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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的成名作《雨，沙沙沙》于1980年发表于《北京文艺》第六期，故事写了一个向往美好爱情的姑娘雯雯对爱情和美梦的渴望，并在一个小雨沙沙的夜晚遇着了一个神秘而可靠的小伙子。情节非常简单，也不具备优秀小说的要素。但是在冰雪初消的中国大地能够唱出邓丽君的歌，主题超前，成名有其道理。
王安忆的代表作《小鲍庄》和《叔叔的故事》，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比其成名作高多了。《小鲍庄》属时代的产物，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尤其是结尾县委书记的出场，使其艺术价值大打折扣，有“宣传家”和“帮忙文学”之嫌，不值得做文本分析。但《叔叔的故事》则不同，于1990年在《收获》有影射攻击合作化运动之嫌，被错划成右派，并被遣返回乡，在苏北的一所小镇上的学校里劳动改造，起先是做校工，接着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菜、喂猪，摘帽后开始教书。后来，一位学生的姐姐嫁给了他，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有趣的是，叔叔后来离婚了，究竟是由于感情破裂还是第三者插足，清晰而模糊。总之，叔叔是一位高大英俊，浪漫多情，而又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伴随着他忧伤的二胡曲子，曾在乡下度过了屈辱而痛苦的时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叔叔的流氓问题平反了，右派问题改正了，风华正茂的叔叔开始写散文和小说，逐渐成名，被调往省城。在先后经历过几场爱情故事后，叔叔彻底堕落了，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造就了许多独身的女人，独自过着寂寞而无聊的生活。离婚多年后，儿子大宝长大了，并到省城来找他。由于感情的隔膜与相互的仇视，父子间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差点断送了叔叔的性命。在这篇小说中，充分显示了王安忆娴熟的叙事技巧和高超的文字功底，以及深刻的思想。小说一开始就引用了叔叔的警句：“原先我认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进而演绎出叙述者自己的思想：“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文本的过人之处，就是用虚构和真实的重叠来拆解和阐释这一思想。在重叠的分析性叙述中，叔叔还牢记了一则俄罗斯童话，关于喝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则活三百年的乌鸦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这一句有力的话语成了叔叔赖以生存的座右铭。尤其是在结尾，尽管叔叔打败了自己的儿子，但他自己的内心中却有了一种自己被打败的感觉：“将儿子打败的父亲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叔叔不止一遍地想：他再也不会快乐了。”这种灵魂的自我扣问反复出现，叙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交相呼应。叔叔这一代人背负着思想的苦役，主观地认为自己的受苦一部分归因于选择了错误的思考方式，而没有意识到人所受到的制约是多么不可违抗，若说是人选择了思想方式，不如说是思想方式选择了人。我们以为什么都可随心所欲，做游戏也可不遵守规则。小说这世界给予我们的是假象，我们以为现实也如小说一样，可以任意指点江山；我们以为现实和小说一样，也是一种高智力游戏。小说给予我们和叔叔的迷惑是一样的，它蒙取了我们的信任，以为自己生活在自己编造的故事里。这一个虚构的世界蒙骗了我们两代人，还将蒙骗更多代的人们。如今的叔叔已不再会激动与痛苦，悲恸只是一个文学的概念。他在小说中体验和创造了人生，他现实的人生不再上演悲喜剧了。这是一个短暂的自由的日子，给予人们许多随心所欲的妄想。待这日子过去，叔叔才可明白他做一名彻底的纯粹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妄想，是一场漫长的白日梦。到了那时，他会想：我原来是想从现实中逃跑啊!这流畅而富有哲理的大段大段的心理分析，发生在“八九风波”之后，自然使人感慨万千。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她可以在飘忽不定之间，表达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王安忆的深刻恰恰就在这里。
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利一定有弊，过于聪明就成了愚蠢。王安忆的愚蠢就在于虚构和真实之间的度她没有把握好，尽管她知道该怎么写，但终究露出了匠人的人工痕迹，而不是浑然天成。于是，深刻就变成了“肤浅中的深刻”。再加上她蜻蜓点水式的罗嗦叙述，表面上细腻深刻，其实她精心搭建的阳台，每一处都可建成一座花园。复杂之极归于平庸，游戏之极无何可用——恰恰是充溢着力量的人的理想，是“稚气”。神的稚气是嬉戏着的儿童。
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又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于我们太过严肃，太过沉重，我们承受不起。但是我们可以编深刻的故事，我们竞赛似地，比谁的故事更深刻。
小说是讲故事，并不是编故事，编出来的故事总有破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脱猎人的眼睛。从主题上来看，王安忆试图从叔叔的故事中表达对时代的反省，但王安忆的反省是没有力量的。首先对叔叔来说，从小对他震动最大的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也就是说他宁愿喝鲜血三十年，也不愿吃腐尸三百年，追求一种有自由、有质量、有尊严的生活，但这种尊严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生根发芽，既没有在婚姻中自己把握，也没有在爱情中自我选择，离婚前的两次重大事件中都没有鹰的表现。既没有在“婚外恋事故”中为女学生一枝花负责，任凭学生的父兄和悍妇妻子玷污他们的爱情(否则，他不会从此堕落)，也没有在家庭生活中扬眉吐气，前次是“脸色苍白，眼神惶乱，他的膝头打着颤，想说话却说不出声”，后次是当妻子污辱他时，他只能站在那里无声地哭泣起来，然后弯腰拾起掉在地上的书来，默默地去读书。沉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堕落的理由吗?如果说这两次丧失“鹰”的尊严，是由于右派而抬不起头，那么他平反后在对待大姐和小米的爱情上就有理由再一次“不负责任”吗?他不爱小米，可以由于生理需要而和小米睡觉，那么大姐呢?仅仅是一次早泄或心理的矛盾就能让美好的爱情付之东流吗?这又和时代有多大关系?真正的悲剧是敢于直面苦难，并勇敢地承担苦难，否则就成了丧失灵魂的空心人，或者欲望的工具。最不可思议的是，当叔叔面对自己的儿子时，他既没有良知和怜悯来同情帮助自己的亲骨肉，也没有尽自己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是躲避或冷漠，甚至无耻卑鄙到当着年幼的儿子和一个年轻女人寻欢作乐。一个大作家、高级知识分子、精神领袖怎么能堕落到这种地步，难道也是时代的原因吗?一种理由是这个主人公没有灵魂，一种理由是作家让主人公堕落。这就是虚构出来的生活，说白了，就是胡编滥造。胡编滥造出来的深刻，是虚假的深刻，肤浅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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