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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典型的池莉式的力单味薄的议论里，你读到了什么?先是没有来由的绝望和无奈；接着，是同样忽焉而来的“坚信”，一种抽象、虚飘、含混的“坚信”；随后，是几乎所有池莉的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的小市民式的“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式的关于幸福生活的想象和表白。这些轻飘飘的思想和苍白的想象，被胡乱地搅拌在一起，放到作品中。但是，这些“杂乱思绪”，并不能形成明确而深刻的主题，就像用发了霉的陈米熬成的“烂粥”，尽管“热气腾腾”、“无色无味”，但却不能被当作可口的美味佳肴一样。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对池莉来讲，这实在是极好的忠告，值得再三思之，然后遵行。
三 小
从内在的精神视境上看，池莉的《看麦娘》同她的其它许多小说一样有个不足，那就是小。是小家子气的小，是小情调的小，是小感伤的小，是小懊恼的小，是小满足的小，是小快乐的小。刘熙载在《艺概》中论诗：“景有大小，情有久暂。诗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此。”(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第123页)小说亦如此。但是，读池莉的小说，你不必有这样的忧虑，因为，她的小说是只有小的。只有小也不打紧，如果它能臻达刘熙载论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时所说的那种“虽小却好”(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2页，第123页)的境界。但是，在《看麦娘》中，小与好之间，永远隔着一条渡不过去的河。
不用说，《看麦娘》对与六月二十一日相关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介绍，对“父亲”在蜂窝煤上撒粉笔灰的“聪明”的赞赏，对“炸爆米花”的历史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细述，都给人一种卖弄辁才小慧的感觉；它对男人反复议论，对上官瑞芳站在“父亲”的麦地旁“不停地吟唱”的叙述，对“两种大类型”的中年女人的议论，“我”对上官瑞祥的“何等深情何等浪漫的歌声”的夸赞和对他的“洋女人的乳房又是如何丰满肥大”的描写，都给人一种小情小调，缺乏意义的感觉；它关于“我”父亲之死的叙述，是小悲伤，因为它有声无情，并不感人；它关于“我”丈夫于世杰与女作者的恋情的叙述，是小懊恼，因为“我”的态度虚伪而奇怪；它关于“我们单位”办公室“根据形势需要装修”等腐败现象的议论，是小不平，不疼不痒，缺乏批判的锋芒；到了结尾，“我只有与上官瑞芳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看着围绕湖上岛盘旋的鸽群，感知(看着?)些许的金色阳光，在照耀我们裙角的看麦娘草，只有这样，我们的心便(才?)会一刻一刻趋于安宁。”(第31页)，而这，正是轻飘飘的小满足、小陶醉。
小与浅和薄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与深和厚是无缘的。《看麦娘》缺乏深刻的意义感，缺乏丰富的情感含藏，因此，阅读这篇小说，你的心灵更多的是被疲劳感和厌倦感折磨着，很少被感动，很少看到深刻的思想之光。
小又是俗的亲兄弟。甚至，可以说，小正是因为俗才小的。俗既包括庸俗，也包括粗俗。池莉是自觉地追求俗的。她的俗是躲在“大众”的幕布后面的。她说：“我首先希望我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正常人。我能够与大多数人一样吃东西很香，穿着得体，知热知冷，知好知歹。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活的视点。”(《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但池莉的“世俗的眼光”和“世俗的语言”离庸俗甚至粗俗的距离实在太近。她并没有通过有效的努力，将“世俗”的生活提升到俗中见雅的境界，无论从道德视境上，还是从审美趣味上来看，她始终都滞留在，甚至陶醉在“世俗”的生活之中。
在《看麦娘》中，池莉毫无必要写一只小公狗如何“只好跷起一条腿，朝肮脏的不锈钢垃圾筒撒尿”(第15页)，写于世杰对“我”大吼大叫地骂：“你她妈有毛病啊?傻子啊?……妈的个老屄!”(第17页)或者，让于世杰一句接一句地说“我操”(第28页)。其实，不加节制地将市井无赖式的粗话写进小说，是池莉不少小说都存在的问题。在短篇小说《一种占卜的草》中，欧滔天之所以欣赏李蓍，就是因为她总是把“我操”挂在嘴上，就是因为她觉得她的这句粗话“别有韵致”(《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在《汉口永远的浪漫》一开始的第一段文字中，池莉就写小说中的徐华打了个喷嚏，随即，“吼了一声：‘我日他妈这春天!’”(《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接下来，“婊子”、“乌龟王八蛋”、“我操”、“骚卖粉的”等粗话更是反复出现。而在并不算太长的短篇小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婊子养的”这句话就出现了十一次之多，在一个地方一连四句的对话中，这句粗话就出现了三次，此外，还有两句“个巴妈苕货”和“个巴妈”在伴奏。(《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退一步说，即使现实生活中的起初情形，确如这篇小说中的“嫂子”说的那样，所有武汉人都拿这些话当“口头语”，那我们也不认为如此忠实地将它写入小说中，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必须，是一件符合审美教养的事情。对一个具有审美创造力、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自觉的道德意识的小说家来讲，写作即意味着升华与超越，意味着一种道德努力，意味着用雅的方式写俗，用美的方式写丑，而不是让自己的小说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形一样粗俗。小说家不仅要如其所是地状写现实，还要按其当是的样子评价现实，要对现实显示自己的审美立场和道德态度。是的，他必须有一种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正像利维斯所指出的那样，“在本质上，就包含了富于想象力的同情、道德甄别力和对相关人性价值的判断”。(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在利维斯看来，乔治·爱略特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道德责任感”，才成为比福楼拜和乔伊斯更伟大的作家。像池莉一样，乔治·爱略特也是个女作家，也关注最“世俗”的“现实”，也写普通人的“道德平庸”，但是，与池莉不同的是，“她在其中看到了可予以同情的东西，而且她写它们，为的是强调人性的尊严”(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对于“现实”，“她看得太明，悟得太透，一副品评家的目光把一切都同她最为深刻的经验挂上了钩，其结果——她那生机勃勃的价值观全部牵动了，而且发出了灵敏的回应。(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她对人性的弱点和道德残缺，有冷静的态度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她写的是人性的弱点和平庸之处，但她并不以为其卑劣可鄙，或敌视或自欺欺人地纵容之”。(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大师的经验是可信赖的，池莉应该从这些经验中领悟可遵行的原则。
