了惩恶扬善为民作主的瘾。
私访中乾隆经常遇到这样一些小事儿：
乾隆“一躬腰出了轿车，顺手搀起一位老者道：‘老人家，上岁数了，请起吧’”；“站在旁边的康熙看到下水的民nfda7们大腿上被冰花子扎了密密麻麻的血口子，有的还在淌着殷红的鲜血，心里陡地一热”；“卖酒妇女递给康熙酒，说：‘万岁爷用一碗酒暖和暖和身子!’康熙毫不迟疑，端起来一饮而尽，抹一把嘴高声赞道：‘好酒’”；歌女小红卖唱喊冤，康熙为她主持公道，特意写旨给杭州县令，递给小红并说：“免了你家赋捐，叫他再资助你们些，就好度日了。”三十多年后康熙私访又遇到小红在街头卖茶，康熙赠给她三百两银子，并为她亲书了御赐的招牌；康熙路遇讨饭女娃受人羞辱，“不禁大起恻隐之心”，立即赏饭给女娃，随后还给她找了婆家。
私访中康熙还遇到几件大事：
康熙在永定河旁发现四品道台朱甫祥克扣工银，还“逼着民伕下冰河劳作”，以“劳民伤财无益之举”当幌子，欺骗朝廷。康熙毅然当众杀掉朱甫祥，安慰民伕：“尔等皆朕的良善子民，回去好好生业，河工免了!”康熙带领魏东亭等人在京城的牛街清真寺，与蓄谋造反夺帝位的杨起隆大战一场，赶跑杨起隆，维护了回族百姓的生命安全，并“着户部拨银五万交给长老，重修牛街清真寺!”在微山湖，康熙只带两名随从人员，闯入盗匪窝中，说服匪首刘铁成弃暗投明。刘同意后，康熙准许刘从军为国效力。这不但为百姓除掉盗匪，还将数百盗匪招安为官军。真是一举两得。
由于康熙深度爱民，民也爱戴康熙，“就是山野樵夫、贩夫，也无不私下称颂康熙的德政”。
通过以上的文本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出二月河用他的笔墨为读者塑造出三位德才兼备的好皇帝。二月河正是通过这三位好皇帝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他的小说的主题思想：唯皇史观。二月河创作皇帝三部曲的目的就是宣扬唯皇史观，应该说：他用五百多万的字数实现了目的。
篡改历史 唯皇史观
唯皇史观认为：一个好皇帝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可以永远保证国家强盛和百姓安居乐业，封建的皇权专制是很好的制度，根本不要进行改变政体，改变生产方式，改变思想观念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
唯皇史观当然属于唯心史观体系。
唯皇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反动。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呼唤民主和法制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在中国正加速走向更加民主的社会的时代宣扬唯皇史观，无疑是在逆历史大潮而动，无疑是非常反动的。
历史小说可以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虚构，但这种虚构不是毫无限度的，应该对历史的真实面目有一定的依赖性。然而二月河站在唯皇史观的立场上，任意篡改史实，运用了任意编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给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个皇帝的头上戴上了“创建文治武功”、“内圣外王”、“宽厚仁爱”的光环。其实稍一推敲，这些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三个皇帝对西北的多次用兵，其实是败多胜少，是三朝西北边政大失败的证明。例如康熙的开博学鸿儒科，只不过是为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是一种统治术而已，对文化发展没任何贡献。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专制行为，与秦始皇的焚书是异曲同工之举。例如雍正根本就没搞什么改革。他推行的“一体当差”，在清初顺治时期就已经实行，而他搞的“摊丁入亩”，只不过是明朝“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的翻版而已。至于被二月河着力吹捧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看似是雍正的一项重大改革，其实质是将官吏们贪污、额外加赋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合法化了。雍正从不承认搞过什么改革，“改革”是二月河为美化雍正而加在雍正头上的美誉，史书上曾记过雍正四年，雍正说过这样一段话：“朕御极以来，用人行政之事，皆效法皇考，凡朕所行政务，皆皇考已行之旧章，所颁谕旨，皆皇考已颁之宝训，初未尝少有所增损更张也。”还例如乾隆的六次下江南，其目的是巩固在南方的统治，不但不像二月河所写的那样“为民做主”，反而大肆挥霍银两，戕害国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实属祸国殃民。
二月河称颂三位皇帝人品的故事情节，大多是二月河精心编造的，没有任何史学研究成果作依据。二月河的编造违背了封建皇权社会的本质。封建帝王制度漠视人权，不把人当人，戕害着每个人的心灵和肉体，使人变成非人。这种制度和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腐蚀着皇帝，使皇帝成为非人，异化成丧失人性的暴君。封建帝王专制制度是产生暴君、暴官和暴民的最优质土壤，一部二十四史，就是暴君残害百姓的历史，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暴民是被暴君和暴官催生的产物，他们被逼造反，失败了就被史官写成匪，成功了，就成了新的暴君。这种循环就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规律。循环的动因，乃是君之“暴”，所以金圣叹称之为“乱自上作”。君之暴源自于制度的本质。专制制度下注定不会有品格高尚的统治者，鸡不能生出鸭蛋来。不杀人，不无耻，不厚黑，不搞阴谋，怎么能保住皇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